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货币
2017-06-22 10:06:43  来源：突袭资讯网  点击：  复制链接

　　在抗日战争时期，晋东南根据地的“抗币”从产生、发展到最终取得胜利，步履极为艰难。根据地在经济战线同日伪的货币进行顽强斗争，掌握了根据地的财政命脉，使根据地的货币最终发展壮大，一步步迎来“人民币”诞生的曙光。

　　抗币的先锋“各县银号票”

　　抗战初期的晋东南是山西乃至华北地区抗战的中心区域。这里是朱德、彭德怀领导的八路军总部、一二九师师部及我党北方局等重要机构所在地;也是我党同阎锡山达成共同抗日协议后薄一波、戎子和领导的山西第三、第五两个行政专署机关和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一、三纵队所在地;同时还是三专署16个县和五专署12个县，总共38个抗日县政府所在地。从抗战爆发到1939年底，晋东南就成为共产党、八路军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先进地区。

　　晋东南根据地建立后，巩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发展生产，保障庞大的军、政、民抗战力量的供给是重中之重。1938年春，日军第一次大规模九路围攻晋东南后，根据地遭到重创，生产秩序严重破坏，货币经济混乱。加之国民党政府配发根据地的“法币”供给严重短缺，致使军、政、民供给紧缩，市场货币缺少，特别是找零用的辅币更缺。为解决战争状态下产生的这一货币矛盾，1938年4月，在五专署的几个县首先设立了“县银号”，以解燃眉之急，并开始在五专署的“上党印刷厂”统一印制小额辅币。这些县银号有：“长治县银号”“长子县银号”“沁水县银号”“潞城县银号”“平顺县银号”“壶关县银号”“陵川县银号”“高平县银号”“晋城县银号”“阳城县银号”“浮山县银号”等(附表1)，11个县银号发行的辅币面额为“壹角、贰角、贰角伍分、叁角、伍角”，票面色彩多为橘黄、棕红、墨绿、深蓝单色石印，票幅的大小基本统一，这些抗日辅币上的图案均为长治城内莲花池的“湖边长廊”主景(图1～3)。个别县银号也有自行设计、印制县票的情况，如“长子县银号”的蓝色壹角、贰角、叁角;“晋城县银号”的棕色壹角、贰角伍分等就是极简单的油印版，“长治县银号”则是在旧版的商号纸币上临时“加盖”名称而发行的(图4)。据我们多年来收藏到的各县票实物和档案资料研究分析，当时，11县共发行抗币辅币券不同版别34种之多，发行额近300万元。

　　晋东南根据地各县银号没有专门的机构，属于县里的财粮科管理。各县票从1938年初陆续发行后，原则上是在各自的县域内流通使用，以解决军政民及商界的找零问题。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各县票在三、五专署以至周边的河北涉县、武安，河南济源、焦作也可流通使用。

　　晋东南根据地的各县银号抗战初期虽然仅发行了辅币券，发行的金额也不大，但其在对敌斗争中意义重大。首先，它是晋东南根据地自行解决货币严重不足、发行抗币的先锋，率先走出了根据地自救的路子;二是各县票代替了国民党的“法币”流通，避免了“法币”被日伪的利用和破坏，并将日伪的“联合票”驱逐出县境;三是对各县货币经济的恢复和缓解抗日县政府的财政困难，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彭德怀批准发行“五区票”

　　1938年7月1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三纵队政委戎子和到达长治就任第五专署专员。他一上任即调整了抗战不积极的几位县长，整顿经济秩序、社会环境。他发现虽然各县发行了且票，但完全靠几个县的县银号票去驱逐日伪的“联合票”力量还远远不够，而县各县票都为辅币、名称又不统一，不能形成强大的合力一致对外。为解决五专署在对敌货币斗争中的这一突出问题，五专署和牺盟会长治中心区的主要负责人召开了专门会议，研究决定在五专署发行区域性抗币“山西省第五行政区救国合作社临时找零兑换券”。由于名称内容太长，老百姓习惯简称其为“五区票”。会后，由牺盟会长治中心区的秘书王兴让具体承办。王兴让到达潞城北村的八路军总部，向彭德怀副总司令员反映了五专署在货币经济中出现的情况，彭德怀表示同意并要求必须准备一定数量的发行基金，货币发行的数目不得超过全区人口每人3元。

　　“五区票”的发行机构当时设立在长治城莲花池内的牺盟会长治中心区，经理王兴让，副经理由五专署财政科科长曹斐然担任。1939年初发行的“五区票”面额有壹角、贰角、贰角伍分、伍角4种，票面名称上还特别印制有“临时找零”字样(图5)，1940年又发行了壹角、贰角、伍角3种，并将“临时找零”字样删去(图6)。“五区票”在设计印制上突出了“抗战救国”的主题，如在壹角、贰角、贰角伍分、伍角票面亭台的主图中有“救国”字样。

　　“五区票”(附表2)结束流通时，共发行30余万元。当时，由于战争状态下环境恶劣，作为区域性货币，“五区票”没能完成最初设想的计划和目标，没有形成一种完整的根据地统一币制。

　　薄一波与“上党银号”票

　　1938年4月中旬，八路军一二九师粉碎了日军对晋东南的第一次九路围攻后，中共晋冀豫省委随同总部也返回了晋东南根据地三专署所在地沁县，开始恢复根据地的经济和生产。由于根据地所处的位置大多在偏僻落后的山区，加之日军扫荡后留下的创伤，战前流通的金属铸币被老百姓贮藏起来，原有的纸币又失去购买力，交易中出现了以“小米”为计价单位的物物交换。为此，晋冀豫省委于1938年8月中旬在沁县召开会议，讨论建设根据地经济问题，会上提出了建立根据地自己的银行。

　　银行被命名为“上党银号”，由晋东南第三、五两行政专署统筹，第三专署的秘书处、财粮科负责具体的筹办工作。当时，创办银号的准备基金近百万元。一部分是阎锡山给抗日部队的经费;一部分是三专署财政拨款20万元、各县上缴的款项以及士绅富商捐助共30万元、百姓捐助抗日政府10余万元。正如薄一波在《沁县人民革命斗争史》回忆录中所讲：“上党银号开始的资金，阎锡山不是给咱们点钱嘛，八路军不是也有点钱嘛，开始就是这个资金，资金也不大。”1938年8月底，“上党银号”在沁县的南沟村成立，不久迁往沁县郭村。因战时的特殊环境，“上党银号”从成立到结束对外始终没有挂过银号的牌匾。薄一波兼任了“上党银号”的经理。

　　抗币“上党银号”票最先是发给三、五两专署职员和决死队员的津贴。一经市场流通后，百姓都简称其为“上党票”。1938年发行的面额有拾元、伍元、贰元、壹元、伍角、贰角伍分、贰角、壹角等8种票面10种版别(附表3)。值得一提的是，在伍元的票面设计为突出统一战线和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主题，币面主图使用了孙中山先生头像(图7)，背面是经理薄一波的英文签名;壹元票(图8)的主图设计为体现根据地货币特色，天坛主图的下面倒印有一“党”字暗记;贰角票(图9)的设计为纪念“上党银号”的成立时间，在蓝色山林宝塔主图的中心印有“38”的暗记;1939年6月前后，“上党银号”又在沁县桃卜沟的大山里增印了壹分、贰分、伍分3种辅币。据抗战时的档案资料显示，上党票所有版别票面上的“上党银号”4个篆字均为当时的印刷厂厂长高道杰书写，一说为王贺五书写。1940年初，“上党银号”结束，其财产并入“冀南银行”时，共发行上党票300余万元。

　　抗币上党票的最大特点是发行数额大，有了自己的主币，在根据地流通使用的范围广，占领了68%的日伪“联合票”货币市场。

　　邓小平与冀南银行票

　　晋东南根据地的抗币发行使用到1939年下半年时，根据地的经济得到了稳定，百姓的购买力增强，生产建设和秋季农产品收购较根据地建立初期前进了一大步。但是根据地市场上货币的品种过多、过杂、过乱，有县票、五区票、上党票还有国民党的法币、阎锡山的晋钞、日伪的联合票，购买力不等，百姓计算困难，苦不堪言。“统一货币，保证供给，支持抗战”，就成为晋东南根据地货币经济的当务之急。

　　1939年10月15日，“冀南银行”在晋东南根据地的黎城县小寨村宣告成立，抗币冀南票同时在根据地发行流通。银行主要业务是解决八路军的军需经费，支持根据地兵工产品的生产，统一根据地的货币，特别是抗击日本侵略者长期对根据地的货币侵略和掠夺。

　　“冀南银行”从筹建到设立受到了时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的关怀和支持。

　　早在1938年初，八路军一二九师从晋东南根据地进入冀南平原，与杨秀峰部队汇合，在地方党委的配合下建立了抗日县政府及救亡团体。2月，军政委员会成立，筹办冀南区的行政机构。8月，冀南行政机关经济委员会发布“抗日游击区经济建设大纲”，其中规定：“成立冀南银行并设立县区的兑换所和分所”“发行冀南本位币”。邢台县的抗日民主政府县长、中共党员胡震担当起此任务，并就准备组建银行的有关事宜到辽县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指示：“你们先尽可能地召集工人，筹集机器、纸张、油墨和钱版，我们正想发行自己的边区票子，就是缺乏这些条件。不过，目前筹备工作还要保密。”

　　“冀南银行”刚一开始筹建，即遭到国民党的阻挠和破坏。蒋介石曾数次电令停止银行的筹办和冀南票的发行。鹿钟麟、石友三则贴出布告：“凡使用冀南票者枪决。”由于国民党的层层阻挠和日军的不断扫荡，冀南筹备银行的环境十分恶劣。鉴于重重困难，筹建银行工作由一二九师供给部徐林领导，银行由冀南地区向晋东南根据地战略转移。1938年冬季，银行筹建组的人员突破敌人封锁，兵分三路，穿过敌人占领的平汉铁路，向晋东南根据地迂回。为保障印刷器材的安全，他们夜晚行军，白天隐蔽。同年年底，银行筹建组的同志们克服重重艰难，跨4省10余县陆续到达了晋东南，驻扎在黎城县西井镇周围的10多个村落里。

　　银行筹建组的同志们到达晋东南不久，邓小平就带领大家察看地形，直接研究指导银行总行、办事处、发行处、印刷厂等地址的选定，既考虑银行的隐蔽保密，还要使“抗币”的运输方便。当时，在黎城西井专门成立了冀南财经学校，培养金融、银行等方面的人才，由杨秀峰兼任校长。他还从抗日军政大学等部门调来一批做过学过金融工作的骨干到黎城来积极筹组银行，其中的胡景后来曾任“冀南银行”行长。这期间，一二九师还想方设法从敌占区的太原、邯郸等地购回大量的纸张、油墨、器材、石版材料等。这些都为“冀南银行”的成立、抗币冀南票的发行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条件。

　　银行成立后，虽然总行及印刷厂都在晋东南根据地，但“冀南银行”的名称和发行的冀南票冠名都没有改变，给人们造成的错觉是“冀南”应属河北的南部，其实这在对敌斗争的战术上叫声东击西,目的是避免和减少日伪对银行的破坏。

　　冀南票在根据地发行的面额有拾枚、贰拾枚、壹角、贰角、贰角伍分、伍角、壹元、贰元、叁元、伍元、拾元、贰拾元、贰拾伍元、伍拾元、壹百元、贰百元、伍百元、壹千元、贰千元等(图10～14)，这其中又分1939年版、1940年版、1941年版、1942年版、1944年版、1945年版、1946年版、1948年版，另有加盖“太行”“太岳”“鲁西”等地名票;还有冀南票“本票”壹百元、贰百元、伍百元、壹千元版10种。据档案资料统计，冀南票共计有82种版别(附表4)。

　　1943年7月16日，小平同志在《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中曾就“冀南银行”所做出的贡献和冀南票的作用这样论述道：“我们的货币政策，也是发展生产与对敌斗争的重要武器。货币政策的原则，是打击伪钞保护法币。我们鉴于敌人大发伪钞，掌握法币，大量掠夺人民物质的危险，所以发行了冀南钞票，作为本战略区的地方本币。实行的结果，打击了敌人利用法币的阴谋，缩小了伪钞的市场，强化了对敌经济斗争的阵容，给了根据地经济建设以有利的保障。为了保障本币的信用，我们限制了发行额，大批地贷给人民和投入生产事业，取得了人民的热烈拥护，本币的信用是很巩固的。我们不断地对敌占区进行政治攻势以及适时地利用物质，给了伪钞以相当的打击。”

　　1948年底，“冀南银行”结束业务筹建“华北银行”，之后不久，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冀南银行”共在晋东南根据地以至后来的晋冀鲁豫边区发行冀南票2012.7亿元。

　　“冀南银行”和抗币冀南票历经血与火的磨炼，谱写了一部晋东南根据地抗击日伪货币的斗争史，最终迎来了人民币诞生的曙光。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6-22 10: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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