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统区工业及工人状况
2017-06-23 14:23:14  来源：中国论文网  点击：  复制链接

　　摘 要：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业相对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是由于部分工矿企业迁移到了内地各省，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军需民用工业产品需求量增大;国民党政府的国家资本转移到了内地各省，在西南、西北重新建立军事工业，以及和军事工业有关的工矿交通事业。在国民党统治区新工人占了绝大多数，是最坚决、最彻底的革命力量。但由于国民党一直对工人组织采取控制政策，其处境也尤其困难。

　　关键词：抗战时期;国统区;工业;工人

　　一、国民党统治区工业发展状况及原因

　　抗日战争爆发以前，中国的近代工业几乎全部集中在沿海和长江中下游沿岸地区。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这些工业集中的地区立即成了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首要目标。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由于日寇暂时停止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国民党统治区出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局面。这时的国民党统治区，主要是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西北10个完整的省份，即四川、云南、贵州、广西、陕西、甘肃、西康、青海、新疆、宁夏等;此外还包括湖南、广东、湖北、河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等省尚未沦陷的部分。两项合计，面积占全国二分之一以上，人口有2亿左右。据国民党政府经济部的统计，战前全国除东北地区以外，在该部登记的新式工厂总共是3935家，资本总额是37335.9万元，工人总数是456973人;其中属于西南、西北各省和湖南地区的，仅有工厂237家，资本25234000元，工人33108人。[1]西南、西北各省的工业，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特别是在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的几年间，有了很大发展，据国民党政府经济部的统计，到1942年底，国民党统治区已有工厂3758家，工人241662人。和这个地区战前的情况比较起来，工厂数将近战前的16倍，工厂工人的人数相当战前的7倍还多。[2]这种发展主要是由于以下几方面的因素促成的：

　　(一)在日寇占领了沿海沿江的重要工业地区时，虽然绝大部分工矿交通企业或被炮火毁坏，或被敌人占领，但是也有一部分在民族资本家和工人群众的抢救下，迁移到了内地各省。据国民党政府经济部1943年的统计，从1938年到1942年底，由上海、青岛、武汉等地迁往四川、湖南(西部未沦陷地区)、陕西、广西、云南等省的民营工厂，共计639家，机器设备12万多吨，技术工人12000多名。[3]这些内迁工厂是促进内地各省工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随着沿海沿江重要工业地区的沦陷和原有国际交通路线的被割断，随着国民党庞大的治机构和大批流亡人口的迁入，在内地各省，一方面大大加强了对于军需民用工业产品的需要，另一方面，又不能象战前一样依赖外国和沿海沿江工业地区的商品输入来满足这种需要。这样，就为内地各省工业发展造成了某种有利的市场条件。内地各省物产资源和人力资源又很丰富，于是就引起了一些官僚、地主、商人以至海外华侨、沦陷区的部分工商资本家，都到国民党统治区来投资兴办工矿企业。

　　(三)国民党政府的国家资本，在失去华北、华东那些重要活动地盘以后，转移到了内地各省。为了应付战争局面，他们需要在西南、西北重新建立军事工业，以及和军事工业有关的工矿交通事业。

　　二、工人的特点及处境

　　国民党统治区工人阶级的队伍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才壮大起来的，因此新工人占了绝大多数。这些新工人的来源主要是当地破产的农民和城市小生产者，此外还有从敌占区逃亡出来的大批难民。他们复杂的社会出身带来了各种思想意识，但是这支在民族战争和国内斗争十分激烈的环境里生长起来的工人队伍，是国民党统治区最坚决、最彻底的革命力量。国民党统治区工人阶级具有以下一些突出的优点：

　　(一)他们生活在战争环境里，天天接受到民族解放斗争和国内斗争的教育和锻炼，因此一般政治觉悟都有很大提高。

　　(二)他们中的新工人虽然占了绝大多数，但是也有一批从沿海沿江工业城市流亡来的老工人作为他们的骨干。这批老工人大多数经过较长时期生产斗争的锻炼，他们不仅有技术，而且富有斗争的经验。

　　(三)战时工人的流动性很大，这样固然增加了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的困难，但是同时也有利于各个地区工人阶级的广泛联系和团结。

　　(四)他们中有大批是从农村出来的破产农民，通过他们更加密切了工人和广大农民的联系。[4]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统治区，工人不仅遭到日寇侵略战争的严重损害，同时还受到国民党的控制，因此他们的处境是十分困难的。抗日战争一开始，沿海沿江工业集中地区的数百万工人，就在日寇野蛮进攻的炮火下，遭到疯狂的屠杀和蹂躏。战争转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寇虽然暂时停止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但是它却加强了对国民党统治区大小市镇的空袭、轰炸，因此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仍旧直接地遭到了日寇的摧残和屠杀。

　　由于国民党的通货膨胀政策和官僚资本在投机市场上的操作，使得国民党统治区的物价从1938年开始，就不断地猛烈上涨。虽然在1940年前后，是国民党统治区战时工业的上升时期，许多工厂增加了工人的名义工资，但是由于工资的增加远远落在物价的后边，结果工人的实际收入在猛烈下降。1942年11月以后，国民党以统治物价为名，对工人的工资实行了管制，“凡实行限制物价之地区同时限制工资”。这实际上是一种强迫压低工人工资的手段。“战时限制工资的标准，依照当地限制物价的标准随时订定，以1942年11月30日的工资为最高的工资”[5]，“战时工资限制之标准依照当地限制物价之标准随同订定之”[6]，“工资限制后除正工及已有各项津贴外雇主不得再以其他名义增加类似工资性质之报酬”[7]。在这以后，工人的工资确实是被严格的管制住了，但国民党统治区的物价暴涨的形势却更趋剧烈。特别是在抗战最后一两年间，往往一月数涨，甚至一日数涨;上涨的程度也常常是一倍两倍，以至三倍四倍。在物价更加暴涨的形势下，工人的工资却要几个月甚至半年以上才能由国民党政府批准调整一次。例如从1944年3月到1945年1月，重庆市工人的工资一直都没有变动，而这一时期重庆市的物价却上涨了好几倍。[8]不仅如此，国民党政府机关在不得不批准增加工资的时候，对于工资增加的比例，还是按照他们所公布的物价确定的。实际上按照这种“官价”在市场上根本买不到东西，工人只有用高出官价数倍以至十数倍的黑市价格才能买到必需的生活资料。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统治区工人阶级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就更加大大地降低了。以重庆市为例，其产业工人在抗日战争头四年半期间，实际收入呈下降趋势，1937年到1942年，重庆市零售物价总指数由平均数100，上升至6950.6，产业工人工资总指数由平均数100，上升至1369.0，虽然二者在四年间均呈上升趋势，但是由此得出的产业工人实际收入则下降颇多，1942年底产业工人实际收入仅为1937年的五分之一。由于此数据来源为国民党社会部统计处，而国民党绝对不会放大自身统治下的不足，因此，以上数据具有可信性，足以证明当时工人的生活处境。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统治区，由于各项生产事业都遭到战争的破坏，工人阶级还经常受到失业的威胁，特别是在1942年以后，由于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业日益陷入深刻的危机，大批工厂商店关门倒闭或停工减产，工人的失业威助也就更加严重。据国民党政府社会部1944年4月的统计，当时重庆失业工人约占工人总数的42%，成都失业工人约占工人总数的30%，另据1945年10月重庆失业工人请愿团不完全的统计，在抗战结束时，重庆仅纺织、建筑、机器、印刷等几个工业部门的失业工人就至少有5万，昆明3万，贵阳4万，川滇黔三省合计就有失业工人17.5万人以上。其他各省失业工人数字也是惊人的。

　　战前，中国工人的工时就特别长，劳动环境和生活条件极为恶劣。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统治区内，工人处境更加恶化。由于国民党一直对工人组织采取控制政策，工人政治上的处境，也是尤其困难的。

　　参考文献：

　　[1]经济周报[N].1945-12-6.

　　[2]国民党政府经济部统计处编.后方工业概况统计[M].1943,(5).

　　[3]翁文灏.在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的讲演录[J].战时经济建设,1941,(11).

　　[4]曹延平.工运史料集: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7.

　　[5]陈达.我国抗日战争时期市镇工人生活[M].中国劳动出版社,1993:5.

　　[6]战时管制工资办法[J].劳工法规社会部编印,1944,(9):32.

　　[7]社会部劳动局统计室编印.劳动统计简编.1944:24.

　　[8]宫韵史.1937-1945年间国民党统治区工人阶级状况[J].历史研究,1960,(3):16.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6-23 14: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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