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日根据地初期的财政方针与政策-1
2017-06-28 10:45:37  来源：三亿文库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日战争8年期间，根据地的财政方针政策随着当时政治、经济和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出现了三次重大的转换。其中1937-1940年4年中，实行了“力争外援、休养民力”的方针政策。这对于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地位、发展抗日根据的经济、壮大抗日队伍、坚持持久抗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一节 “力争外援、休养民力”的财政方针

　　一、实行“力争外援、休养民力”方针的原因

　　1937-1940年，是抗日根据地初创阶段，由于各抗日根据地自然条件的原因经济本来就比较落后，而且经过近10年的内战，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农民的负担长期以来已达到了难以承受的程度。有利的条件是，这一时期国共两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根据地的军费由国民党政府统一供给。为了抗日，许多爱国人士和海外华侨，在经济物质上对共产党给予支持。这就为抗日根据地实行“力争外援、休养民力”的财政经济方针创造了基础。

　　(一)抗日根据地经济的衰落

　　自从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建立国民党政府以后，占据了中国大多数城市和农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为了取得革命胜利，不得不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这些地区一般来说都是经济贫穷的山区，人民的生活十分穷苦。不仅如此，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前，对根据地长期实行“围剿”政策，致使抗日根据地经济衰败，民不聊生，经济基础十分薄弱。 就陕甘宁边区来看，从1934年到1935年，国民党政府连续对这里发动了三次反革命“围剿”。不但要粮草，派差拉夫，而且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十室九空”，田地荒芜。华池、保安两县交界处200余里的二家川，只住有二三十户人家。适宜种植棉花和养蚕的清涧、绥德、吴堡、安定等县，在“围剿”中80%的桑树被国民党军队砍作柴烧，农民基本上无法养蚕了。作为边区主要财源之一的畜牧业，由于国民党军队的抢夺宰杀，边区羊减少40-50万只，牛马等大牲畜只剩10余万头，农村副业一落千丈。所以，陕甘宁边处处是战争的创伤，经济很难得到较大程度的发展。

　　其他抗日根据地的情况虽然与陕甘宁边区有所不同，但战争破坏严重，经济落后，人民负担重是每个根据地面临的一个共同的问题。如晋冀鲁豫边区的人民，除受封建地主和军阀官僚的统治剥削农民外，还把承受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和其他额外负担，广大农民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农民向地主交纳地租一般都在50%左右，向地主借高利贷一般月息为3%。在这种残酷剥削下，小农经济大量破产，“土地离家、农民离乡”的现象不断增加。晋察冀边区，自然条件差的北岳区，地瘠民贫，生产落后，农民吃糠吃树叶是常年的生活。若自然条件好的平原地区都成为日本侵略军的掠夺目标，1935年冀东22县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特别是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侵略军更加紧了对冀东在政治经济上的控制。冀东人民遭受着更加严重的欺压，“不仅是苛捐杂税，横征暴敛，而且强抽壮丁，征发车马，收征民枪，摊派粮秣，甚至滥加抗日罪名，公开敲诈勒索。这种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迫使冀东广大人民生活日趋恶化”。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也同样如此。从地租形态看，货币地租占30.4%，高于全国21.2%的平均水平。从实物地租看，地租率一般占产量的5%左右，比其他各省实物地租率的平均水平也要高。再加上其他名目的剥削和各种附加地租，农民实际受地租的剥削在有些地区高达60-90%，一般农民可得到收获量的20-30%。其次受着新旧军阀造成的无穷灾难，国民党军阀韩复榘统治时，大小军阀20余万军队就地筹饷，每月支出军费百万元以上，全靠搜刮民财。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主要的捐就有十几种之多，有的地方只田赋一项即超过农业税总收入的25%。再次受着日本侵略者的掠夺。1940年，日本掠夺山东的花生28134吨，花生油19839吨，棉花22384.6吨。山东根据地的广大人民，在封建地主的剥削、国民党军阀的摧残和日本侵略军的掠夺下，苦不堪言。超负荷的经济负担，使他们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

　　面对抗日根据地人民穷困，经济凋敝的状况，代表人民根本利益而战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不能再增加人民的负担了。党中央“为了培养边区的人力物力，以作支持长期抗战的打算，急需休养民力，恢复人民经济”。

　　(二)海内外爱国人士的支持

　　在抗日根据地初创时期，之所以能实行“力争外援，休养民力”的财政方针，抗日根据地经济和人民不堪负重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共产党的抗日战争得到了海内外广大爱国和进步人士的大力支持。在陕甘宁边区，1938年11-12月，香港汇款50万元法币，孙夫人菲岛汇款6万元法币，重庆转来汇款8万元法币，西安1939年1-2月汇款59.0948万元法币，其他汇款7万元法币，5个月之间，捐款达到130万元法币 。除此以外，国内一般的富有者(主要是农村的大地主和城市的商人)也响应共产党的号召，为抗日军队捐献钱物。如山东抗日根据地政府，募捐的对象主要是地主和商人，每百斤募集的粮食中地主富农占62.5斤，一般群众占37.5斤。除捐粮食外，还有捐钱和物的。如山东根据地范明枢先生捐助国币200万元，刘醒吾先生捐汽油机一部。在鄂豫边区，一个锅厂老板一次捐13700元，应城膏盐矿商，献出大量银元资助部队。在淮南抗日根据地，安徽省爱国人士朱蕴山曾为新四军募集食盐100包，大米700包。同时，还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捐献，如安徽南港等地民众捐献粮食180石。

　　捐献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就山东抗日根据地来看 ，1938年，胶东地区捐款占财政收入的71%，1939年占66% 。至于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国内外进步人士的捐款就更多了。外援金额在财政收入中所比重，1937年为77.20%，1938年为51.69%，1939年为85.79，1940年为70.50% 由此可知，在抗日根据地的初创时期，外援与捐献是一项重要的财政来源，在财政收入中占到70-80%，极大地弥补了这一时期抗日根据地的财政困难，为广大农民恢复元气创造了条件。

　　(三)国民党政府的军费拨款

　　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军费由国民党政府统一供给，这也是抗日根据地财政的一大收入。陕甘宁边区的红军编入第一战区的战斗序列之后，国民党政府每月发给八路军军饷60万元，十八集团军三个师四万五千人的军饷补给列入第一战区的预算，军饷在西安的国民党中央军委会后方勤务部江北统监部领取。除此之外，还发放一些犒劳费、河防工事费、枪支弹药、服装药品，每月面粉1万袋，还有大米全等，一起运到延安。

　　国民党政府拨发的经费在抗日根据地的财政收入中也占有一定的比重。1937年拨款1927672.84元法币，占财政收入366.27%;1938年为4480157.16元法币，占财政收入493.44%;1939年为5000436元法币，占财政收入75.73%;1940年为4997074元法币，占财政收入51.12% 。国民政府拨付给陕甘宁边区的军饷每年都在四五百万元法币，几乎相当于边区全年的财政收入。特别是1937和1938年，拨付的经费远远超过了边区全年的财政收入。这是陕甘宁边区的情况，加上其他抗日根据地接受的国民政府支付的军饷，拨付的军费数额就更大了。这一收入对于抗日根据地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批收入不仅数量大，而且比较固定。因此，抗日根据地的财政在这一时期一般地来讲处于比较稳定的态势。虽然有些抗日根据地是属于开创阶段，不如陕甘宁边区条件优越，但与1940年以后国民政府停发经费及外援减少的情况相比还是不好的。

　　二、“力争外援、休养民力”方针的确定

　　在力争外援的基础上，抗日根据地为了取得时间休养生息，医治10年内战造成的创伤，把“力争外援、休养民力、医治创伤、积蓄力量、支持长抗战” 确立为抗日根据地初期的财政方针。

　　第一，力争外援。力争外援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前就提出的主张。他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专门讲到了国际援助问题。他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但是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需要国际援助;不，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又说：“我们的抗日战争需要国际人民的援助”，“过去一个时期内，中国革命力量和国际革命力量被蒋介石隔断了”，“现在这种形势已经改变了，变得对我们有利了。今后这种形势还会继续向有利的方面改变。我们不会再是孤立的了。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必要的条件”。由此可知，力争外援是抗日根据地财政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抗日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正义的战争必然会得到国内外进步人士的支持，也只有采取这样的方针政策抗日战争才会取得胜利。

　　第二，休养民力。主要是减轻抗日根据地人民的经济负担，使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保证抗日战争能够坚持下去。这条政策主要体现在废除抗日根据地人民的苛捐杂税。陕甘宁边区，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取消了过去42种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税制，并减轻税率。取消苛捐杂税后，边区只对食盐和出口皮毛、药材等征收统一税。食盐减为每一驴驮只收税2元，并取消盐税附加。一切税收除一次统征外，都无任何附加和重征。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从1938年开始，废除了过去实行的牲畜附加税、契约附加税、头发税、骡马尾税、斗行牙税、秤行牙税、船税、大车捐、小车捐等30多种苛捐杂税。1938年8月，晋冀鲁豫边区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成立后，宣布废除46种苛捐杂税。淮南抗日根据地到1940年，共取消保甲费、户口捐、牛头捐、营业税、印花税、牲畜税等12种苛捐杂税，牙贴税减半，禁止一切额外勒索。

　　第三，改良人民生活。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农民长期受着封建地主的沉重剥削，开展减租减息，对于改善农民生活，使其积极参加抗日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的法令条例规定：“地主之土地收入，不论租佃伴种，一律照原租额减少百分之二十五;钱主之利息收入，不论新债旧欠，年利率一律不准超过一分(即百分之十);地租一律下缴;严禁庄头剥削;太粮、杂租、小租、送工等额外附加，一律禁止;山门利(即现扣利)、剥皮利、臭虫利、印子钱等高利贷，一律禁止。”附则规定：“租斗以通用公平为准，旧租斗一律禁用;地主未得租户、佃户、或伴种户之同意，不准将地转租转佃转伴种他人”。本条例中，关于减租问题，“一律照原租额减少百分之二十五”，即地主在原租额的基础上从减租减息开始后降低25%，对原双方协定的地租率不进行改变，只对剥削量加以改变。地租不准提高，只能下降，地主仍迫令租佃户将租佃上缴者，除令其退还外，科以租额三分之一以下的罚金。关于减息，“年利率一律不准超过一分”，利息一律以年利计，其利息是月利者，均按年利计算。晋冀鲁豫边区在减租减息中，不仅要求一律照原租额减少25%，还规定“地租不得超过耕地正产物收获总额的37.5%”。借贷关系规定：债权人利息收入年利率，一律不得超过10%(月利不得超过8.4%)。淮南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是实行二五减租和三七分租，二五减租即按租额减低25%，三七分租是指原为分成租者，一律提种后三七分租(即东三佃七)，民众得到了实际利益，与休养民力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四，医治创伤。主要是改变十年内战给根据地经济造成的破坏，主要是通过恢复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的经济来实现的。恢复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的经济是这一时期各抗日根据地政府的一件重要工作。陕甘宁边区，为了迅速医治创伤，恢复农业经济，实行了一系列的政策。在土地政策方面，从1937年3月以后，停止了没收地主的土地，被没收的地主可由政府分给与一般农民一样的土地和房屋。农业政策方面，提出了”农业第一，提高产量，保障供给“的政策，使农民大胆发展生产，愿意进行投资，增加农具和肥料。同时，招集移民，开垦荒地，增加农业生产劳动力。发放农贷，解决农民生产中的困难。兴修水利，防治旱涝灾害。实行奖励，规定移民三年不收公粮，因种植棉花而不及种粮受益的，由政府补贴。改良种籽和推广植棉，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恢复民间劳动互助，如劳动互助社、变工队等，1938年参加各种互助社等组织的人数达18万多人，1939年达到24万多人，占全边区人口的20%。除此以外，发动留守兵团、机关学校开展农业生产。

　　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经济的同时，开始建立边区工业。从1938年开始，创建以军用为主的公营工厂，先后恢复和创建了纺织厂、硝皮厂、石油厂、煤矿、印刷厂、造纸厂、农具厂，以及制灯、制肥皂、制面粉等工厂。同时，组织成立延安工人合作社、中国工合延安事务所、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等。手工业合作社分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纯粹由工业工人组建，股金由工人自集，管理者由工人推荐;第二种是广大农民集股的生产合作社，股金由广大农民凑集，招聘工人，社员不一定参加劳动;第三种是类似股份公司的生产合作社，由群众集股，再与其他机关、团体合作。另外，还大力恢复私营工业和个体手工业。个体手工业，包括纺织业、铁匠坊、木匠坊、毡坊、油坊、皮坊等。边区的商业也得到了迅速恢复。由于政府对私营商业实行保护和发展的政策，私商纷纷复业。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边区金融业也开始得到发展，1937年建立陕甘宁边区银行(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改建)。1938年到1940年，陆续建立基层业务机构，如西安办事处、重庆办事处、三边分行、绥德分行、陇东分行。

　　这是陕甘宁边区医治战争创伤的具体措施，其他抗日根据地也基本与此相同。如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奖励垦荒修滩，扩大耕地面积;提倡植树造林，发展林牧副业;组织农民开展生产竟赛，调剂种子，补充耕畜;战胜水灾，兴办水利;救灾渡荒，安定民生。在工商业方面，举办公营经济，建立各种工厂;制定对内自由、对外统制的贸易政策和建立各种贸易机构;建立商业合作社，发展私营商业。在金融方面，成立晋察冀边区银行，发行边币，稳定物价，支持经济。总之，通过以上各方面的措施，各抗日根据地的经济都得到了很快的恢复和发展。

　　三、“力争外援、休养民力”方针的成效

　　抗日根据地初期实施“力争外援、休养民力”财政方针4年间，普遍来看，效果都是很好的。 首先，减轻了抗日根据地人民的负担。如陕甘宁边区，在1941年之前，农民的负担很轻。1937年10月颁布救国公粮条例，规定每人全年收获不足300斤小米者免征，收入300-450斤者征1%;451-750斤者征2%，751-1050斤者征3%，1051-1500斤者征4%，1501斤者征5%。边区政府向农民征收的救国公粮数量很少，1937-1940年，边区以130万人计，每人公粮负担平均1升多，最多也不过7升。由于负担量很少，大多采用动员募捐的方式，并未严格按条例执行。负担面也很小，大多偏重于少数富有者，至1940年负担范围移到中农以上阶层。

　　1937年-1940年，是农民负担最轻的时期，每亩平均负担还不到1升，1937年为0.16升弱。因此，农民的生活大为改善，农村富裕户明显增多，许多贫雇农转为中农或富农，中农成为农村的主要成分。根据安定县4个行政村调查。抗战前富农、中农占7%，现增加到61%，户口则由173户增至228户。延安西区四乡，革命前中农10户，现在64户，增加了6倍以上。大半以上的农户成了小康之家。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经过减租减息，租率比原租额减少了1/3，利息至少降低到原利率60%的程度。据北岳区1941年夏季的调查，边区一般地租相当于总收获量的20-25% 。广大农民特别是贫苦农民生活得到了改善，群众确实得到了实惠。据边区农救会1940年6月不完全统计，仅北岳区四个专区16个县，减息达320600余元，只二、五2个专区1480余顷土地减租达12290余石。至于租额一般都在正产物总收获量的37.5%以下。在减租减息的同时，晋察冀边区还实行了抽地换约运动，战前被高贷者巧取豪夺去的土地部分被农民抽回来，到1940年6月抽回的土地达到64500亩。农民身上千百年来的封建剥削得到了削弱，日趋贫困化的生活得到改善，政治地位有所提高，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

　　晋冀鲁豫边区，租额大大降低，有的县原租额为433石米，减租后为218石米。有的县原租额为309石米，减租后为153石米。特别是平顺33个村，原租额为2049石米，减租后为997石米，大约租额在原来的基础上减少了50%左右。减息清债方面，武乡为24.7万元，左权是48.9万元，涉县为35.1万元，黎城为13.0万元。由于债务解除，引起土地关系变化，平顺抽回土地2831亩，左权为2419亩，黎城为1531亩，涉县是4942亩。广大农民的负担不仅大大减轻，而且负担比例日趋合理。据对太行四分区的调查，1941年各阶层的负担，地主22.78%，富农17.4%，中农13.8%，贫农5.21%。至1942年，中下阶层负担仍然保持较轻的水平，地主为36.2%，富农22.8%，中农10.12%，贫农3.8%。

　　鄂豫边区通过减租减息，广大贫苦农民的生活大为改善。以安应为例，36个乡共减租谷20600多石，得益佃户18282户。根据六个乡的统计，共退押金达18069元，退押金业主905户，取回押金的佃户有2207户。据5个乡统计，贫农赶上中农生产生活条件的有496户，中农赶上富农生活条件的有76户 。淮南抗日根据地在这一时期农民生产和生活有了较大的转变，部分中农上升为富农，中农户数和占地的比例显著上升，如安平乡的中农占人口的30%，占有土地比例由过去的9.7%上升到12.6%，部分贫、雇农上升为中农，安乐乡213户贫农，上升为中农者有1/3。这主要是因为佃权有了保证，减少了剥削，减轻了负担，增加了收入。

　　其次，抗日根据地的战争创伤基本上得到了医治，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广大农民负担的减轻，封建剥削的削弱，土地关系的变化，经济政治地位的提高，极大地提高了抗日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和生产积极性。他们流汗流血，投身生产，支持抗战，成为恢复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经济的生力军。因此，抗日根据地的战争创伤基本得到了医治，经济明显得到恢复和发展。

　　农业经济方面，一是耕地面积扩大。如陕甘宁边区，1936年耕地面积为8431006亩，1937年为8626006亩，1938年为8994483亩，1939年增加到10076000亩，1940年达到了11742082亩。仅仅三四年间，耕地面积增加了30%。有的地方增加的更迅速，如安定5个区1936年熟地50000垧，1940年增加到80900垧，荒地从1936年的3500垧减少到410垧。由于兴修水利，改变了原来“广种薄收”、“靠天吃饭”的状况，水田日益增加。1937年有水田801亩，1938年修了1600亩，1939年为8010亩。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38年和1939年两年，平山、阜平等9个县，垦荒达15000万亩。1939年第四专区垦荒49000多亩，第五专区垦荒86000亩。山多地少，劳动力缺乏的平西根据地，经过1939年开荒运动，耕地面积增加到17000亩，一年之内增加耕地13000亩，占原耕地面积的80%以上 。冀西、平西、晋东北29县，1940年统计，共垦荒199950亩 。从1938年到1940年两年多的时间里，仅北岳区的不完全统计，垦荒达270000余亩。除开垦外，1939年开展了大规模修复滩地运动。据北岳区21个县统计，大水冲毁的土地有147626亩，修复了139495亩。又据24个县的统计，共修复滩地达179105.9亩。易县等7个县还修复被冲毁的熟地32801亩。一年多只北岳区就修复滩地、熟地总计达211000亩以上。二是水利工程得到了修复。如晋察冀边区，据不完全统计，1939年前平山等13县整理旧渠道123道，可浇地92264亩;阜平等11县新开渠24道，可浇地30620亩;曲阳等3县凿井1843眼，浇地17053亩 。两年中，北岳区共计整理旧渠2734道，恢复灌溉面积达291023亩;共开新渠1290道，凿井2088眼，新增灌溉面积248614亩。三是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陕甘宁边区1937年粮食产量为126万石，1938年为127万石，1939年为137万石，1940年为143万石。四是畜牧与副业得到恢复。陕甘宁边区，1938年有牛102676头，驴70810头，骡马1468头，骆驼1254头，羊761464头。到1940年，牛增加到148408头，驴94334头，骡马1817头，骆驼2458头，羊1652170头 。晋察冀边区的北岳区平山等四县，从1938年到1940年，牛增加2408头，驴1691头，马293匹 。五是林业得到了恢复。晋察冀边区北的的平山等20个县植树达465万株，1940年，北岳区的阜平、行唐等30个县植树达1386万株，成活率也在75%以上。冀中区种植护堤林仅1940年，就达到740万株。

　　手工业方面，如陕甘宁边区1939年恢复和发展的纺织厂6家，年产大布3690匹;私人煤矿20多处，日产煤炭30余万斤。还有私人盐池多处，私营纸厂39户。个体手工业1939年比1937年增加了皮坊10处，染坊3处，木匠铺13处，裁缝铺5处，银匠铺5处，铜匠铺5处。商业方面，以延安为例，1936年私营商店有168家，1937年增加了36家，1938年与1939年各增加了29家，到1940年全市私营商店达到297家 。公营商业从1937年开始，消费合作社到1940年全区已有132个，比1938年增加了25个，全年销货总值达115.6万元。

　　由此说明，医治战争创伤是十分正确和及时的，它使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在一个较短的时间里得到恢复，为长期抗战打下了基础。

　　再次，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状况得到了好转。由于这一时期抗日根据地的财政收入由国内外友人的援助和国民党政府的拨付这两部分作后遁，加上边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状况相比以后是较平稳的。在抗日根据地的初创阶段，虽然刚开始比较困难，但从1939年开始好转，总的情况是比较好的。

　　从陕甘宁边区的情况来看，1939年，总收入8847427.72元，总支出8763659.47元，收支相抵，节余84768.25元。

　　1940年，总收入14329696.10元，总支出13712356.17元，收支相抵，节余67339.93余元。 从以上可知，陕甘宁边区在这一时期财政均有结余。1938年结余103527.00元，1939年结余84768.25元，1940年结余617339.93元。之所以出现结余，并不能说明财政就非常充裕，而是“量入制出”所致，节约开支的结果。正如李富春在1939年11月《边区第二次党代会上对财政经济问题讨论的总结》中所说的：“边区财政的目的在于保证边区抗战经费的自给，满足各项工作上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我们的财政政策在于一方面增加政府的收入，另一方面还不致影响到人民的改善。??因之，边区的财政收入是有限的。??边区财政的这种有限收入，自然就不能不使政府的支出束缚在量入为出的原则下，以求得收支的平衡。这样也就使许多应兴应革的事业，不能不受经费上的限制”。但尽管如此，财政上必竟是平稳的，没有出现入不敷出的特别困难局面。

　　从其他根据地的情况来看，虽然不像陕甘宁边区一样，收支平衡，略有结余。但在某些方面的收支还是有结余的。如山东抗日根据地，粮食收入1938年、1939年都实现了收支平衡，分别为50万斤和330万斤。1940年收入3115万斤，支出2365万斤，结余750万斤 。又如鄂豫边区，据1940年五月份统计，当时边区军政工作费用开支每月约20万元左右，仅税收(指关税)一项即接近此数额。税收对增加财政收入，保证供给，起了很大作用。虽收入不算多，但由于财政支出上始终坚持精打细算，厉行节约，量入为出的原则，有效地使用了人力物力和财力，做到了自筹自给，保证了部队和机关干部的供给 。这说明在财政上基本上是平衡的。

　　还有一些抗日根据地，虽然在财政上还做不到收支平衡，并且经常出现财政赤字，但财政收入在这一时期呈现上升的态势。如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钱款收入1939年是395.54万元，1940年增加到532.34万元，到1941年达到2747.15万元，是1940年的4倍。公粮收入1939年是67.11万石，1940年为195.07万石，1941年达到231.94万石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抗日根据地财政状况虽然没有摆脱困难，但在逐渐好转，并有了一定的财政基础，比起刚开始时就地筹集，走到哪吃到哪要好多了。这主要是海内外支援和经济恢复的结果，但国民党政府在财政上的供给也是不可否认的因素。

　　总之，抗日初期的财政方针和政策，对巩固抗日根据地、发展抗日根据地的经济与财政、坚持持久抗战起了重要的作用。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6-28 10:4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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