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赋征实：破解抗战最大经济危机
2017-06-15 10:35:29 来源：腾讯网 短史记 点击： 复制链接
1941年，粮价飞涨，为保障军粮供给，国民政府实施“田赋征实”
安然自1940年6-9月份波诡云谲的国际局势中突围而出后，在1941年，抗战前途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国内经济危机的威胁。
这种威胁来自粮价。粮食是战时最重要的战略物资之一。抗战初期，尤其是在1937—1938年，各粮食产区大都丰收，粮价没有因战争发生太大波动。若以后方20个城市1930—1936年的粮价指数为100，则1937年12月为127、1938年为130。①但随着战争扩大，华北产麦区、东南产米区相继沦陷;大批壮丁从军，农村劳动力不足;加之后方人口比战前激增5000万、商人囤积居奇等原因，市场上的粮食短缺问题日渐严重。粮价在1940年6月涨到424。1941年更是再翻几倍，达到2133。
1940-1941年的粮价飞涨，还有两个重要原因，那就是：1、法国、英国相继对中国关闭了滇越、滇缅铁路;2、国统区粮食在1940年普遍减产达20%，主要产米区四川则减产高达50%。
一方面，粮价飞涨，意味着国民政府必须投入更多的财政支出，才能满足军粮、以及公务员、教师的“平价粮”需求。另一方面，战前作为国民政府主要财政来源的关、盐、统三税，却因抗战而持续锐减，1939年度三税实收只有4.32亿元，比1936年度实收数10.146亿元，少了3/5。如果算上通胀因素，1940年的税收实值只有1936年的16%。支出暴增而收入锐减，使得国民政府1937—1941年的财政收入，不足财政支出的1/4，大量赤字只能用增发法币的方式补足。②
“田赋征实”过程中功勋卓著的粮食部长徐堪为保障军粮供应，也为平衡财政赤字、抑制通货膨胀，1940年11月，国民政府开始筹划“田赋征实”，并由蒋介石亲自出面推动。1941年3月，他在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上说，“今后的抗战，军事与经济实应同时并重，而且就现代战争的特质而言，我们毋宁说今后敌我成败的决定力经济要占七分，军事仅占三分。”所以，须“将田赋之一部或全部征收实物”。③
至1941年6月，“田赋征实”正式落实为政策，自该年下半年起，农户不再缴纳货币，而改为直接上缴谷物。同时，国民政府设立粮食部，由徐堪出任部长，负责军粮民食的收购、仓储、运输、调拨等事务，监督各地方行政长官有关粮食事务的工作。
田赋由征收货币，改为缴纳实物，所以能够缓和通货膨胀;田赋此前本属地方财源，而今收归中央，故能解决粮食危机。“田赋征实”的第一年，粮食部为各省所定征收数额为稻谷2293.8万市石(1市石为50千克)，其中四川配额最多，占到四分之一。至1942年10月，21省征收谷物，折合稻谷2345.9万市石，超出所定额征数。协助徐堪工作的关吉玉总结称，“1941年度田赋征实总数约2400万市石，以市石100元计算，约值法币24万万余元，比较战前中央全部预算每年不过10万万元之数，超过二倍以上”“在战时预算的赤字上，起了很大的填补作用，使国家财政基础愈见巩固。”④
在粮食征购、征借中，国民政府发放的面额为1市斗的粮食库券，可抵缴税款
“田赋征实”是中国小农经济免于崩溃，坚持到抗战胜利的关键
“田赋征实”最大的阻力，来自各省军阀。1928年，为推行地方自治，田赋被划归地方，成为地方上最重要的税收。为自身利益，各省常常擅自增收田赋，如1940年，贵州、云南等省就将田赋增加了一倍。田赋征收权一旦失去，对地方财政将是一个大损失，因此各省对此极为反对。
在确立“田赋征实”的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上，除了张群任省主席的四川、吴鼎昌任省主席的贵州两省原则同意外，“阻力较大的是云南省财政厅长、西康省财政厅长以及在后方各省的一些‘绅士’们(如邓汉祥、甘绩镛)、大军阀地主们(如王陵基等)。尤其是折合粮食的标准，曾引起极大争论。”⑤张群是蒋介石的心腹，自然选择支持中央。云南在军阀龙云控制之下、西康在军阀刘文辉控制之下，邓汉祥、甘绩镛、王陵基等，则是张群所无力约束的四川本地军政要人，这些人全都反对“田赋征实”。
这其中，四川大小军阀的囤积居奇，对“田赋征实”伤害甚大。在打击囤积居奇无效后，蒋介石曾令徐堪拿出数百万元现款，委托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代购10万石粮食，并很快购得。由此蒋介石确信，“囤积居奇者尚非奸商地主，而乃为当地之军阀也。”⑥国民政府如要掌握粮食，必然会损害这些人的利益。而让这些人“代购”，则无异于默许其从中渔利。
为消弭各省的反对之声，财政部在最终的草案中特意加有一句：“其赋额较重之省份，请由财政部酌量减轻”，留下商量空间。同时，财政部在各省设立的田赋管理处，允许由各省财政厅厅长兼任，副处长由地方保荐。如此这般的利益交换后，“后方各省的实力派，觉得改征实物以后，虽然要拿出一部分粮食给中央，但田赋收入仍可增加不少”，才大致同意实行田赋征实。
但在实际操作中，地方军阀并不肯真正配合中央，以至在征收田赋时，“国民政府对控制力较强的省，态度强硬，而对控制力较弱、地位重要的各省，则往往采取宽容的态度。”云南是后方第二重要省份，又是对外交通的必经之地，因此国民政府对龙云颇为迁就。从1941年征实开始，蒋介石、孔祥熙每年都亲自致书龙云，希望他以大局为重，完成征粮数额;至于具体数额，则由徐堪每年飞往昆明与龙云协商。⑦桂系控制下的广西，情况大致相同，其田赋征实数量只占总产量的2.2%，而这个数字在四川是7.5%。
按照规定，田赋征实后，各地驻军不得再向民间直接征购粮食。但是在李宗仁下辖的第五战区，鄂北驻军以6元每石收购粮食，农户则要80—90元购米一石，并搭上路费，以满足驻军要求。第五战区军粮局长不考察地方粮食数量，滥发购粮证，鄂中、鄂北的军队趁机挨家挨户搜索，将百家家粮食、财物一扫而光。⑧
贪污，是“田赋征实”推行过程中的次要阻力。如徐堪所说，“在征收则有擅改粮册，浮收勒索、吞没征粮，虚报征额……重重弊端，不一而足……”为此，国民政府出台政策，设立监督机构，严厉打击征粮贪污。如成都市市长杨全宇、四川粮政局局长康宝志、安县县长江东等都因此被法办。但终究难以根绝。
总体而言，“田赋征实”虽然遭到了重重阻力，但配合征购、征借，最终还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据计算，国民政府在1941年—1945年，总共掌握了27000多市石粮食，不仅保障了军队、公教人员和部分市民粮食供应，还节省法币1700亿元以上。⑨如当时国外舆论所说，中国政府“为求人民田赋负担公平起见，曾致力于土地登记及估价制度之改进，现行之田赋征实办法，有良好之进步及表现，中国政府得掌握主要粮食继续抗战，多赖乎此主要改革之成功。”⑩“田赋征实”的实施，使得中国脆弱的小农经济免于崩溃，而能够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刘文辉一家。抗战期间，刘文辉割据西康，阻挠“田赋征实”甚力
注释：
①王洪峻：《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粮食价格》，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140页;②⑦⑧⑨郝银侠：《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田赋征实制度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③方勇：《蒋介石与战时粮食统制》，《历史教学》2012年第14期;④陈开国：《徐堪其人其事》，《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41卷》，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⑤朱偰：《天风海涛楼札记》，中华书局2009年，第237页;⑥许秀孟：《国家、社会与粮食:抗战时期四川省临时参议会有关粮食政策的讨论》，(台)《国史馆馆刊》第31期，2012年3月;⑩《中国粮食问题》，(美)《国外农业》，1944年。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6-15 10:36:05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上一篇：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后的经济状况
湘公网安备430104020008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