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抗战时期陕西金融近代化的发展
2017-06-20 09:18:25  来源：中国论文网  点击：  复制链接

　　摘要: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西北金融业的恢复和发展,陕西金融近代化的进程逐渐加快并获得长足发展。陕西金融近代化的发展,有其特殊原因,又呈现出内陆省份金融近代化的独有特点。

　　关键词:金融;金融业;金融近代化

　　一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西北金融业的恢复和发展,陕西金融近代化的进程逐渐加快并获得长足发展。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更加重视西北地区的经济金融建设。国家银行、商业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纷纷进入陕西,金融业得到迅速发展。陕西省银行也以此为契机,采取多种形式拓展业务。1940年1月20日,国民政府颁布《县银行法》,规定县银行职能为投资地方经济,“以农为主,工商次之”。[1] 1940年12月,陕西省第一家县银行――长安银行开业,至1945年,全省已成立开业者63行,占陕西所辖92个县的68.48%,县银行数目居全国第二位。[2] 1942年,日寇占领缅甸,侵入滇西,西南震动。国民政府把敷设金融网的重心由西南偏向西北,四联总处遂于1942年9月5日拟订了《筹设西北金融网原则》,从而推进了西北及陕西金融体系和网络的建设。随后,陕西农村的合作社蓬勃兴起,合作事业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据1942年《陕西省统计资料汇刊》第五期的统计,1942年全省各类农业合作社增加到11260个,社员数达592924人,银行贷款金额增加到6414693.95元。合作事业的迅猛发展,使农村中传统的金融借贷关系得以改变和重构,从基层上扩展了陕西境内的金融体系和网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旧的金融借贷模式。

　　同时,陕西当局为了配合经济金融形势发展的需要,早在1937年4月就将原农业合作委员会改组为陕西省合作委员会隶属实业部及省政府。[3]而且还开办了全省农村合作讲习所,训练基层金融人才,举办农业合作社,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农村金融的发展。

　　陕西省银行成立不久,就创办了《陕行汇刊》《总行通讯》等金融刊物。这些著作对于研究西北,特别是陕西从清末到抗战前后的经济金融变迁和近代化进程有着重要意义。

　　二

　　陕西金融近代化发展有其特殊原因,又呈现出内陆省份金融近代化的具体特点。

　　第一,中原大战后,西北地区渐趋纳入国民政府的管辖之下。“到1935年,陕省地方秩序,日渐安谧……乡村有昭苏之歌,城市呈活跃之象,……从此繁荣……”。[4] “1938年5月,所有本省地方金融机关,至是乃趋统一”。[4]金融机关的统一是金融近代化发展的基础和重要条件,这一趋势极大的推进了陕西金融近代化的发展。

　　第二,国家行局进入陕西和大批商业银行、地方银行和金融机构在陕西开展业务,有力地推动了陕西金融业的发展和近代化的步伐,“迨二十三年国家商业银行相继设分行处,抗战后各地方银行亦来设办事处,于是本省银行业日发达”。[3]这对整个陕西省金融业的发展起了带动作用,为其发展提供了助推力。

　　第三,陕西省金融业的近代化是与其早期工业化,抗战经济发展相互交织,相互促进的。它们具有共生、同步的特点。这也是内陆省区金融近代化之路中独具的特点。据不完全统计,仅陕西省银行在1931年对工商企业放款以法币计为3403044元,1932年为2603423元,1933年为1881951元,1934年为3395282元,1935年为4160191元,1936年为7191958元。[5]更为重要的是,1931年陇海铁路通至潼关,1934年底通至西安,在此前后以陕西西安为中心通往西北各地的公路干线相继通车,不仅为战略物资、工业原料和产品的运销创造了便利条件,而且也大大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新式金融业的发展,新型金融机构的出现,使企业不仅可以用地皮、厂房、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为担保取得长期信贷,而且还可以用仓库存货、栈单等资产作抵押从银行贷款,信誉昭著的法人团体亦可取得信用贷款,从而为企业融资提供了方便,这就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的进程。

　　全面抗战爆发后,西北近代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快,陕西迅速崛起,除直接得益于内部与周边大环境的变化所提供的空前发展契机外,尤为重要的一点就在于金融业对工商业的支持和挹注,使金融近代化与工业化产生了一种交互效应,形成了金融业与工商业相互促进,相互协同的局面。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定西安为西京,以陕西为中心的大西北成为抗战赖以依托的大后方。在战时,军民极度增长的需求的客观形势,迫切要求全面加快陕西的经济建设,尤其是要加快金融近代化的进程,加快西北工业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国民政府把西部作为抗战建国的根据地,不仅对陕西进行政策倾斜,一面继续敷设金融机构,一面通过原有和新设的金融机构加大对陕西的资金投入。在经济金融政策方面,又颁布了《经济部小型工业贷款暂行办法》《中、中、交、农内地联合贴放办法》《改进地方金融机构办法纲要》《县银行法》等一大批法令、法规,扶助和鼓励地方工农商业的发展,为陕西的工业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和资金保证。到1944年,仅陕甘两省的工厂及资本额,已占全国的九分之一,陕西工业力量已位居全国第三位。[6]陕西省地方政府和金融界面对时局也能把握机遇采取相应措施,支持抗战,推动本省经济的发展。自抗战三年以来,陕西省银行协助政府举办社会重要事业不下三十余项之多,融通资金达1183.3万元。[3]据《陕西省银行志》记载,抗战期间,陕西省银行业对关系抗战成败的重工业、军事工业和关系后方民生,社会安定的轻工业、农业都有巨额融资和借贷。

　　以上因素的共同作用和陕西省各界的共同努力,使陕西的经济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并取得巨大成果,使原本落后的陕西经济面貌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改观,使中国近代生产力的布局和金融机构的布局在空间上进行了一次大调整,在陕西经济史上发生了深远影响。

　　第四,抗战时期陕西地处大后方,基本上未遭兵燹之害。又由于陕省的重要战略地位,关系国家民族存亡,为实现抗战建国方案,国民政府对西北和陕西的经济金融事业十分关注,并投入了相当的精力和资源。这就为战时陕西省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了较有利的社会环境和政治保障,从而使战时陕西金融近代化的发展出现了一个跃进局面。形成了在上层以国家行局为核心,在中层以省银行为基础和主导,商业银行与其它金融机构为辅翼,在下层以县银行为骨干,地方合作金库,信用合作社及简易储蓄所等金融机构为补充,在基层以广大的合作组织为终端的较为完备的金融体系和网络。据1945年8月的统计,大后方的银行已达416家,分支行2566处,比战前有所增加,按地区分,四川排首位,陕西排第二位,有总行59家,占总行数的14.2%,分支行158处,占分支行数的6.2%;县市银行总行284家,其中四川123家,占43.3%;陕西56家,占19.7%[7]。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陕西省金融近代化得以长足发展,无论在所采取的经营模式和管理手段、人员培训方面,还是在基层金融组织和网络建设、制度创新等方面,都有其独有的特点和特有的举措。因此陕西金融近代化的发展明显地呈现出有别于东南沿海各省金融近代化的特征。这既有地缘、社会环境、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原因,又有所处具体时间、地方政局各异、开放程度等方面的原因。

　　参考文献:

　　[1]金融法规大全.商务印书馆,1947:103-104.

　　[2]何炼成等.历史与希望――西北经济开发的过去、现在

　　与未来.陕西人民出版设,1997:210.

　　[3]陕西省银行经济研究室.十年来之陕西经济.启新印书馆

　　印,1942:299, 275-276,198.

　　[4]陕西省银行经济研究室.陕西省银行志.启新印书馆印,

　　1942:176,36-37.

　　[5]《陕西省银行概况报告》(油印本).

　　[6]经济部统计处.后方工业概况统计.

　　[7]谭熙鸿.十年来之中国经济.中华书局, 1947:147.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6-20 09: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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