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进入近代以后,由于列强的入侵和封建统治的腐败,中国落伍了,一步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别是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入侵,中华民族濒临亡国灭种的境地。
——习近平
关于抗日战争,七十年以来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在纪念。我们记住了,中国军民在战争当中打得有多悲壮、多顽强,日本鬼子有多凶恶、多残暴。然而除此之外,有这样一个问题,可能更加值得所有人去思考:
为什么一个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大部分时间都处于人类文明顶峰的民族,在19世纪后半段至20世纪前半段这段时间,会沦落到如此凄惨的境地?为什么一个曾经派遣唐使到中国学习的民族,会在同一时间崛起,并且把自己曾经的老师打到濒临亡国的境地?
或许可以从以下两个字中找到答案:经济!
侵华战争,中国百余年积弊总爆发
古往今来,无业之财,无势之业,无不如同沙上之城,一时看着或许辉煌无比,长远来说却都难以为继。日本侵华战争乃至中国百余年来的屈辱史,恰恰是对此最好的诠释。
《辞海》中,对“经济”一词的解释是:“1.物质资料的生产以及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制度和运转……”其实如今我们语境中的“经济”这个词,它的含义比过去要窄了很多。传统上,中国古人对于“经济”的理解应该是“经济天下”,此处我们权且将这一概念称为“大经济”。
简而言之,对一国的经济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势、业、财。所谓“势”,包含有一国的地缘、自然资源、人口、社会体制;所谓“业”,在近代至少应该包括工业基础、农业基础以及军力;所谓“财”,则是如今一般意义上的财富,譬如外汇、黄金等等,不一而足。
古往今来,无业之财,无势之业,无不如同沙上之城,一时看着或许辉煌无比,长远来说却都难以为继。日本侵华战争乃至中国百余年来的屈辱史,恰恰是对此最好的诠释。
近代日本对中国的侵害,最早开始于甲午战争。在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在东南沿海省份已经搞了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与此同时,日本明治维新也已有二十六年。
以“财”而论。直到庚子之役前夕的1900年,中国的GDP依旧占全世界的11%,同期日本更仅占2.6%;甲午战败后,清廷仅对日赔款折合为当时日元就达3.65亿,而同年日本全国经济总量才2.15亿日元。可以说,中国完胜日本。
以“业”而论。两国开始工业化的时间大致相当,中国还略早于日本;二者的具体操作大同小异,都是师承西方工业国,都是以兴办西学和近代工业体系为主;武器装备上,两国同样不存在质的差异。可以说,中日大致打成了平手。
真正的问题恐怕在“势”上。洋务运动的大背景是,自1851年开始的太平天国运动极大的动摇了清廷的统治根基,使得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节制能力开始大幅度下降。真正推动洋务运动的其实是李鸿章、张之洞这些东南诸省的政治精英,在获得了近代化的工业基础的同时,中央政府与地方之间的政治博弈,也在不断趋于激烈。一场颇为宏大的近代化运动,带来的却是内耗的进一步加剧。
一场洋务运动,得其财,创其业,却终未强其势。
与此同时,日本的明治维新不仅仅结束了幕府统治,重要的是通过“奉还籍册”运动,削弱了“大名”们对地方的控制,将中央政府的影响力直接达到基层,建立起了一套统合度相对较高的国家体制。
两者比较,最终结果也就可想而知——甲午战争中日本实际面对的并非是“中国”,而是一个个具体的派系乃至个人。
战败给中国带来的最大冲击,并非赔了多少银子,而是丢失了朝鲜、台湾两个战略要冲。特别是朝鲜半岛的易手,使得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在海、陆两个方向都失去战略屏障。朝廷连自身的安全都难以保障,自然也就再难有什么权威可言。1900年“庚子之难”时,东南几省单独与八国联军媾和,搞出了著名的“东南互保”。至此,清廷的中央集权事实上已经宣告彻底崩溃,灭亡便已成为定局,唯一的悬念无非是时间而已。
清朝灭亡之后,取代她的民国并未让中国的“势”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虽然改朝换代,但是大的社会框架没有出现任何根本性的变化,整个中国依然是一种“大封建、小专制”的状态。
所谓“大封建”,即位于南京的国民党政府,虽然理论上是中国的中央政府,可事实上,它所能控制的区域无非就是四大家族掌握的江浙沪一带,其利益相关也仅限于这一小块。广大的中国北方以及更靠南的云贵、两广,都处于一种听调不听宣的状态。
所谓“小专制”,是指大大小小的地方势力在自己的地盘都拥有近乎是帝王般的权力。这一点在广大农村地区表现的尤为突出:政府权力最多只能下到县一级,而承载大部分人口的中国乡村地区,在那时则是法外之地,完全由地方绅宗势力控制。由此便进一步产生了事实上的“包税制”和“胥吏”,即政府事实上放弃了对基层的管理,将农村人口“托管”给了地方势力。
这种情况之下,社会资源必然被绅宗阶层垄断,对应的政府财政没钱,老百姓更没钱。如此一来,中国只有两条路:挨打,然后赔款,老百姓税负加重,然后造反;自强,搞工业、强军,老百姓还是税负加重,最后还是造反。这就成了一个死循环,清如此,民国依然如此。在这个死循环之下,中国错失了两次工业革命的机会。
“势”是如此,那么“业”呢?1927年到1937年中国曾有一段相对平稳的时期。在那段时期,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确实非常繁荣,可这个“繁荣”是指金融、人文,以及面粉厂、纱厂之类的轻工业。而当时中国的钢铁及军工产业,其产能和质量尚不及洋务运动时期。在当时,中国人口的文盲率超过80%,而在屈指可数的知识分子中,85%以上是艺术、文学、历史之类的人文专业,剩余的15%中,如果再刨除掉经济、法律专业,机、电、化等工科专业人才寥寥无几。八年全面抗战期间,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来到了延安,而一个残酷的现实是,这些热血青年中,能够写文章编戏剧鼓舞人心者不胜枚举,可却很难找到几个会配炸药、造地雷的人才。这就是当时中国经济的写照——有财无业、有业无势、有轻无重、有金无钢……
除此之外,自清末形成的东重西轻的不合理的经济布局,成了当时中国另一个致命的罩门。日本曾宣称要“三个月灭亡中国”,如果是从打垮中国经济基础来说,这个说法其实算不上很夸张。民国时期,所有的经济成果几乎都集中于东南沿海的几个大城市,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十五个月时间里东部沿海城市悉数丢失,中国经济的精华也随之全部丧失。
日本侵华,开始于“大经济”
日本的侵华战争,既是一场军事战争,同时也是一场经济战争。早在“七七事变”爆发前,日本对华经济战就已经展开;在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更向我方的敌后根据地发动了金融战。
日本在近代对中国的觊觎其实由来已久。自明治维新开始,日本迅速地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然而很快日本的上层就发现,随着经济各项指数稳步攀升,他们受制于人的程度也在逐渐加深——日本产业链最大的缺环在于资源,而当时远东最重要的工业原材料产地几乎都是英国人的地盘。
英国人正是吃准了这一点,才向日本输出工业技术和人才,而其根本目的,则是为了在远东地区扶植其一个“可控”的工业国,以此制衡沙俄及清帝国。比照一下,我们会发现如今所谓的“日美同盟”,走的其实是同样的路数。
英国人对日本的容忍底线在朝鲜和台湾,因为这个战略要冲是日本履行“职责”所必须的。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结束之后,日本曾两次想“一鼓作气”吞掉东北,都被英国人在暗中使了绊子,因为一旦日本拥有了自己的资源产地,也就意味着将彻底“失控”。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欧洲的战火大大的透支了英国的国力,使得其再无力东顾,于是有了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
日本社会内部的变化,则加剧了日本对外扩张的急迫性。平心而论,明治时代的日本,就其内部而言,政治仍属相对比较清明。至大正时代,财阀势力垄断社会资源的趋势开始难以逆转,这样一来,日本工业化的代价就只能完全由底层来买单。至昭和时代,对外释放压力已经成了日本唯一的途径。
而国民政府的法币改革则最终点燃了日本上层早已按耐不住的野心。1920到19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同样波及到了当时的中国,为了稳定币值,南京国民政府于1935年11月开始推行币制改革,发行法币。按照改革方案,法币不再与白银挂钩,而与英镑汇率绑定(法币1元兑换英镑1先令2便士半)。这使得手里握有大量贵金属的美国及日本,在控制中国货币的竞争中彻底落败于英国。恼羞成怒的日本最终发动了“七七事变”,开启了全面侵华战争。而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对日本侵华战争事实上是抱以一种支持的态度——在这段时期,日本半数的钢铁和70%的石油都来自于美国。
日本的侵华战争,既是一场军事战争,同时也是一场经济战争。早在“七七事变”爆发前,日本对华经济战就已经展开。在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更向我方的敌后根据地发动了金融战。
1935年,日本政府设立了两个专门机构——兴中公司、惠通航空公司。其中,兴中公司自成立起,其公司章程中即规定:“本会社为使中‘满’间经济关系密接起见,以经营下列业务为目的:1.对华输出贸易并其代理及居间;2.在中国经济诸事的直营,斡旋及居间,并对于该事业的投资;3.附带及关联于前二款的业务。”
这两家日本“企业”在日本政府和军部的支持下,通过低价倾销、恶意收购等方式,大肆对中企进行挤压。一方是举国体制下目标明确的“国家队”,另一边则是按照一般市场原则单打独斗的民族资本,结果可想而知。很快,大批中资企业被日企压垮、并购。
譬如在1936年底,日本在天津纺纱业中资本占63.4%,纱锭数占71.7%,线锭数占53.4%,布机占76.3%,处绝对优势地位,至1937年初日资纱厂几乎完全垄断了天津纺织工业。除此以外,华北地区的煤矿、金矿、芦盐、电力等战略资源产业,也悉数被日资企业以同样的方式加以控制。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侵华日军大肆发行伪银联券,然后怂恿不法商人携带这些伪币进入根据地,大量购买基本生活物资,使根据地货币流入、物资流出,从而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
简单来讲,无论是经济战还是金融战,能够顺利推进必须有两大前提:在对方阵营拥有代理人(经济汉奸),经济运作不比战场交锋,在一个陌生的国家,没有大量代理人配合,根本就是寸步难行,而无奈的是,自清末国门洞开以后,当时的中国早已形成了一个业已成熟的买办阶层;对方对经济运行无力或无意左右。日企对华北中企的恶意挤压,全程有政府和军部的配合,而民国政府对此却听之任之。
一直到现代,这个道理也依然成立。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同年的俄罗斯卢布危机,都是他们本国的金融从业者,与海外对冲基金紧密配合,做空本国货币而导致的,而上述国家又都拘于“不干涉市场运行”的原则,才导致危机最终一发不可收拾——而后来俄罗斯能够扭转局面,恰恰是因为其不再“按规矩出牌”。
中国之胜,亦胜于“大经济”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抗战,其重要的战绩远不止仅限于打了多少仗,消灭了多少敌人,而是持久战长期让敌人处于一种“入不敷出”的状态。其最根本的贡献并非仅限于杀敌,还在于从根本上掐住了日本的“命门”。
如果从全局角度来审视八年全面抗战,我们会发现日本在中国战场的最核心问题其实并非单纯是军事,而恰恰是经济。日本本国的资源根本不足以支撑规模如此之大的一场战争,要想顺利的打下去,就必须能在被占领土上形成“以战养战”的经济正循环,而这一点正是日本的命门所在。
1940年,吕正操将军在八路军总直属队干部会上曾算过这么一笔账:“敌人兵力,在此区域(冀中平原)为一万八千三百人,每年需在此消耗两万万元。而敌人能取得的是多少呢?在一百八十个敌据点中,即算每个据点敌人平均取得十万元,也不过一、二千万而已。”
这正是整场战争的胜负关键所在,也是敌后抗战的精髓: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抗战,其重要的战绩远不止仅限于打了多少仗,消灭了多少敌人,而是持久战长期让敌人处于一种“入不敷出”的状态。其最根本的贡献并非仅限于杀敌,还在于从根本上掐住了日本的“命门”。对日本而言,这种局面下,崩溃只是时间问题。
而要达成这种局面,首先要解决的还得是“势”的问题。这一点从敌后抗战提出的口号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八路军每到一地,提出的口号都非常简单,无非三句话:“打走鬼子吃饱饭、打走鬼子享太平、打走鬼子得安康。”
敌后工作,首先并不是打鬼子,而是要先解决基层政权问题。基层政权,系于民心,而民心则系于民生。而所谓民生,最基本则是三件事:看病、识字、吃饭。这三件事足可以改变一个人,乃至一个家族的命运。
当时农村地区普遍缺医少药,帮老百姓看病,救的往往就是一个家庭;民国时期农村平民的识字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只有让老百姓识字,你后面的宣传,人家才能明白你在说什么,在县城、在村口贴一张告示,所有的人才能知道上面的政策法令是什么,不会让基层权力很容易就被几个识文断字的当地富户垄断了;而比这更重要的,则是吃饭问题,于是有了根据地的减租减息政策。
正是在一支支不起眼的工作队的坚持之下,广大农村地区的基层政权才一步步掌握在了共产党手中。日军对占领区的有效控制仅能达到县城一级,这就好比一个人身体上所有的毛细血管都和主动脉隔绝起来。为了满足战争需要,日本曾计划在冀中平原扩大棉花的种植面积。而在八路军的引导和动员之下,这些传统产棉区的棉花种植面积反倒降到了不足耕地总量的10%,严重打击了日本的战时经济。
与任何一种作战模式都别无二致,经济战的胜利,同样必须依赖于掌握主动权,而这其中包括指导思想的主动。一个经典的例子来自山东根据地。最初,八路军的金融工作者们落入到了“经典理论”的窠臼当中——金银是纸币不可缺少的保证,如果没有金银,那就应该用“金本位”的美元、英镑等外汇来作保证,而根据地既无足量黄金也没有外汇储备,那自然也就没法发行货币。这一错误一度导致根据地的铸币权落入了日伪手中,导致根据地通胀严重。
然而很快,这个错误得到了纠正。“土八路”们创造性的发明出了“物资本位”。即将边区发行的北海币与基础物资进行绑定——“我们每发行1万元货币,至少5000元用来购存粮食、棉花、棉布、花生等重要物资。如果物价上升,我们就出售这些物资回笼货币,平抑物价。反之,如果物价下降,我们就增发货币,收购物资。我们用这些生活必需品,来做货币的发行准备,比饥不能食、寒不能衣的金银优越得多。”中国经济学泰斗、抗战时期成功领导了对敌货币斗争和贸易斗争、建国后曾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的薛暮桥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说。
由于有可靠的信用保证,在对敌货币战争中,北海币最终将伪币挤出了根据地,反过来加剧了敌占区的通胀,在金融领域打击了日军。到了抗战后期,由于山东地区的海盐交易已经全部由北海币来结算,连日伪军也都不得不储备八路军发行的货币……
经济天下,呼唤“大安全观”
经济层面的任何行为,都必然会影响到工农业体系完整度、地缘安全乃至社会伦理。我们没有理由把它局限在一个小范围里去讨论,只有通盘考虑,才能最大限度的避免历史的悲剧在未来重演。
时至今日,中国早已不能和七十年前同日而语,我们手中握有这颗星球上少有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国防力量,“一带一路”战略与人民币国际化正在有条不紊的展开,中国经济的各个领域都已经和外界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而从“经济战”的角度说,也意味着“战线”正在不断地拉长。
从七十年前的那段历史不难看出,对经济建设的评价,仅仅以账面数字作为依据是远远不够的。面对未来可能的变局,由金融、地产、人文构成的GDP,与由粮食、高铁、航空母舰构成的GDP显然不会是一个概念。所谓“经济天下”,不止是要得其财,更要守其业,强其势。
从古至今,“经济”都从没有被局限为一个商业层面的概念孤立存在过。经济层面的任何行为,都必然会影响到工农业体系完整度、地缘安全乃至社会伦理。我们没有理由把它局限在一个小范围里去讨论,只有通盘考虑,才能最大限度的避免历史的悲剧在未来重演。
再进一步说来,在具体操作中,对经济建设而言,“增长”“发展”“安全”三者的权重应该是依次递进的。在未来,我们是否应该考虑,让地缘安全、军事安全、公共安全、意识形态安全……不再是狭义上的经济建设的服务者,而是成为制定经济政策的关键性依据。美国在小布什时代,基于提高石油、军工集团的账面入账,轻率的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最终的结果则是打乱了自己的全球布局。这个例子距离现在并不是很久远。
在“大经济”观之外,我们同样还需要树立经济领域的“大安全观”。传统来说,商道求利——即商业行为的基本逻辑都是围绕获取利润而展开的,商家是否安定,只取决于利润的盈亏。然而当中国与世界的接触越来越密切的时候,情况则会变得完全不同。一方面,企业经营的成败,不再是单靠自身的经营就能把握得住;另一方面,别人对中国的经济行为,也未必全然是基于账面盈利。
近几年的新闻报道中,中资企业在海外经营中的种种困局时常会出现在我们的视线当中。有由于所在国内部出现骚乱、内战,导致中企不得不放弃前期投资全员撤离的;有中资企业员工人身安全遭到当地武装力量威胁的;有所在国利用法律、舆论来恶意打击中资企业的;还有种种商业泄密等等。
与七十多年前的情况一样,我们面对的并非是一个个单纯意义的商业竞争对手。在西方国家,政、商、军、情报四块的“旋转门”模式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在争夺经济利益时,通过舆论、法律、外交、情报直至暴力,以多重手段打组合拳,对他们而言已经是轻车熟路。举个例子,在国外,一场看似普通的社交酒会,谁与谁交谈,交谈内容是什么,这些都会有专业的情报分析机构进行事先设计,并且会对全过程进行监控和实时调整,通过零散的外围信息,最终拼接出完整的信息全貌。
面对这样的竞争对手,仅仅靠所谓的信誉、惯例或是纸面规则,显然是无从应对的。只能是外交、国防、安全、宣传与商务相互通气,相互配合,以“国家队”的形式组团走出去,并且有专业的风险评估机构提供专门的情报支持,才能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局面。
此外,“经济”还可以是一种特殊的战争手段,而且是一种可以摧城灭国的战争手段。冷战期间,西方国家通过操控国际油价和粮食价格,击垮了苏联财政,最终导致苏联解体。时至今日,俄罗斯在国际油价上面临的困局,与目前的乌克兰危机之间,恐怕任谁也不敢否认其中存在某种关联。
至少从理论上说,中国同样面临遭遇经济战争的可能。譬如以恶意挤压、并购来打击诸如农业、技术产业来破坏你的产业完整度;通过垄断零售业,以入场标准打击制造商,在特定时期制造价格变动;通过金融领域的刻意做空,来引发金融市场混乱,制造社会动荡……起码从可操作性上说,上述假设都是有可能实现的,而且也的确有人希望实现。
面对这种潜在的威胁,同样需要我们以安全为切入点,对经济政策的制定、执行、反馈等全部环节,予以通盘考量。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6-16 08:3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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