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的指导与实践
2017-06-26 11:20:47  来源：中国论文网  点击：  复制链接

　　摘要：“大生产”和“组织起来”是毛泽东领导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造的两件大事。为解决财政经济困难，毛泽东号召边区军民通过“自己动手”，达到“丰衣足食”，亲自领导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开展的大生产运动，虽然不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的要求，但在当时仍然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也被毛泽东称之为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的一环。

　　关键词：毛泽东;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胡乔木同志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说道：“大生产和组织起来是毛主席领导陕甘宁边区和所有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造的两件大事”，[1](P233)“他是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发动者、组织者、指挥者，又为边区的经济建设制定了切合实际的方针政策”。[1](P148)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并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在中国抗战史及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也是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精华。

　　一、毛泽东发动组织陕甘宁边区军民

　　开展大生产运动的起因(一) 经济建设是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物质基础

　　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充分认识到经济建设对革命战争胜利的重要意义。1933年8月在江西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指出， “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地开展我们军事上的进攻，给敌人的‘围剿’以有力的打击;才能使我们有力量去扩大红军，把我们的战线开展到几千里路的地方去……使我们的红军减少自己找给养的这一部分工作，专心一意去打敌人;也才能使我们的广大群众都得到生活上的满足，而更加高兴地去当红军，去做各项革命工作。[2](P106)”因此，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为了民族利益，必须认真地进行经济建设工作。因为“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2](925)

　　(二)长期抗战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财政和经济的困难

　　1938年5月在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演讲《论持久战》。在这一著名的演讲中毛泽东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从战略上进行了分析，指出抗日战争必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综合战争的性质以及中日双方各自的情况，这场战争必将是持久的，“战争的长期性是确定了的”。[2](P438)在战争的第二阶段即战略相持阶段，将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经济困难和汉奸捣乱将是两个很大的问题”。[2](P464)在《八路军杂志》创刊词中进一步明确指出“长期抗战中最困难问题之一，将是财政经济问题，这是全国抗战的困难问题，也是八路军的困难，应该提到认识的高度”。[3](P514)

　　(三)陕甘宁边区面临的财政及经济困难已制约根据地的发展

　　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中国国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日军把进攻的主要矛头指向解放区，1941年以后更是在华北实行“三光”政策，国民党的政策也做出重大调整，从对外转为对内，并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和残酷的军事包围，同时华北地区又连续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陕甘宁边区在经济上陷入极其困难的境地。回顾当时的情形，毛泽东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2](P847)巨大的困难已经制约了边区及其他根据地的发展。

　　二、毛泽东指导边区生产运动的主要思想

　　(一)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在解决边区财政经济困难问题上毛泽东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2](P846)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

　　当时面对边区的困难，党内存在着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思路。有同志认为应通过加大税收力度确保边区财政供给，也有同志提出要通过紧缩开支减少财政供给困难的局面。针对以上意见，毛泽东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共产党人要时时处处为人民着想，要致力于改善人民的生活，增加人民的物质福利，而不是一味地向人民索取，不能像腐败的国民党那样搜刮人民。在和人民的关系问题上要处理好“给”与“要”的关系，首先在物质上给予人民，他指出“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东西”。[1](P151)对于紧缩财政开支的办法毛泽东也并不赞成，一方面从当时边区物资供给的实际情况看已经没有压缩的空间，另一方面如果不采取积极的态度改变财政困难的局面将不利于中国革命的持续发展。他认为“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2](P847)如果脑子终日只在单纯的财政收支问题上打圈子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2](P847)经济是财政的基础，只有经济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困难的局面。

　　(二)边区建设以经济为中心

　　在边区建设问题上，如何处理经济建设与其他各项工作的关系，将直接影响到边区的稳定和发展。在对中国抗战的总体形势及边区所处的特殊环境进行科学分析之后，毛泽东明确指出，边区建设“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P149)1941年8月毛泽东给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党团、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谢觉哉的信中指出“边区有政治军事经济财政锄奸文化各项重大工作，就现时状态即不发生大的突变来说，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穿吃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而不要提民主或其他什么为中心工作”。[4](P187)1942年12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又指出：陕甘宁边区的中心或第一位的工作，就目前边区条件说来，就大多数同志说来，确确实实地就是经济工作与教育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两项工作而有其意义”。[1](P149)毛泽东关于边区建设以“经济为中心”思想的确立为边区的建设指明了方向，有力地推动了边区的经济建设和生产运动的展开。 　　(三)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在发展边区经济上毛泽东主张“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4](340)毛泽东认为克服物质上的困难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通过自己动手达到丰衣足食。而把外援作为辅助手段也是基于陕甘宁边区所处的现实，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外援“对我们始终是个问题，苏联从来没有给过我们什么援助。抗战后期在舆论上对我们的支持是有一点，登了几篇文章;但那时国际舆论已对蒋介石政府群起而攻之了，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才有所表示”，而对于美国方面“我们最终还是没有得到什么外援”。[1](P340)但是为了争取国际友好力量的支持，争取外援，毛泽东始终对这一问题高度关注。例如毛泽东曾亲自对访问延安的中外记者团的接待进行部署，由毛泽东亲自修改定稿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在尊重中国主权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文化与宗教的活动。

　　(四)农业为主，兼顾工业、商业贸易

　　1确立农业的中心地位

　　在边区生产发展上，毛泽东认为必须以发展农业为主。这是毛泽东根据边区的实际反复强调的一条方针。第一，边区地处偏僻落后的农村，历史上主要以农业生产为主，工作生产比较落后。第二，从现实情况来看，农业生产条件相对充分。边区地广人稀，可供开垦的荒地较为充足，又有充足的劳动力资源，适合农业发展。第三，边区军民所需生活用品的大部分由农业提供，轻工业、手工业所需大部分原料来自农业，商业贸易的大部分商品也是农产品。

　　2以手工业为主的工业发展政策

　　在工业发展上毛泽东提出“普遍地发展手工业与半机器半手工业，以现有的各手工业为主，发展推广到边区农村中，建立私营公营合股合作等手工业与家庭手工业，广制土布，求得足够供给群众自用。在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建立大规模的机器工业与矿业，供给抗战的需要”。[5](P42)但同时毛泽东也充分认识到工业发展对中国革命前途及未来发展的影响，他讲道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保障，就必须工业化……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是机器，不是手工，中国民族复兴的最后的决定因素，是新式工业的建立和发展”。[1](P152～153)既具有前瞻性又建立在实事求是基础上的边区工业发展政策极大地促进了边区工业的发展。

　　3对内自由、对外管制的商业贸易思想

　　在发展边区商业贸易方面，毛泽东提出“对内自由、对外管制”的商业贸易政策，鼓励私人和政府共同进行商业活动。针对边区“对外”贸易的实际(以盐为主)毛泽东和谢觉哉亲自探讨盐的外销方案，制定“官督民运”的运盐政策。为了稳定边区商业秩序，保护商人正当利益，毛泽东指示“除了有真凭实据的汉奸外，决不准没收一家商店”。

　　三、毛泽东对陕甘宁边区大生产

　　运动的指导与实践(一)提出大生产运动的目标——“丰衣足食”

　　1.“丰衣足食”实现的方式和手段——自己动手

　　1939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提出了“自己动手”的口号，毛泽东认为解决边区财政困难主要通过自己动手，如果希望通过长期外援解决财政供给是不切合实际的。第一，希望国内外爱国人士在这场持久战争中源源不断地给予大量财政支持不切实际;第二，国民党政府停发军饷的事情可能随时发生。因此，从1938年底到1939年上半年，毛泽东在许多场合、许多次会议上，反复讲述必须通过“自己动手”克服物质困难的道理。号召边区军民“自己动手，党政军民学大家一齐动手，衣食住都由自己来解决”。[1](P233～234)之后在毛泽东的亲自号召和领导下，边区军民开始了一场伟大的经济战线上的斗争——大生产运动。生产运动首先从部队开始，之后，机关学校也投入生产运动中，并很快取得了成效，“到1939年、1940年，全边区开荒170余万亩，……1940年，部队已可自己解决一个半月的口粮，并解决了部分装备补充”。[1](P235)以359旅为例，通过生产运动“1941年粮食自给1个月，经费自给78%。1942年，达到粮食自给3个月，经费自给92%”。[1](P236)边区生产运动成效也非常显著，“1940年边区生产的布匹(包括公私营)已能满足军民年需要的40%，接近了半自给，而公营纺织厂已能供给党政军学需要的70%。边区的粮食不但能够自给，而且可以向外输出一部分”。[1](P238)“自己动手”既是实现“丰衣足食”的方式和手段，也为边区“丰衣足食”奠定了基础。

　　2.丰衣足食的提出

　　1941年后，边区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国民党不但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而且对敌后各根据地尤其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面对困难，结合大生产运动第一个阶段取得的胜利，毛泽东号召边区军民要更加努力地开展生产运动，并于1943年初提出了“丰衣足食”的口号。

　　(二)创新生产运动的组织形式——实行劳动互助，建立合作社

　　为解决农村劳动力及畜力不足的问题，毛泽东根据江西时期主持苏区工作的经验结合陕甘宁边区农业生产的历史传统提出“劳动互助”的办法。对此他有着详细的解释，他说：“在一村之内，或几村之间……以自愿的五家六家或七家八家为一组，有劳动力的出劳动力，有畜力的出畜力，多的出多，少的出少，轮流地并集体地替本组各家耕种、锄草、收割，秋后结账，一工抵一工，半工抵半工，多出的由少出的按农村工价补给工钱。这个办法叫劳动互助……人口密集的乡村，还可集合多个互助组为一互助社”。[1](P245)互助组或劳动互助社等形式的合作社可以对农村的劳动力、畜力进行有效地调节，从而解决农业发展中人力、畜力不足的问题。

　　这种具有劳动互助性质的合作社是毛泽东根据以往农村工作经验同时结合陕甘宁边区的生产传统提出的适合根据地经济发展的劳动组织形式，它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生产力得到较大提高，也受到了群众的欢迎。“以劳动英雄刘建章领导的延安南区合作社为例，该社成立于1936年冬，第一年只有社员160人，到1943年社员增至1600多人，包括了南区所有的家庭”。[1](P248) 　　为进一步推动合作社的发展，以便更好地发动和组织边区人民更加广泛地开展生产运动，1943年11月在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的讲话，这就是《组织起来》。在这篇重要讲话中，毛泽东首先肯定了通过劳动互助组及合作社把群众组织起来方法的正确性，随后他又讲道：“目前我们在经济上组织群众的最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我们部队机关学校的群众生产，虽不要硬安上合作社的名目，但是这种在集中领导下用互相帮助共同劳动的方法来解决各部门各单位各个人物质需要的群众的生产活动，是带有合作社性质的。这是一种合作社……有了合作社，我们就可以把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为一支劳动的大军。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学会组织群众的劳动” 。[2](P886)

　　在发表《组织起来》讲话后，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应把合作事业的范围扩大，举凡文化的、卫生的、社会公益的及一切同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事业，都应当像经济工作一样，实行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的方针。1944年7月，他在边区合作会议上发展讲话，指出合作社的业务包括10项，工业、农业、运输、畜牧、供销、卫生、信用、教育植树、公益。毛泽东认为，以互助合作的方式把群众组织起来，不仅是发展农业生产、改造个体经济的正确道路，而且还能带动我国农村社会的全面改造。当然对于陕甘宁边区合作社的性质毛泽东也有清醒的认识，它们“在目前还是一种初级形式的合作社，还要经过若干发展阶段，才会在将来发展为苏联式的被称为集体农庄的那种合作社” 。[2](P865)

　　(三)丰衣足食目标的实现

　　依靠自己动手，通过发动和组织群众，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从1943年初党中央提出“丰衣足食”的口号，到1944年，经过一年的努力，“丰衣足食”的目标基本实现。以359旅为例，到1943年便做到了粮食和经费的全部自给，1944年，更是达到耕二余一，而且向边区政府缴纳公粮1万石。

　　四、毛泽东发动领导大生产运动的思考

　　毛泽东发动并领导的大生产运动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第一，克服了经济上的困难，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第二，边区建设以经济工作为中心思想的确立体现了我党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抗日战争特殊的岁月，陕甘宁边区面临着特殊的历史环境，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工作作风毛泽东认为边区不仅必须进行生产运动而且具有可能性。这种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是对我党优良传统的诠释;第三，边区的大生产运动进一步验证了坚定的信心和克服困难的勇气是革命事业成功的前提。

　　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在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开展的大生产运动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首先，建立在分散的个体经济上的小农经济不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方向;部队、机关、学校共同参与的大生产运动可以在一定时期解决人们基本的生存问题，但不符合社会分工的要求;建立在粗放生产经营基础上的经济形式，无论在劳动效率及社会资源的利用方面都存在着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其次，大量的荒地、湿地的开发导致水土资源的流失，为生态环境带来不利的影响;再次，毛泽东把这种全民生产的思想和形式，运用到新中国的建设中，20世纪50年代大跃进无疑是这种思想的延续，但给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参考文献][1]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2]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3]何明.伟人毛泽东(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4]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5]李芳.试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工业开发政策及其特点[J].固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6-26 11: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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