延安时期陈云商品经济思想述论
2017-06-13 09:50:10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王 杰 李春芳  点击：  复制链接

　　[摘要]20世纪40年代初期，由于国民党政府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封锁，边区财政经济陷入严重困难之中。为了加强对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领导，陈云受命主政边区经济。面对流通居于经济运行枢纽地位的现实，陈云指出生产决定流通的规律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可以发生置换，确定发展商品经济方向;区别商品经济性质，发展“为人民”的商品经济;确立以“经济为主、政治为辅”的经济指导思想，构建统一经济架构;采用以无产阶级的主义、资产阶级的方法，“学会做共产党的商人”，实际形成战时商品经济大纲，从而使延安时期成为中国共产党探索商品经济的一个集大成阶段，对后来的实践和理论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陈云;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商品经济

　　20世纪40年代初期，由于国民党政府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封锁，边区财政经济陷入严重困难之中。为了加强对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领导，陈云受命主政边区经济。面对中国共产党要不要发展商品经济、发展什么样的商品经济和怎样发展等现实问题，陈云结合实际，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对实现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中国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大胆进行理论创新，奠定发展

　　商品经济的思想基础陈云自青少年时期起，就学习经营商业，后来又学习过政治经济学等马克思主义理论。长期的实际经营和不懈学习，使他知晓商品经济运行大观，深谙其内在机理，积淀了深厚的商品经济思想。

　　1、确定发展商品经济的方向。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见，商品经济终将消亡。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申明：商品经济消亡是与生产资料全部社会占有同一的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多次申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私有制不会被一下子消灭。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理论假设，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因实现劳动直接交换，个人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商品货币关系已不复存在，而按劳分配贯彻商品经济等价交换原则状况将存在至“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但在较长时期里因受教条主义的影响，忽视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按劳分配贯彻商品经济等价交换原则的思想，就连陈云也“从来没有想过当共产党还要做生意”(参见《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80页。)。

　　陕北地区自古经济结构单一，依赖域外贸易维系低水平供求平衡。陕甘宁边区建立后，随着人口非自然增长特别是“公家”消费快速增加，持续加剧为“鱼大水小”的矛盾，积极扩大对外(国统区)贸易，成为实现边区供求平衡的必然选择。马克思揭示生产与交换等环节关系规律，明确生产决定交换是一般形态，交换决定生产是其“片面形式”。(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2页。)陈云统揽陕甘宁边区内部生产供给不能满足民众和政府需求的实际，发展了马克思生产和交换关系规律的理论，揭示在特定经济环境中生产和交换关系发生“片面形式”可以上升为一般形式的特殊置换，明确指出：“生产要经过交换，没有这个过程，生产就要陷于停顿，社会就不可能发展。所以，交换过程对于生产有决定意义。”(《陈云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87页。)

　　社会再生产序列中“交换过程对于生产有决定意义”，从理论层次上廓清了破解出入两难(盐及其他特产出口和日用工业品进口)是边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关键所在。陈云认为，发展边区经济，关键是“把东西能够卖出去，如卖不出去，问题就来了。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开支很大，我们的东西卖不出去，需要的就拿不进来，所以必须发展贸易。”(参见《陈云文集》第1卷，第383页。)这就从理论上为共产党“要做生意”奠定了基础，在大政方针上明确了边区要发展商品经济的方向。1944年，陈云重申：边区“实行管理进口，保护出口，发展内贸的政策”，“边区内贸完全自由，对外贸易基本自由”。(参见《陈云年谱》上卷，第402-403页。)所谓内贸完全自由，就是在不违反政府法令的前提下，不问边区内地商人或老百姓，也不问来自边区外边的商人或老百姓，都有在边区内部做买卖的自由。政府不但不用国有资本来统治或垄断，而且还要帮助公私商业及消费合作社发展，特别是奖励和保护私人商业的发展，使他们有货卖，有钱赚。(参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4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1页。)

　　2、明确发展“为人民”的商品经济。陈云还从理论层次廓清了边区要发展什么样的商品经济问题。他比较各种类型的商品经济，剖析不同商品经济的经营目的，深刻揭示不同的经营目的决定商品经济不同的性质，提出要区别不同性质的商品经济--“为个人”的商品经济和“为人民”的商品经济概念，郑重申明共产党要发展的是“为人民”的商品经济，而不是为个人“招财进宝、黄金万两”的商品经济。他强调：我们也是商人，但是前面又加上一顶帽子，叫做共产党，这就是与普通商人的基本区别。(参见《陈云文集》第1卷，第375页。)这为发展“为人民”的商品经济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立足经营主体--目的说，区别“为个人”的商品经济和“为人民”的商品经济，是陈云经济思想史上第一次对不同性质商品经济的界别。不敢妄断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上对商品经济不同性质的最早界定，但确凿的史料证明，斯大林界别不同性质商品经济的“周围经济条件”说“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我国的商品生产并不是通常的商品生产”。(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7页。)，国内绝大多数学人最早知晓是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译本出版后;毛泽东界别不同性质商品经济的“制度联系说”“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9页。)，则提出于1958年的郑州会议期间。虽然陈云的经营主体--目的说，既不同于斯大林，也不同于毛泽东，但这无疑是对区别商品经济性质理论较早的探索，是这一理论否定之否定发展的重要成果。

　　二、确立统一经济做生意的大政方略

　　陕甘宁边区在四面受敌的环境中发展商品经济，以分散的农业经济直面依托广阔资源支持的商人群体开展对外贸易，必须统一对外、集中力量，在彼强我弱的形势下形成局部我强彼弱的有利格局。1938年以来边区政府多次发出统一财政的命令，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小公”冲击“大公”已是发展经济的重大障碍，陈云从各自为阵必致败亡的高度，强调认识和扭转分散现状，采用全面治理方略，推动全局经济统一。

　　1、统一思想。在陈云看来，陕甘宁边区做生意环境特殊，一是军事封锁;二是入超;三是两个边区(陕甘宁和晋西北);四是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不比别的边区，这里住着毛泽东、朱德。也就是说，延安在全世界人看来，和重庆是对等的地位。如果这里搞不好，没有吃的东西，那么，外面对我们的观感就不会好。军事封锁，就是出口、入口都不容易。入超，主要是日用品不够，我们的小米够，棉花、布匹还不够，要靠外面来。这一条，我们就不自由，农民需要用60%的粮食去换布匹。(参见《陈云文集》第1卷，第383-384页。)所以，“做生意是经济斗争，也是经济战线上的阶级斗争”。(《陈云文集》第1卷，第383页。)他曾严厉地批评普遍存在的顾“小公”害“大公”行为：“共产党员里面打架，这叫什么?叫经济斗争中有人扯后腿。谁扯后腿?就是共产党员自己扯自己的腿。”(《陈云文集》第1卷，第423页。)陈云强调：实现统一，关系边区存亡事业成败。“大公在，小公垮，大公可以救小公。大公垮，金融波动厉害，请问小公能不能救回大公?不能。如果小公垮，大公是可以救回来的。”(《陈云文集》第1卷，第424页。)“晋西北垮了，只要陕甘宁边区在，还可以拉起来;如果晋西北搞好，陕甘宁垮了，晋西北就没有办法。所以，晋西北一切工作都要服从陕甘宁边区。这叫作完全共产主义的观点、十足的共产主义观点。”(《陈云文集》第1卷，第384页。)

　　2、统一原则。陈云十分明确地指出：认识并厉行统一，“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原则问题。我们共产党和国民党有区别，区别就是部分利益服从全体利益，现在的利益服从将来的利益，为了大部分的利益，要牺牲小部分的利益。现在小公不服从大公，这个性质是反共产主义的性质。”(《陈云文集》第1卷，第424页。)实现统一,必须坚持“小公服从大公，局部服从全局，眼前服从长远，小痛服从大痛。宁可天下小乱，不要让天下大乱。能否统一立场，做到一条心，这是共产主义与非共产主义的原则区别。”(《陈云年谱》上卷，第404页。)

　　3、统一制度。一是实行一元化领导。党中央授命西北财经办事处统一领导经济，地方和军队的经营活动，都必须服从。贸易公司必须服从边区的领导。贸易公司系统内部，下面的一元化要服从上面的一元化;二是边府和分区在税收问题上的关系，分区可以向边府提出税收的意见，但下令之权属于边府。不能由各分区自己喜欢加税便加，应该统一于边府;三是明确银行的企业性质，改变银行隶属财政关系，货币发行权归属西北财经办事处。严格制度，任何单位不得随意从银行提款。借款必须申明用途、数量，经西北财经办事处一支笔审批，并按期归还，否则从预算中扣回;四是政企关系上，分区党政军领导机关与贸易公司的关系是商业往来关系，严格区别(财政)供给路线和商业路线，经营活动必须贯彻商业路线，按做生意的规则办事;五是进出口管理贯彻有利进出原则，统一口岸管理，消除抢买和竞卖投机积弊。严格界定边区各口岸进出分工：边区出货以关中、陇东为主。关中的口子以进棉花进布、出盐为主。各口岸出多少，都要统一管理。

　　4、政治保障经济。发展“为人民”的商品经济，“做共产党的商人”，本身就是政治工作。政治工作渗透于做生意过程，从全局高度保证统一，完成党所交给做生意的任务。既要制订业务条例，检查贪污浪费，又要教育大家把握边区内外社会经济大势，认识到多搞棉花、布匹，强化经济独立基础的经济政策，是同军事、政治政策相符合的。政治工作也在不断警示大家：支撑边区主要收入的特产统销，被走私逼到了就像十个指头打断了七个的非常危险地步，必须强制杜绝贸易走私。同时，还要教育财经人员牢固树立“主人”观念，不做“怕得罪人”的“资产党员”，要做敢于坚持原则、敢发“公愤”的共产党员。

　　全面治理方略，推动全局经济迅速实现了统一。边区产盐2000多万斤，政府过去只能收回1400多万斤。全局经济统一后，政府收回过去被走私的700多万斤，成为支持财政平衡的重要基础。

　　三、坚持“以经济为主、政治为辅”的原则发展商品经济

　　1、遵循商品经济规律。陈云曾深刻指出：“共产党的商人”做生意也是组织商品经济，必须“以经济为主”，遵循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他认为，商业的过程就是买卖的过程。买卖的过程就是交换的过程。怎样买进卖出是市场的规律，我们要了解这个规律。一个商人精明不精明就看懂不懂这个市场规律。如果不懂得，那做生意就是外行。如果能摸着这个规律，而且非常灵活，那做生意大概就可以赚钱。他还指出，只有认识陕甘宁边区的特殊环境下商品经济规律的特殊性，才能娴熟地把握和遵循经济规律。粮本位是市场物价的“总司令”，这是一般规律。但边区的市场供求状况却颇为特殊，大多数老百姓不从市场买粮，公家有公粮，也基本不从市场买粮。而需要从市场买布的人多，布的来源主要依靠进口，这一条决定了边区的物价是以布匹为主。布匹涨，猪肉也涨，小米也涨。这是因为布匹和小米有关系。布匹在农村卖，农民就要算一算，以前一斗换多少布，今年布涨了，不能买那样多，他就想可不可以把粮食涨一点价呢?如果粮食没有人买，他就不能涨。但是，在延安还有人买粮食，因此他可以涨价。猪肉也是从农村里来，农民要看他的猪花了多少钱，吃了多少粮，可以换回多少布来。所以，根据一般的情况，粮食的涨价跌价，都是随着布匹走。起领导作用的物价，在边区里面不是粮食，而是布匹，布匹是市场物价的“总司令”，制订调控市场物价政策要从布本位出发。(参见《陈云文集》第1卷，第416-417页。)

　　2、用经济办法解决经济问题。边区单位和部队竞相降价走私出口屡治不除，这是危害全局经济极大的痼疾。陈云从大局出发，断然采取大幅降价的手段来综合治理。1944年11月30日，他指示有关财经单位：各地对走私紧俏货降价一半。陈云解释说：此次降价,少则损失30亿元多则损失50亿元。但这是价格竞争的经济斗争，人家低价走私出口，你提价，货就卖不了。卖不了，财政就开支不出来。财政开支不出来，大家就要封口，金融就要波动，因此只好损失几十亿。在一个短时期内损失这样多，以后还要不要跌?如果走私的话，就还要跌。这个东西也是一个原则，就是经济斗争为主，政治斗争为辅。(参见《陈云文集》第1卷，第421-422页。)

　　在边区对外贸易发展、法币大量入超情况下，有人提出，依据货币运动一般规律，法币大量入超定要跌价，可借势打击法币。陈云指出：这种认识“是从抽象出发，从平常的国家出发。从前入超法币流在民间，现在我们办贸易公司，从外面来的法币都到我们公家手里。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要维持法币，如果你要打击法币，六元五角，七元五角，这实际上还是打击我们自己库里的法币。这是边区的特殊情况，跟平常的资产阶级国家不同，如果在民间我们就可以打击它。”(《陈云文集》第1卷，第408页。)法币是统一货币，我们进口布匹、棉花，国统区的商人要用法币结算。所以不仅不能打击法币，而且外汇基金准备，头一条应是法币，要有充分的法币准备。第二是物资。什么物资呢?就是这种物资抛出去可以回笼边币。第三才是金子和银子。如果把金子、银子摆在第一，天下就大乱。法币第一，物资第二，金子、银子第三。金子、银子不要行不行?不要就是没有远见，将来要吃亏。摆在第一位，现在不顶事，根本不要，将来要吃亏。(参见《陈云文集》第1卷，第405页。)

　　对于国统区货币贬值拉动的边区物价上涨，陈云指出，虽然我们不愿意涨价，但延安物价上涨决定于外面，边区不能拘泥于稳定市场而不敢涨价，他们涨价我们不涨，是把大家搞垮，边区要吃大亏。必须用经济办法解决经济问题，采取以高价对高价对策，国统区币值贬，我们物价就要相应地涨。

　　3、发展自主经济、强化基础。陈云深谙交换由生产决定的原理，力主夯实基础，发展自主经济。他认为：做生意实际上“是我们的生产品和国民党区的生产品交换，这在政治经济学上讲，就是生产以后交换，是抽象劳动的交换，是生产品和生产品的交换。交换的对象是国民党区域，是我们这里的生产品同他们那里的生产品实行交换”(《陈云文集》第1卷，第400页。)。国统区依托广阔的大后方，但边区却是分散的根据地，这就在客观上形成了彼为主、我为辅的贸易格局。改变经济斗争主辅现状的根本出路，就是大力发展棉花、布匹和日用品生产，构建我们经济独立的基础。“现在，我们是入超状态，进来的东西，如果我们自己可以生产，棉花、布匹、纸张、铁、洋火，所有外来的东西，我们能够自己生产就好了。所以，我们要增加工农业生产，来抵制外来产品。”(《陈云文集》第1卷，第404页。)陈云还明确了“生产第一，分配第二”是财政工作的首要方针，他充分肯定了既往发展自给经济，降低外贸依存度，对实现经济独立发挥了重要作用，并精心部署进一步扩大棉花生产，筹划发展机器织布，进一步夯实经济独立的基础。他要求大家想一种方法，看怎样把我们的工业得以提高，使外面的东西得以减少，多用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样，我们付出的法币就可以更少一些。我们生产自给，经济独立，金融就可以更加稳定。(参见《陈云文集》第1卷，第419页。)

　　4、建立经济统一战线。陈云认为，我们在经济上也要建立统一战线。无论是中国也好，外国也好，是大生意也好，小生意也好，做生意的人都要能拉拢关系。(参见《陈云文集》第1卷，第379页。)共产党做生意也要拉拢关系，积极主动向周边发展贸易关系，扩大经济统一战线。一是要有政治眼光，懂得团结内部，对外同国民党作经济斗争。对内对外的贸易生意该怎样做要摸熟，要懂得在边区内部怎样做生意，和外面的商人怎样搞好合作，怎样利用外部的商人。我们的后备军大得很，有自己的公营商店、合作社、老百姓商人。不能简单地反对投机操纵的商人，我们要拉这个力量同我们合作，要他们帮助我们对外斗争才有力量。我们共产党人不能把不应该消灭的都消灭，因为这样就不能团结内部同国民党作斗争。外面的商人也是我们争取的对象，不然对内对外的贸易就搞不好。我们是共产党员，要懂得党的政策，要照顾到这几项;二是和商人、脚夫建立统一战线，既要广泛宣传我们的政策，更要在价格上恪守货真价实、讲求信誉，给商人以取消临时性营业累进税的让价照顾，使他们有利可图，冲破封锁与边区做生意;三是广泛利用商人的社会关系和国民党内部的各种矛盾，进行公开的、秘密的、上层的、下层的等多种形式的统战工作;四是机动灵活开展贸易斗争。如边区运盐季节国民党压价收购之际，我则筹集足够资金囤积，待彼一无储备时，提价出售;五是价格吸引。边区输入必需品，凡贩好货进口者，在价格上给予优惠照顾，坏货则坚决压价，使之无利甚至赔本。例如，1944年关中新棉上市，国统区花价每斤1100元，边区以2800元收买。高额差价吸引商人大量贩运，就连封锁边区的国民党军队也整排整连地贩运，有的甚至一天背3趟。边区两个月进口棉花百余万斤，嗣后不久国统区花价上涨4倍多。时任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经理的喻杰回忆，在陈云直接指挥下灵活开展的外贸斗争，成效极为显著，仅1945年上半年的两个多月时间，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就收进黄金10万多两，“超过过去两年的总和”，“物资雄厚，边区的金融、市场也很稳定。”(喻杰：《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陕甘宁边区概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4页。)1944年和1945年，边区对外贸易连续两年出超。1944年的进口量比1943年下降了1.7%，而出口量却是1943年的3倍，出超19亿(边币);1945年准备反攻，进口量虽比1943年增加了9.4%，而出口量却是1943年的7倍半，出超34亿，扭转了陕甘宁边区进出口贸易多年来的入超局面，不仅财政收支平衡，用度比较自如，真正达到了丰衣足食，解决了大反攻开始后大批干部出发的装备、交通和开发新区的费用，而且还给陕甘宁边区政府留下了足够一年用的家底，“创造了中外战时财经史上鲜为人知的光辉的一页”。(李成瑞、朱佳木主编《陈云经济思想发展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

　　四、无产阶级的主义、资产阶级的方法

　　陈云认为，资产阶级将商品经济推向极致过程中，形成的制度、积累的经验和方法，对于经营商品经济具有一般意义，共产党做生意可以借鉴。

　　1、健全制度。陈云认为，经营商品经济做生意，要规定一下，买货要怎样，秤要怎样，尺要怎样。要规定条例，如入货条例、出货条例、运输条例、查账条例。分区的负责人要到贸易公司去查账，先把抽屉一拉，翻开账簿，再查他的钱。如果账上是126万，钱也是126万，便是对的。如账上存的是180万，钱只有160万，那20万哪里去了?要这样搞。他引用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的话说“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方法可以采用资产阶级的。”(参见《陈云文集》第1卷，第393页。)

　　2、运用价格手段。在陈云看来，出口土产的收购，坚持以销定收，先找销路，后收土产。收购土产“要用做生意的办法，东西要看好坏，不好不要，逼得他们没有路走了，就要提高质量。这个办法可以刺激生产，是大老板的办法”(参见《陈云文集》第1卷，第391页。)。

　　3、灵活等价交换。以货币为媒介是实现等价交换的一般形式，但在边区的特殊环境下做生意，实现等价交换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有多少布换我多少盐，不是拿货币来计算，基本上应该以物物交换的比例计算，以物资为标准”(参见《陈云文集》第1卷，第386页。)。第二个问题是“处在战时状态，物价高涨，币值跌。国民党是这样，全世界也是这样。战时状态，我们的对策是要经常提高价钱，注意出入口平衡，使我们不吃亏”(参见《陈云文集》第1卷，第386页。)。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6-13 09: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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