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坎坷　一路凯歌——抗战时期的货币战争
2017-06-22 09:24:03  来源：《中国金融》 2008年第18期 作者：孔祥毅  点击：  复制链接

　　一路坎坷　一路凯歌——抗战时期的货币战争

　　作者：孔祥毅

　　《中国金融》 2008年第18期

　　1937年“卢沟桥事变”，拉开了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序幕。这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毅然挺进敌后，开辟多处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与侵略者展开殊死战斗。在军事战争的同时，还进行着一场鲜为人知的货币战争。当时，日军不仅要沦中国为其殖民地，还妄图使中国成为其侵略亚洲“以战养战”的资源供给地，大肆搜刮金银，伪造中国货币，套取外汇，抢夺物资。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克敌制胜的正确路线，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在根据地设立银行，抵制敌伪钞票，保护人民财产，发展经济，保障部队供给。当时的晋察冀边区银行、冀南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北海银行等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货币战争，抗战胜利后这些根据地银行最终组成了新中国的中国人民银行。

　　抗日根据地银行应时而生

　　早在上世纪初，日本侵略者就培植朝鲜银行、台湾银行等殖民地银行进入中国大陆，进行金融渗透。1932年日军在东北成立伪满洲国中央银行,以其钞票占领东北市场，作为侵华战争的货币阵地。“七七事变”后，日本于1938年在北京成立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在察哈尔、绥远成立伪蒙疆银行，以联银券和蒙疆券占领华北诸省;后来借助汪伪政府成立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中储券占领华中、华东、华南地区，支持军事与经济侵略;又利用汉奸在沪建立了华兴商业银行等，以法币吸收外汇，以图摧毁抗战经济。这些殖民地银行进行经济侵略的货币战术包括：一是以伪币收兑原流通领域里的货币;二是阻止原有货币流通;三是强制提高伪币价值贬低原有货币价值;四是用伪币强行购买物资以控制市场;五是以汇票方式大量向抗日根据地汇入伪币，妄图扼杀根据地金融。面对这种形势，中共中央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方针，允许被分割的各抗日根据地建立银行，实行“统一政策，多元发行”的办法，开辟对敌货币战场。

　　西北农民银行。1937年9月，共产党人刘少白同志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以集资入股的形式，在山西兴县城内创办“兴县农民银行”，“战地动员委员会”动员100多富户捐资支持，先后发行“兴县农民币”15万元，八路军、阎锡山军队与东北军也使用这种钞票。1940年年初，晋绥边区最高领导机构晋西北行政公署成立后，以兴县农民银行为基础组建“西北农民银行”，经理刘少白，总行设在山西兴县，下设分行、办事处、代办所，发行“西农币”。直到1947年晋绥解放区与陕甘宁边区统一为西北解放区，才将西北农民银行与陕甘宁边区银行合并，统称“西北农民银行”。

　　晋察冀边区银行。由于日军占据北京、天津、保定、石家庄、太原后，控制金融市场，伪造河北省钞，废除察哈尔省钞，使地方土杂钞涌现边区，边区金融紧张，周转不灵，民生凋敝。经晋察冀边区政府努力，1938年3月20日，“晋察冀边区银行”在山西五台县石嘴村正式成立，1938年秋迁往河北阜平，经理关学文。总行之下各级实行垂直领导，分布在山西、河北、察哈尔、热河、辽西等地，辖区随边区的扩大或缩小而伸缩，在其存在的十年间，共设计印制了五十几种版别的货币，它的印刷局在1948年年末成了中国人民银行的第一印刷局。

　　冀南银行。在山西抗日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及山西省第三、第五行政专员公署支持下，1938年8月在山西沁县郭村成立了“上党银号”，发行上党币。1939年春，太行抗日根据地曾发行第五行政区合作社流通券。9月16日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决定成立“冀南银行”，同年10月15日冀南银行在山西省黎城县小寨村正式成立，上党银号资产并入冀南银行。冀南银行总经理高捷成，经理赖勤，副经理胡景　。该行发行的冀南币是冀南、太行、太岳三大根据地的本位币。抗日战争胜利后，鲁西银行并入冀南银行，冀钞成为晋冀鲁豫边区本位币，截至1948年9月共发行冀钞 2000余亿元。如今留存在人们手中的“抗币”已是难得一见的珍贵文物。

　　北海银行。依托山东胶东根据地的蓬莱、黄县、掖县等，于1938年春联合建立北海区督查专员公署，同年末在掖县成立“北海银行”，发行北海券。后因胶东局势恶化，被迫停业，1939年8月恢复，总行设在鲁中，发行北海币。

　　对抗日根据地银行，中央十分重视，如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同志曾在1938年 8月指示晋察冀边区银行：“边区应有比较稳定的货币，以备同日寇作持久的斗争;边区的纸币数目，不应超过边区市场上的需要数量，要估计到边区的扩大和缩小的可能;边区的纸币应有准备金，特别要以工业品等货物为第一位，并要有适当的对外贸易政策，以作为货币政策的后盾。”

　　与日本侵略军的货币战争

　　首先是黄金和外汇的争夺战。因为黄金外汇是国际经济往来的“硬通货”。日军每占领一地，挨家挨户收掠金银及饰品，设立黄金收买店，令各日伪金融机构吸收中国金银硬币，设立采金公司，垄断黄金开采。上海各银行保险箱内的金银全部被日军抢夺，还组织汉奸化装成中国军人和难民，收买银元和铜镍币。对此，国民党政府于1938年10月21日决定禁止黄金出口和运往沦陷区，继而取缔黄金交易，实行黄金国有，指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四行设立了623处办事机构，快速收购黄金和白银，阻止金银外流。抗日根据地政府将缴获、没收、收购的所有银饰、元宝和开矿采集的金银，集中造币厂，铸造银元和辅币，用于购买各种物资，保证根据地供应。同时对金银和硬币采取保护措施，准许人民收藏或由银行吸收，禁止私人金银出口和银元流通，停止银币兑换，打击金银投机，对金属辅币也采取保护措施，曾发布《严禁以铜元、铜块资敌》的训令。另外，还在敌占区设立地下商店，以灰色面目出现，进行贸易，扩大外汇资金。

　　其次是对日伪假币的歼灭战。日军参谋部从日本调来“造币专家”，专门研究如何伪造国民党的法币和根据地的抗币，并以假币充作收买汉奸经费和所谓“开发事业”的资本。1938年年底，日军正式下达仿造“中国法币”的命令和计划实施纲要。1939年11月假法币试制成功后，日本大量在上海购买物资，后在向银行兑换日元时露了马脚，便对新印假币作污脏处理，外运其他地区使用。1941年日寇在香港等地发现大量法币印制材料及半成品、印钞机、编码暗账底册等，全部运到北京，大量印制法币，先后达40多亿元。同时伪造根据地抗币，在天津、石家庄、太原、安阳、徐州、集宁、新乡、开封、济南、邢台、邯郸、武安等地建立印制机关，仅冀南银行假币就多达二三十种。1943年后，日军在边区周围遍设推行假票的联络点，利用汉奸伪装成商人或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人员，向根据地抛出假币收购土特产、药材等物资，甚至派出伪装人员在集贸以查禁假钞为名，专门没收真币，推行假币。面对日伪假币进攻，国民党政府断然采取“以假对假”策略，下令建立一座日本钞票的印制厂，从美国购买纸张和印制设备，挑选造币精英，精心制作，运到日伪控制的沦陷区使用，购得了大量黄金、棉纱、布匹等军用物资。各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为净化货币流通，采取各种办法，动员军民查禁假币，建立假币识别小组和识别所，在边沿地带、游击区乃至敌后根据地，严密查缉，并明确奖励办法，堵塞假币流入通道，发现新假币及时曝光，发动群众追查收缴。太行山八路军总部金融部门还在山西根据地所产纸浆池中加入各种有色纤维，制成防伪纤维土纸货币，并加水印，手工印刷，使日伪机关无法仿冒。甚至在敌占区设立地下商店，以灰色面目出现，通过贸易途径，大量吸收外汇进入根据地，扩大外汇资金来源。这些得力举措使抗日根据地、游击区的金融秩序得到了有力维护。

　　1940年，日寇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采取“围攻”、“蚕食”、“铁壁合围”、“梳篦战术”等，企图扼杀抗日根据地，根据地银行职工一手拿枪，一手持账，白天工作，夜间行军，跟随部队与敌人周旋，账款常常驮在马背上，有时则把账款分开装在战士们的背包里行进。到抗战胜利前夕，在沦陷区，日伪货币阵地已被晋察冀边区银行、冀南银行、北海银行等根据地货币围困于大中城市。在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也形成将伪中储券从根据地扫除的态势，使根据地货币成为中流砥柱，有力地打击了日寇的货币进攻与财富掠夺。(《中国金融》印刷版2008年第18期)

作者单位：山西财经大学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6-22 09:2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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