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后抗日根据地集市贸易的历史考察
2017-06-25 09:07:53  来源：参考网 党史文汇2015年12期 作者：苗智玉  点击：  复制链接

　　日军侵华战争影响下的集市贸易

　　自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 ，我大片国土沦陷，民众的生命、财产都遭受了严重危害。以农村社会经济为基础、以庙会为主要形式的集市贸易也遭受了极大的破坏。

　　冀中敌后抗日根据地任丘的鄚州镇，自清康乾时期庙会贸易的范围就已遍及全国各地，甚至出现了“天下大会数鄚州”的说法。每年的鄚州庙会自2月初到5月中下旬，再加上开元寺9月庙会，共持续近4个月。在庙会上，有演戏、赛马和各种欢乐会。可是自1937年之后，鄚州镇的庙会便进入了极度衰落的时期。“日军正式侵占冀中后，鄚州和城里比较大的买卖，有的搬走了，有的被敌人抢掠烧毁了，只剩了一些小的工商业。鄚州只剩下小的座铺(包括小手工业)65家。县城剩下小座铺52家。而剩下的这些买卖中，供给吃喝的就占83%，集市贸易几成瘫痪。同样在固安县，“咸丰年间固安县共有大的庙会16处，每年全县庙会开设总天数为54天”。而日本侵略之后，“固安县的庙会全年有17处”，“开设总天数锐减到19天”。

　　1941年冀中对战争期间商业所受的损失调查可以看出，日军对冀中地区的商业剥削是残酷的，尤其是在“五一大扫荡”之后。当时冀中共有49个县和胜芳、辛集两个市，每个县市至少平均有4个市镇，每市镇平均有10万元以上资金的商号10家，5万元以上的40家，2000元以上的100家，这些商店80%都在日伪摧残下倒闭了。

　　晋察冀边区的唐县在抗战时期集市大减。只有川里、上苇、稻园、齐家佐、白河、大洋等解放区集市在抗日政权领导和保护下，仍能正常贸易。又据1946年5月1日《晋察冀边区抗战中商业损失调查与善后复兴计划大纲》相关资料显示，8年间冀晋区31县商号资金损失边币330250万元，折合法币660500万元，折合美金3269801.9元;商号房舍损失边币12亿元，折合法币24亿元，折合美金1188188.8元。日军占领山西翼城县后，大肆烧杀抢掠，战前之252家工商业，减为百余家，市场形成严重的萧条状态。

　　位于晋冀鲁豫边区的涉县河南店镇在抗战前很繁荣，实为粮食集散地。抗战全面爆发后，该地商业荡然无存。

　　太岳区长子县鲍店药材市场最为著名，1938年日军占领该地后，钱庄、当铺、棉花店、骡马店及粮店等均垮台，所剩的杂货店、药材铺几近凋零。晋城是河南、山西两省商行集中交换的集散市场，其繁荣为太岳各县所不可比拟。日军占领后，“乱抢乱杀，将市场摧毁得门户倒闭，再加上飞机轰炸，及阎锡山的老虎票将不成钞，商人市民均呈现恐慌状态中，无心经营，市场贸易遂几告完全停顿”。

　　战前晋西北和绥远的商业贸易比较发达，随着日军不断“扫荡”，商业贸易逐渐凋零，碛口战前的货币流通最高达150万元，战后减至70万元。1939年全年流水在3万以上者达60余家，晋西北事变后只剩18家，减少了70%。

　　抗战爆发后，日军一路沿津浦路北犯，淮北地区沦陷，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残酷的经济掠夺和严重破坏：仅有几万人口的凤阳县城，经日军烧杀抢掠后，4000多间民房被烧毁，5000余名群众被杀害。此外，日军对沦陷区和游击区进行了严密的经济控管，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致使工商业经济呈畸形发展。以湖北天门为例，工商业户1939年比1937年减少 6.5%，1941年又减少20%以上。

　　河北省安国县药王庙会是华北有名的大庙会之一，然而在日本侵略之后，安国药市受到重创，整个药材市场破败不堪。日伪为了显示“中日友善”，曾试图恢复安国的药王庙会。天津的日伪特务机关曾专门发放安国药王庙会大小广告1万多张作宣传也无济于事。同时敌寇对各个临近根据地的集市，不断施以武力的袭击和压迫，企图把贸易中心转移至敌寇控制的据点去，同时大量倾销奢侈品，意图扩大伪钞的流通区域，蚕食鲸吞，掌握各个集市，窒息敌后抗日根据地贸易市场。

　　根据地政府对集市贸易的政策支持和对敌应对措施

　　在日军严重摧残我集市的大背景下，开展经济建设，促进工业生产，改善民众生活成了敌后抗日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其中恢复集市贸易是非常重要的手段之一。

　　1941年初，晋察冀边区政府提出了“适当地点建立新市场，以供军需民用”，并“恢复原有集市，以繁荣边区市场”的工作要求。在边区贸易工作布置大纲中还提到，“破坏敌据点集市，于其附近建立活动市场，以粉碎其以战养战的阴谋”。

　　日军对根据地实行严密封锁，使根据地之间经济联系不便，各相邻根据地的物资不能相互流通，大城市的货物也较难进入根据地。日伪政权长期打压敌后抗日根据地货币，而且各根据地货币使用不统一、货币价值不稳定都给货物交易带来极大的损失风险，客商都愿意就近销售而不愿意长途跋涉前往。由于日寇破坏根据地交通道路，运输货物十分困难。

　　因此根据地政府准备了各种措施应对，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区域内为客商准备住宿条件，保证交通畅通。宣传根据地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密切农村与市镇的联系。在集市地点设立足以调剂供销的商行或合作社，比如“长子县准备客商住房，以商会名义，印发广告，宣传抗日根据地贸易政策，号召与外商有联系的商号招揽客商，整治市场秩序，防止日伪人员破坏，保护客商利益”。禁止奢侈品、烟土等对根据地经济造成影响的物品的贸易往来并加强征税。鼓励客商优先交易生活必须品，并为其提供运输、关卡、税收、住宿便利，使更多的生活生产物资进入根据地。

　　敌后抗日根据地各县都为促进集市贸易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如平定、昔阳、和顺三县在1940年6月中旬召开的财经会议上决定：各县建立中心市场，奖励私人贸易，大量吸收必需品之输入，同时，县粮食局调剂物品，县合作社互相交换货物。7月，太北经济会议也作出决定，要求各县选择比较安全之中心地点设立集市，取消根据地内的税卡，不重复收税。对内实行保护贸易政策，吸收私人资本，鼓励私人商业，以调剂根据地内之市场。除此之外，还制定出各种奖励办法，如保障商人一切应享权利，减轻商人负担，确保商人在根据地内有自由收售山货、土货，自由运销之权;奖励商人投资工厂、合作社及与政府合资开发实业等;发动旧存货者复业，发动集股复业;函告客籍商人恢复旧业，使小摊逐渐变成商铺;对立即复业之各商户，由政府分别发给奖章奖状，以资奖励;大商户设立政治指导员，建立经常的会议制度，加强商人团结，提高商人对巩固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的认识，在政府统一经济政策下，繁荣根据地的市场。为防止敌人对集市的突然袭击，根据地还在集市附近较高的地方，竖起传递消息的树标。如果侦察到敌伪来骚扰，就把消息树放倒。人们见树一倒，立即分散躲匿。

　　根据地与敌占区犬牙交错，经济来往不可避免。敌人千方百计破坏根据地贸易，以扩大其经济占领范围，对各接壤区的集市，不断实施武力袭击与压迫，破坏各根据地之间的物资交流，同时大量倾销奢侈品，企图控制根据地集市。在这种形势下，根据地制定了贸易政策，有计划地输出和输入，通过山货输出，换回根据地所需的物品，力求出入口平衡，使之有利于根据地。对外贸易则采取了统制办法，无论机关企业、公营商店、合作社以及私人商店，与敌区经纪人接洽贸易，必须经过当地工商局办理，不允许直接洽谈。这一规定不等于出入口货物必须由公营商店包办，合作社和私人等都可以对外出入口、交换货物，但手续必须统一。至于出口、换回什么货物，须根据现实情况由政府决定。

　　在敌占区，则破坏敌人的据点和集市，打击敌伪经济。把市场斗争和武装斗争结合起来，将容易遭受敌人打击的集市分散，变大为小，化整为零。组织活动集市、夜市，有组织、有计划地掌握敌伪集市。对不能掌握和不必要掌握的敌伪市场实行封锁限制，在游击区建立对敌反封锁缉私线，绝不供给敌人以任何的军用原料。由于某些原料只有处于根据地的广大农村地区才能生产，因此彻底断绝日寇的生产原料来源，例如棉、铁、麻、硫磺、粮食等，有效地打破日寇破坏经济的阴谋。对游击区、沦陷区贸易则建立游击区集市和秘密合作社来推销根据地产品和购进奇缺物资。开辟敌占区的经济工作，利用一切有利条件打通与敌占区的经济关系，争取敌占区的商人、工业资本家到根据地开展商业活动，繁荣根据地之市场。在游击区建立集市，加强武装保卫。1941年5月19日的《新华日报》社论就阐述了这样的应对方法：“要打击敌人不断地侵扰与袭击市集，必须发动民众武装，普遍开展民众游击战，保卫市场，巩固贸易，在对敌市场争夺战中，一方面用武装保卫集市，坚持贸易，同时动员群众力量，在接近敌占区的各村、各交通要道实施对敌封锁，并派出武装在赶集的日子向敌人据点袭击。”

　　根据地政府通过以上多种措施，对根据地的集市贸易进行有效的促进和支持。

　　敌后抗日根据地努力发展集市贸易的成果

　　为什么日伪政权同样意识到民心所向的重要，制定大量的政策发展集市贸易，封锁限制抗日根据地发展，却从未达到他们的意图呢?从以下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端倪。

　　“新政权(汪伪政权)”的腐化堕落和政治上的无能，已达到严重的地步。在敌伪集市上敌人经常大肆掠夺粮食，致使许多人不愿去赶敌伪的集市，为了吸取粮食，敌伪还进行降价，“市上卖七元的小米，定价为三元，七十元一百斤的棉花，官价订三十元，并且上集时运入多少不限制，但买主每次只能买一斗，且须有购粮证，因此许多粮食卖不出，但亦不准运走，敌人强以‘官价收去” 。因此各地群众都不愿上集，敌伪集市也日益萧条，集市上的 粮食日益短缺。敌占区的集市经常遭受敌伪各种形式的掠夺，赶集的群众甚至会有生命危险。“敌人的集市大都围墙堵着，鬼子汉奸们站着岗，赶集的人来的时候，他假装不打不骂，等到你买好了东西回去的时候，他就和你出麻烦了，说布只准买五尺，你就只得要五尺，把剩下的一齐给他，说粮食不叫运走，你就得白花了钱，全部放下。赶集的人弄着粮食去卖，站岗的鬼子还会对你特别客气，点头敬礼，可是到了集上，贵贱你都得卖给他，那里有汉奸商人，专门替敌人拿着鬼子的票子收买，你要嫌价钱低不肯卖，鬼子就不客气，打你的嘴巴了，有时说不定还会要了你的性命。”在徐水定兴“敌公开抢掠杨村集市，漕河据点敌伪将集市包围，只准空人走出，粮食等物都被抢去”。敌伪对其当地集市的蛮横抢掠和对赶集群众的威胁使得敌占区集市更加萧条，因此敌伪就不得不使用强迫的办法让人们去赶集，如完县“敌伪不得不强迫各‘爱护村村民替皇军‘装装门面。于是把巷北村的民众以及正在耕地的拉粪的牲口，都强迫拉到集上去‘摆样子，强迫人们赶集凑热闹”。结果，“人们更远远的离了它，敌伪的集市就更加萧条了”。

　　而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受到敌人封锁、“扫荡”和国民党反共潮流的影响，商品价格几次出现波动，市场动荡不安时，根据地政府立即邀请当地驻军和民众团体代表暨地方公正绅商，组成评定物价委员会，将各种主要商品，特别是粮食等民生必需品之价格，作一公正的评价，通令市场按此价格出售商品，以防擅自抬高物价，投机渔利。同时，由军政民联合组织检查队或纠察队，逢节、逢集轮流分赴各镇市检查，监督市场买卖，防范一切违禁行为。1943年12月上旬，根据地各地物价平均上涨一倍，市场顿时出现混乱现象，发生许多反常情况，如索堡麦子向桐峪流，平顺小米向北社流，卖价低于买价。此时，边区政府立即采取紧急措施，组织全部山货出口，紧缩商业贷款，调拨大批粮食作调剂平稳之用。这些政策都是通过市场交易所实施的。交易所召集商人座谈，平抑物价，使市场很快安定下来。敌伪集市的混乱与萧条更加衬托了边区集市治安管理的成绩，人们也纷纷前去边区集市赶集，更加促进了边区集市的繁荣。

　　抗战前延安只有店铺100多家，到1943年就发展到400多家，位于城南的市场因其繁荣而被称为延安的“列宁格勒”。同时商贸领导机关注重运用经济手段按市场流通规律办事，成功将边区生产的食盐等物资卖出，将边区急需的棉布等物资购入，于1944年出超19亿元边币，扭转了进出口贸易被动的形势。

　　1941年起，晋绥边区集市逐渐活跃，数量开始增加，各地贸易主要通过集市进行。1941年12月边区9县共有集市33处，兴县集市最多，有8处;临县次之，有6处;临南有5处。抗战初期处于萧条状态的集市，随着新政权的成立逐渐复苏，在边区政府建立一年后已基本恢复，甚至超过清末到民国前期水平。晋绥边区各地经常举行骡马大会，其规模也越来越大。1944年7月15日，兴县举行骡马大会，到会群众和客商达7万人，包头、张家口、陕甘宁边区等地均有客商远道而来参加交易，交易额达1300万元。至1946年，仅晋绥边区，左云、右玉两县就有公私商贩400余家，比过去增加近10倍。这些充分显示了解放区的优良经济秩序，欣欣向荣的景象。

　　“太岳革命根据地的鲍店镇解放后，由于我民主政府(抗日根据地政府)执行了正确的商业政策，过去的繁荣逐渐恢复过来了，在鲍店镇的传统庙会集市‘九月会上从阴历九月十三日起，每天赶集会的人总有四五千，十五日那天竟多至两万人。新添了十余家饭铺、三十余家杂货摊、六家粮店、四十家磨房;出卖的羊有三百六十只，猪有六十多头，各地运来推销的棉花、布匹、食盐、洋火等日用必需品数不清。据不完全统计，从十四日至十七日四天，共上市粮食六百一十二石，都完全卖出了，布匹销售将近四万尺，买卖成交的的牲口就有八十一头，情况热闹，为五六年来第一次。”

　　敌后抗日根据地政府也利用集市贸易有效地解决民众的生产生活问题。在太岳工商第八分局的工商工作总结中提到：“边区董封一带，过去的群众习惯是三斤半花(棉花)换一匹布，我们去年提到了四斤花，群众感觉很满意。现在一斗米可以换五斤花，一匹布换九升米，就等于四斤半花，所以老百姓也愿意拿上布到商店换粮，再以粮到集市上换花，而花贩再拿粮换丝出口。这样群众就自己解决了棉花问题。”

　　集市的繁荣发展也促进了敌后抗日根据地文化的传播。在太岳革命根据地的夏县大洋镇，自新华书店开设以来，每天都拥挤着人买书。每当书店新书报条贴出，群众听到消息即争先恐后地去买，赶集的人走到书店门上，都要问问新报来了没有，直到书店把新报贴出，才满足地拥着看。有的农村知识分子，因为自己订报困难，就把报上的重要新闻抄录下来，回去向别人宣传。许多群众由于阅报成了习惯，每至集上，总要站在报栏前看看。

　　在各种政策的有力支持下，根据地集市日益繁荣，各集市从战后消失到逐步恢复，并在根据地政府的领导下发展壮大，各集市的交易量也逐步攀升，屡创记录。根据地政府在集市上进行各种土货展览并进行销售，促进了根据地工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在集市上进行的各种经济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敌人，为根据地经济的繁荣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支援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日本防卫省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一书中也不得不承认：“中共及其军队集中全力去了解民众，争取民心，不但日本，就连重庆方面也是远远不能相比的。正因为如此，尽管他们在数量方面处于劣势，却有着不容轻视的坚韧力量。”

　　能够取得如此好的成果的根本原因：一、日本法西斯主义集团发动的侵华战争本质上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其严重的伤害。所以无论当时日本经济实力如何强盛，军事能力如何现代化，都不可能取得根据地老百姓的民心，也就不可能阻挡日本法西斯主义灭亡的命运。二、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中国人民的利益，通过生产建设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维持党政军民的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不侵占民众的利益，誓死捍卫中国人民的权益。因此才能够取得民心，只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才能同人民一起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6-25 09:0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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