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民国初期,西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缓慢,与东部地区产生了较大的差距。虽然,一些进步人士把西北地区的考察情况反馈给了国民政府,却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随着日本侵华的不断加剧,国民政府的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西部对于抗战的重要作用。直至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国民政府便把西北地区作为支援抗战的大后方,把东部重要的企业、学校等部门转移到西北地区。与此同时,民间的一些先进企业家和外国友人也开展了工业合作化运动,直接促进了西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可好景不长,随着抗战的胜利,工业等部门的回迁,西北地区经济逐步发展放缓,又与东部地区拉开了距离。在这个发展到衰落的过程中,不可否认,国民政府的工业内迁和开发西北的政策产生的巨大的作用,同时民间工合运动也功不可没。但为什么战时西北的发展较快,而战后的发展放缓,本文试分析其中之原因。
【关键词】抗战时期;西北开发;工合运动;浮沉
由于历史、地理、环境等各方面的原因,东西部地区的发展极不平衡。为改变西部地区的落后局面,进入民国以来,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和考察家开始呼吁开发建设西部。在当时虽然引起了国民政府一些上层人士的注意,但没有拿出和实施相应的政策,因而东西部的差距不断扩大。进入三十年代后,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抗日战争的不断持续,进入全面抗战阶段后,使得东部地区的发展受到的阻碍。国民政府对于保存工业等经济实力的计划开始形成。在当时,作为抗战大后方的西部地区(包括西南和西北)便成了国民政府的着眼点,为了给持久抗战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则必须加强经济建设。由于当时国民政府把陪都定在了西南,使得战时在后方的建设发展上存在重西南轻西北的倾向,西南的发展速度要快于西北。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西北地区在抗战过程中的历史作用遭到削弱,在抗战过程中,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呈现出了较大的进步,但是随着抗战的胜利,西北的发展速度又逐渐放缓下来。
一、抗战时期的繁荣
民国时期的西北地区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五省。虽然该地区经济落后,但自古以来战略地位却相当重要。早在抗战爆发前,就有一些考察家对西北地区进行过实地的勘察,写下了不少的著作,对西北地区的大致情形都有所考察:该地区地域辽阔,人口稀少,矿产丰富,主要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煤和水利资源等,但工业落后,这为后来西北工业建设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物质基础。考察家们希望以此来引起国民政府的重视,但当时并没有产生多大的效果。直到1928年,国民政府才清楚地意识到日本对中国侵略将扩大。
在“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不得不考虑建立以西北地区为大后方的抗战基地,因而“开发西北”政策便成为国民政府领导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发布有关“开发西北”的决议案:《开发西北案》、《限期完成西疆铁路案》、《拟请提前完成陇海线西兰段铁路以利交通而固国防案》等。1934年初,国民党在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确立今后物质建设方针案》中明确提出在“不受外国兵力威胁之区域,确立国防军事中心地”;要求“国家及私人大工业今后避免集中于海口”;“道路航路之开辟,须首先完成西向之干线,使吾国于海口外,尚有不受海上敌国封锁之出入。”[1]P23随着抗战的不断深入,国民政府对开发西北从政策出台到执行变得更为迅速。1938年1月,经济部长翁文灏发表谈话指出:战前我国经济建设分布失调,发展畸形,今后应注意内地建设“以西北为基础”。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决议,认为今长江南北各省既多数沦为战区,西南西北则为今后长期抗战之后方。[2]P17
在外部条件的刺激下,综合西北地区的资源优势和战前的经济基础,这一时期的西北社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使原来十分落后的西北经济面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部分改变了东西部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局面,客观上促使西北地区工业布局进行了一次大调整,从而能够在西北地区初步建立起了工业体系,从轻工业到重工业,从后勤物资到作战物资,充分发挥抗战基地的作用。
从轻工业的角度来说,是为军队生产重要的军需物资,包括吃穿住行等,涉及到面粉业、火柴业、制革业、烟草业和纺织业等。具体来说,面粉业关系到前线士兵的口粮和后方群众的日常生活,必须优先考虑。由于在当时西北地区的人口受到工业西迁的影响而激增,使得面粉的需求量同时扩大,客观上刺激了西北面粉市场的销售,从而使得面粉业在当时成为发展速度最快的工业。据资料记载,当时在西北地区的面粉企业共有三十余家,其当时的面粉产量已占国统区总产量的一半。[3]P295而抗战时期西北火柴业的发展从数量、产量及资金投入上都比抗战前有所增长。例如在甘肃省抗战前的火柴厂只有四家,而进入抗战时期则增长到十家左右。[4]P297在西北地区的特有的畜牧产业给制革业提供了重要的原材料,作为畜牧发达的甘肃省自然是重要的原料来源和加工基地,其发展速度超过西北其他各省。在烟草业方面,陕西的发展最为突出,其企业规模较大,采用先进的机器生产,以当时的秦丰烟草公司为例,共有卷、切烟机30部,生产华山牌香烟500余条。[5]P299在纺织业方面,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最为繁荣,从抗战初期到1943年5月共建有大小纺织厂106家,占全国的43%;总资本3437万元,占全国的49%;动力设备3641马力,占全国的51%。[6]P300从以上西北地区的轻工业发展来说,确实支援了抗战,也促进了当地的持续发展。
从重工业的角度来说,在机械制造、能源等行业也比抗战前发展成果巨大。东部地区工业的西迁,为西北地区带来了先进的科技人才、机器、生产技术和丰裕的资金。在机械制造方面,从战前到1943年5月,甘肃共有工厂57个,涉及冶炼加工制造等各个环节,占全部工厂数的23%,资本772万元,占全省总额的1/9,工人数则占全省的1/6。[7]P307作为物质资源丰富的甘肃来说,能源的开采和发展为工业提供了助力。如煤炭、石油的开采,为战争的发展起到了支撑作用。而这也是战时最为稀缺的物资。作为甘肃最为著名的石油产地玉门,在战时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从1939年到1945年的7年间,玉门油矿共实现钻井61口,原油产量共约7866多万加仑,年产汽油1303万余加仑,煤油511.7万加仑,柴油71.7万加仑,此外还有石蜡等副产品。到抗战结束时,玉门炼油厂已能炼原油5万加仑。[8]P97作为重要的电力来源,煤炭的开采同样影响西北社会的经济发展。在此期间甘肃的产煤能力,从1938年为24万吨,到1940年为50万吨,最后到1945年为92万吨。国民政府下属的资源委员会、甘肃省政府与甘肃矿业公司联合经营静宁罐子峡煤矿,全省煤产量比战前增长十余倍。[9]P306 与此同时,旅居在上海的中外民间人士也发起组织进行了工业救国运动——工业合作运动,并把地点就放在西北地区,时间最早,范围更广。工业合作运动主要是在手工业等层面,通过民间人士募集的资金,扩大手工业生产来支援抗战。随着抗战的不断发展,手工业在民用工业中也开始显示其作用,因军需品及日用品的消耗增加,工业原料的需求扩大,在此情况下,充分发挥西北地区资源和人力的优势,能源的供应充足等方面,为西北民用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一方面,由于西北的地理偏僻,交通落后,形成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结构。另一方面,西北的市场比东部地区的经济活动要滞后,在东部企业迁入以后,对手工业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工业合作运动从1938年到1942年间经历了初创、整顿和苦撑的三个时期,反映了工合运动从起步、繁荣到衰落的过程,从经济上支援了抗战,因其发起组织者具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并以恢复工业经济和建立工业体系为目的,对西北地区的社会经济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二、抗战后期的下坡
进入抗战后期,西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速度放缓,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出现了停滞的现象,而其中以工业行业受到极大的冲击。作为战时工业发展的重要地区,国民政府在抗战前期和中期给予陕西和甘肃两省重点的关注和投资。前期的西北开发极大的促进了甘肃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工商业、农业和交通等方面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这种快速发展的情形并没有持续很久。进入抗战后期,西北各省的发展便发生了逆转。
从轻工业的角度看,根据国民政府经济部当时的档案来看,当时在陕西工厂数量的变化上,从1938年到1942年这段时期,由100家上升到395家,而1942年却下降到261家,低于1940年的263家的水平,这段时期的发展速度反映在以下的表格中。
从上表可以直观看出,从1941年到1945年间,设厂的数量和资本额在前两年呈增长,但到了1943年出现转折,开始快速下降,资本额逐年减少。[10]P3-5在这中间民营面粉工业从1942年的12家减到1943年的10家,产量也从1942年的2448580袋减到1943年的1781081袋;民营纺纱厂从1942年到1943年的厂家虽没变,仍为9家,但其产量从1942年的12255件剧减为1943年的8053件。[11]从纺织业、面粉业等厂家的倒闭关门和商品生产的下降,也影响到抗战后期西北商业的发展,特别是在关乎民用产品的领域,如棉花、面粉、食糖、布匹等变得紧缺,给民众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不便。而有些不法商户依靠倒卖这些紧俏物资获得巨额的利润。“抗日战争胜利的一声炮响,造成物价急剧下跌,许多商号把成本很高的商品,大量廉价拍卖,存货尽行抛售。”[12]因民用工业的影响而使得西北地区商业经济逐步的衰落,迟滞了当地市场和地方经济等其他行业的发展。
在重工业方面,这一时期的西北地区虽在前期的工业建设中弥补了薄弱的基础,也生产了较多的物资支援抗战,但过于依赖国民政府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当抗战进程,大量的技术和人才重新返回东部,而西北的工业在缺少人才和资金的情形下难以为继,导致了产品的销路变小,质量降低,最终陷于停产倒闭的困境。[13]P298比如,在抗战时期兴起水泥工业,涉及到军民两用,成为重要的抗战资源。到抗战即将胜利时,水泥业在战争中的需求量降低了,很多西北的水泥企业,特别是甘肃的水泥企业也陷入困境。“甘肃水泥公司总经理张光宇亦被调往青岛,公司随即以产品没有销路而停止生产,职工大部分遣散。”[14]P125而在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开始组织工业等企业东迁,而国民政府下属的资源委员会便把与西北各省合作建立的几个厂矿交给当地政府,确没有留下资金和技术人员。对于西北各省来说,国民政府把负担转嫁给西北,于是这些合办的工矿企业,例如甘肃省的电力企业兰州电厂,在当时就遭受到了重大挫折,“除了兰州电厂(包括天水电厂)仍由资源委员会管理维持生产外,其余有的休工保管,有的缩减人员,不能生产,牌子虽然挂着,业务实际停顿。”[15]P101在这种情形下,很多企业如化工厂、机器厂、炼铁厂等先后关闭,对当地的经济产生了不利影响。从另一个层面来说,抗战的胜利也意味着西北经济发展的繁荣时期的结束。从长远来看,国民政府的战时的经济政策有利于西北的发展,但其不可持续性也造成西北经济的由盛转衰,这对本已落后的西北地区是不利的,也使得西北地区的发展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才能减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
三、结语
从抗战时期的西北社会经济发展的浮沉,我们可以看出西北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政治形势。在当时处于中央和地方政治博弈的背景下,以建立抗战大后方的基地支援抗战,其出发点是有益于国家民族的。但是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开发西北的活动,在工业上不是为了促进西北地区的工业化而进行的,而是为了降低战乱对中国工业经济造成的损失,是一种战时经济发展的权宜政策,从开始到结束并不完全是一个主动的过程,虽在开发西北的想法中提出了许多积极的理论构想,在现实的情况和政策执行中出现了诸多困难。就西北自身来说,思想观念的落后、经济基础的薄弱、民族成分的复杂和地理位置的偏僻等先天的不足,却在战时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不得不令人称奇。当然,这其中既有战争因素的客观作用,也有中央和地方在经济上的政策的执行,所以在前期获得发展。但到了后期,先天缺陷又开始阻滞了西北社会经济的发展,因国民政府工业动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发展西北的经济,而是为了确保抗战的持续,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在客观上推动西北地区的发展,并没有长远发展西北经济的考量,国民政府的政治目的十分明显。因而,到抗战后期出现了西北社会经济的停滞和下降也就不可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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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周凡(1988—),男,江苏靖江人,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6-23 09: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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