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略者一方面大肆发行没有准备金废纸一般的“军票”、“联银券”,同时召集各路假币专家伪造中国的法定货币,大肆攫取财富。
1938年1月,日本侵略者带着大量没有储备金的军用手票占领青岛,随即控制伪政府发行伪货币,从经济领域掀起了一场没有硝烟的货币战争。中国共产党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创办北海银行,并在这场金融领域的货币抗战中不断发展壮大,在山东及周边地区建立了以“北海币”为本位币的独立货币体系,成为后来成立中国人民银行的三大基石之一。今天的研究者认为,北海币正是人民币的雏形。
吃人的血色军票和联银券
“当时大家怕的不是日本鬼子买东西不给钱,而是怕他们给军票,他们白拿你的东西不说,你还得按他们说的,找给他们一大堆的法币。”现年87岁的秦庆德老人讲述。在秦庆德的回忆中,父亲拿到的这些军用手票,银行、钱庄都不认,别的买卖家也不认,甚至连日本侨民也不要,拿在手里就跟废纸一样。周围的买卖人知道后都吸取了教训,再有日本兵来买东西,宁可白送也不敢收这种日军手票。
日军占领青岛之初,使用的主要是朝鲜银行青岛支行发行的朝鲜银行券,和日本政府为侵华战争专门印制的军用手票。日军侵占青岛后,因为原来准备的军票不够用,临时把日本的三种旧版纸币改印成军用手票。因为时间仓促,他们只将纸币正面“日本银行兑换券”字样用红杠抹去,加盖红色粗体“军用手票”四字。
日本军票没有任何准备金,也没有银行发行机构,日军在占领地自带自用,不经过银行,所以青岛银行没有日本军票的相关账目和记录。发行这些吃人的血色军票,是日本政府把侵华战争的巨额开支转嫁到中国人民身上的一种赤裸裸的罪恶行径。
1938年2月11日,日本侵略者假手华北伪政权设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建立起殖民地金融体制。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青岛分行于1938年4月8日在中山路开业,发行与日元等值的联银券,强迫其他银行接收联银券作为同业存款,并支付给储户。近一年后,日伪政权公布了《扰乱金融暂行处罚法》,禁止法币和其他货币流通,以“没收敌性存款”为由,将大量法币据为己有。日本侵略者将掠夺来的法币打入国统区和共产党抗日根据地金融市场,抢购战略物资,同时滥发联银券,直接掠夺民众财产。
由于民众厌恶伪钞,不愿收受,青岛周边国民党游击区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全力抵制伪钞,加上英美等国支持法币,所以法币依然广泛流通,联银券在1941年底之前,一直没有成为统一使用的本位币。日伪政权只得具体划分了三类地区,除青岛市区属一类区完全使用联银券外,其周边地区仍在使用法币或法币与联银券掺杂使用。1941年汪伪政府设立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中储券,但在青岛周边地区流通量不大。
北海银行建立
1938年,日伪政府发行的“联银券”大量入侵,国民党地方政权滥发纸币,造成物价飞涨,给共产党的根据地建设、军队供给和人民生活造成极大困难。为稳定金融市场,解决军需民用,刚刚成立的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和掖县抗日民主政府决定成立自己的银行。
1938年4月,北海银行在掖县的一个四合院里开始筹办。之所以命名为“北海银行”是因为掖县北临大海,当地群众还有“南山松不老,北海水长流”的传统提法。8月,掖、黄、蓬三县联合政府定名为“胶东北海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银行便正式定名“北海银行”。在日伪统治的恶劣环境下,革命队伍筹办银行缺少金融专家和精通印钞业务的人才。
北海银行的首任经理张玉田,抗战前曾是青岛中鲁银行的总经理,还兼任青岛市银行公会常务理事。日本人占领青岛后,他因为拒绝与日本人合作被追捕,逃回掖县黄山后村老家。“复出”后张玉田,首先邀请了一批有银行从业经验的人才,请邓文卿设计票面图案。邓文卿设计的北海币以掖县县政府大院、城南关火神阁、鼓楼和玉皇顶为主要图案,此外他还在票面主景右下角草书他的名字作为防伪暗记。
为防敌人搜查,张玉田把镌刻好的铜版装在一个金属箱子里,再把箱子的缝隙焊起来,用一条铁链拴在船底拖回掖县。印钞用的道林纸当地没有,张玉田就亲自带人到天津购买,再通过海运找关系运到掖县虎头崖港口。最后张玉田委托西门里“同裕堂”私人印刷局印钞。历尽艰险,筹备印钞工作终于在7月底基本完成。8月,北海银行券开始投放市场,标志着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正式诞生。
金融战场上掀起“假币战”
在日本神奈川县川崎市的明治大学内,有两座早已停止使用的木房子,二战期间它们曾是日军登户研究所的伪钞印制工厂和仓库,印制了中国包括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发行的从5元到100元的10多种伪钞。当时,里面装备的高级印刷机械可与日本内阁印刷局相媲美,内阁印刷局本身也参与其中。日本还动员了民间大型印刷公司的技术人员研究制造伪钞。日军攻占香港后,先后发现了几家印制法币的秘密工厂,缴获大量的印钞机器、印钞版。法币从此对日本侵略者再也没有秘密可言。
这些假法币印好后一部分流入汪伪政权及上海青帮手中,另一部分则成为侵华日军的军饷。日军利用假法币购买战争所需物资,还用这些伪钞在中国收买亲日分子。日本在战争期间印制了45亿元假法币,相当于国民政府一年的货币发行量,其中有30亿元被实际使用,直接导致中国货币贬值,经济混乱。
面对日伪军来势汹汹的“假币战”,国民党政府被迫制定并实施了“以假对假”的策略。为扰乱日伪统治区的财政金融秩序,国民党政府与英、美两大国造币公司达成合作协议,并秘密策划在重庆歌乐山建立了一座伪造日伪钞票的造币工厂。当时在沦陷区内流通有多种面值的日伪纸钞,每当日伪政府发行一种新版纸币,国民党特工就从汪伪汉奸手里秘密获取日伪银行的印钞票版,带回歌乐山复制并日夜赶印,然后将成品运至江西上饶,源源不断地偷运到汪伪政权控制的沦陷区,混入金融流通领域。这些伪钞与沦陷区新流通的真钞一模一样,国民政府由此轻而易举地套购到了大量黄金、棉纱、布匹等紧俏物资,给日本沦陷区金融市场以沉重打击,加剧了日伪统治区的通货膨胀,只是这场以假制假的货币战争的所有苦难,依然是普通的中国人在承担。直到1944年,伪造日伪货币的工作才停止。
打响反假币斗争保卫北海币
日军将造假币的魔掌伸向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晋冀鲁豫边区曾发现假“冀币”达二三十种之多,印刷假币的机构十余处。在山东抗日根据地,根据北海银行第一套票版设计绘制者邓文卿之子回忆,1940年春,胶东地区首次发现一些可疑的第一套北海币壹圆券,北海银行请邓文卿鉴别。邓文卿根据自己绘制票版时留下的草书签名等暗记,识别出这批北海币是日伪伪造的。此后在鲁中地区也发现了日伪制造的假币。到1942年,山东抗日根据地开展排除法币的斗争,日伪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大肆伪造北海币,并从北京、天津、青岛、济南、烟台、威海等地运到根据地周边抛出。
当时山东各地发现的假北海币有四五十种。伪造的北海币在市场上大量出现,扰乱了根据地的金融市场,反假币斗争成了一项重要工作。根据地反假币的办法是充分依靠群众,提高群众防范假币的意识和识别真假北海币的能力。具体方法包括:党政军民各种组织都自上而下地深入动员辨识假币;通过村长将辨识方法教给村民;在各地设立辨识所,帮助群众辨别真伪;在赶集时向群众解释真假币的区别;利用村里的识字牌和民众夜校宣传等。此外根据地还组织公安保卫部门严密侦查假币来源,对大批持有和使用假币的汉奸特务处以极刑。根据地颁布了查禁假币的奖惩办法,激发人民反假币斗争的积极性。通过开展群众性的反假币斗争,最终使假币在根据地寸步难行。
1945年8月1日,在日本侵略者投降前夕,山东抗日根据地货币实现了统一,北海币市场在全省正式建立,标志着抗日根据地军民对日本经济金融侵略斗争的胜利,为抗日战争在山东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6-26 14: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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