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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持久抗战的物质保证
2017-06-29 08:49:29  来源:中国经济网—《经济日报》 作者:罗平汉、齐小林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战爆发后,旅美华侨在纽约唐人街上举行

筹款救国大会,劝募献金支援祖国抗战。 资料图片

  中国以一个贫而弱的农业国抵御日本这个现代化工业国的进攻,如何维系经济不至崩溃,为抗日战争提供基本的物质基础,成为中国能否坚持抗战的重要原因。中国人民历经千难万苦,从人力、物力、财力上全面支持抗战,海外华侨以捐款、侨汇、贸易、投资等方式支持祖国的抗战,国际盟友也给予中国抗战巨大的物质支撑,这些都为持久抗战的最终胜利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证。

  70多年前,在艰苦卓绝、全民奋起的抗日战争中,较量的不仅是二者的军事实力,而且是包括经济实力在内的综合国力的较量。其时,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而落后的农业国,日本是一个地域狭小却先进的工业国。不论是国民党政府领导的大后方,还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都制定出符合中国实际的经济政策,为坚持抗战提供了物质基础。

  大后方的经济与正面战场的抗战

  法币改革促进了经济发展,工业内迁支撑了国民党军队正面抗战,田赋征实缓解了通货膨胀,国民党政府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为把抗战进行到底提供了物质保障。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全面侵华的野心昭然若揭,国民党政府为应对日本的侵略也着手进行各种准备。1933年国民党政府在全国废两用元,一切交易不再用银两,改用银元,中国货币开始走向统一。1935年11月,国民党政府实行法币改革,规定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法币改革促进了经济发展,为抗战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法币得到广泛流通后,国民党政府可以最大限度集中白银等重金属,在国际市场上购买急需的各种战略物资。鉴于中国工业之精华多在沿海,随着对西北和西南的掌控,国民党政府加紧了在西北和西南的工业布局,1937年在西南地区以投资、合办形式控制的工厂达到23个,生产电153.3万千瓦时、煤2万吨、净钨砂11926吨、锑14597吨、精铜9吨、铁砂6313吨、电讯机425具,形成了以采矿、冶金、机械、化工、电气为主体的国防工业体系。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也加快了西北和西南地区的交通建设,1936年至1937年7月,共修筑铁路2030公里;七七事变前公路里程达到11.5702万公里,初步形成了纵贯全国的交通网。这些措施都为坚持大后方的抗日奠定了基础,例如,在抗战头两年仅铁路就输送兵员1100万人次,军需物资300万吨左右。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开始意识到工业内迁的重要性,沿海工业在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大规模内迁。截至1940年底的不完全统计,迁入内地的工厂达445家,其中兵器工业18家、冶金工业2家、矿业8家、机器制造业181家、电器制造业29家、纺织工业97家、食品工业22家、文化教育用品工业37家,以及其他各业17家。抗战时期,大后方兵器工业能够充分满足国民党军队重机枪、迫击炮、枪掷榴筒、枪掷榴弹和手榴弹的消耗;能基本满足步枪、轻机枪、枪弹、迫击炮弹的消耗,支撑了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抗战。内迁的其他工业企业,成为大后方工业体系的骨干。

  由于政府收支不平衡、物质供给不足、外援断绝等原因,从1940年开始,大后方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指数以1939年6月为100计,则1941年12月已高达1029。为应对危机,国民党于1941年3月召开五届八中全会,决定“以军事第一与经济国防化”为原则对经济实行全面统制。在所有的统制政策中,以战时的粮食统制最为重要。1941年下半年,国民党政府接收各省田赋,全部征收实物,供需由中央统筹。田赋征实保证了军队和国家机关人员的粮食供给,节省了国民党政府购买粮食的巨额开支,减少财政支出,减缓了恶性的通货膨胀。据统计,1942年至1944年田赋征实折成法币,约占国民党政府各年财政收入的32.66%、49.14%、54.68%。总之,国民党政府对于国民经济的全面统制,维护了大后方基本的经济秩序和生产,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为把抗战进行到底提供了物质保障。

  虽然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农业、工业,利用统制政策维护经济运行的基本秩序,然而,大后方的物质供给并未得到明显增加,由于庞大的军费开支,政府财政赤字越来越大,导致了恶性通货膨胀。大后方人民为了抗日战争最终的胜利勉力苦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根据地经济建设和敌后战场抗战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根据地把农业放在第一位,减租减息、扩大生产、精兵简政,还将发展公营经济作为缓解财政困难、促进抗战胜利的重要措施。在多种政策措施共同作用下,各根据地的经济均有所发展,为敌后抗战奠定了物质基础。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中国共产党深入敌后,创立根据地,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的正面作战。抗日根据地孤悬敌后,地域偏僻,经济落后,中共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实施了卓有成效的经济政策,为巩固根据地、坚持抗战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农业是根据地最主要的产业,在战时情况下,战争所需要的粮食、布匹和其他各种物质,主要来源于农业生产。为此,各根据地将发展农业放在中心的位置。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明确指出,农业应该放在第一位。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是中共发展农业的基本政策。减租减息在不损害地主过多利益的前提下,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改善了农民的经济地位。它将地主阶级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内,调动了广大农民支持抗日的积极性,使农村社会各阶层共同汇集在抗日这面旗帜之下。除此之外,为了促进农业的发展,各根据地积极发放农业贷款贷粮,制定开垦荒地、兴修水利、繁殖牲畜、种植棉花、植树造林等有关奖励政策,及时调剂粮棉种子,打制各种农具,派出部队保卫春耕秋收,组织机关人员帮助群众生产,修订抗战勤务条例,以保证农业生产的时令和所需人力畜力等。为节约民力,军队在战斗之余也积极参加到农业生产之中。从1941年起,各抗日根据地的军队、机关、学校广泛开展大生产运动。为了尽量减轻根据地群众负担,各根据地还开展了大规模的精兵简政。大生产运动和精兵简政,不但大大改善了机关、部队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减轻了根据地人民的负担,密切了中共与根据地群众的关系。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部队机关学校既然自己解决了全部或大部的物质问题,用税收方法从老百姓手中取给的部分就减少了,老百姓生产的结果归自己享受的部分就增多了。”

  虽然农业是抗日根据地的主要产业,但是,经济的运行须臾也离不开工商业。各抗日根据地将发展公营经济作为缓解财政困难、促进抗战胜利的重要措施。根据地的公营事业主要包括政府经营的盐业、工业及商业;军队和党政机关经营的农、工、商业。在发展公营经济的同时,抗日根据地也注重保护私人工商业。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我们对于资本主义采取调节的政策。包括发展中农的生产运动,办好消费合作社扶助中农生产,与富农竞争,成立商品合作社扶助小手工业生产者,废除苛捐杂税培植小商业者,发展国防工业与资本主义竞争,大胆让资本主义去发展而不压制资本主义,对于劳资关系也采取调节的政策。”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中提出:“劳资间在订立契约后,工人必须遵守劳动纪律,必须使资本家有利可图。否则,工厂关门,对于抗日不利,也害了工人自己”,“应该吸引愿来的外地资本家到我抗日根据地开办实业。应该奖励民营企业,而把政府经营的国营企业只当作整个企业的一部分。凡此都是为了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应该避免对任何有益企业的破坏”。1941年1月15日,《解放》周刊发表《论抗日根据地的各种政策》的社论,明确提出“我们欢迎他地的资本家到抗日根据地上开办实业,并切实保护他们的营业”。公私兼顾、发展工商业的政策措施,促进和推动了根据地经济的发展。

  金融贸易政策是根据地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抗日战争期间,各根据地都发行了自己的货币,这些货币在稳定根据地金融秩序、活跃根据地市场、促进根据地经济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对外贸易方面,实行“管理进口,保护出口”的贸易政策。这种政策有利于各个根据地输出产品来换取根据地急需物资,维护根据地经济安全和物资充裕,同时能起到保护和支持边区实业,活跃边区市场,增加根据地政府税收等作用。

  在多种政策措施共同作用下,各根据地的经济均有所发展,为敌后抗战奠定了物质基础。陕甘宁边区粮食产量逐年增长,1944年粮食产量比1937年粮食产量将近多出一倍。其他根据地农业建设的成绩也很大,晋绥根据地军队于1943年开荒20余万亩,相当于群众开荒总数的1/3,收细粮3万余石,养猪1万余只,做到了每人每月食肉3斤。抗战初期,各根据地工业几近空白,经过艰苦的努力后,各根据地创办了纺织厂、造纸厂、制革厂、被服厂、农具厂、制药厂、兵工厂等公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以棉纺织业为例,陕甘宁边区1943年拥有纺车120255架,纺纱417852公斤,织布63334大匹。农业、手工业和工业的发展带来了贸易的繁荣,抗战前延安只有店铺100多家,到1943年就发展到400多家。1944年陕甘宁边区对外贸易实现19亿元边币的出超。

  1941年起,中共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各抗日根据地不但坚持下来,而且1943年之后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各抗日根据地的面积人口都有了新的发展。到1945年春,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武装力量达到91万人,不脱产民兵200万人,抗日根据地总面积达到95万平方公里,总人口9550余万,这其中,采取正确的经济政策、大力发展根据地经济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华侨对抗日战争的经济贡献

  全世界800万华侨中有400多万人参加了捐款,中日两国侨民对本国捐款之比为31∶1。八年全面抗战海外华侨捐款总额达13亿多元国币。不仅如此,抗战时期华侨在国内投资近18亿元,掀起了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的高潮。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全体成员的抗战。海外华侨虽远离祖国,但心系抗战,他们以人力物力积极支持抗日战争,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海外华侨在经济上支持抗日战争,主要通过捐款、侨汇、贸易和投资等几种途径。

  捐款是华侨支持祖国抗战的主要方式。战时华侨捐款从“九·一八”事变时已经开始。捐款的阶层极其广泛,从侨领巨商到生活清贫的工农大众无不参加捐款。当时全世界800万华侨中,有400多万人参加了捐款,中日两国侨民对本国捐款之比为31∶1。据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的统计,八年全面抗战海外华侨捐款总额达13亿多元国币。华侨的大量捐款,是战时国民党政府财政经济的重要补充、支持祖国长期抗战的重要财源。

  侨汇是指华侨寄给家眷的日常生活费用。由于中国是落后的农业国,在对外贸易中长期处于入超地位,侨汇弥补了入超造成的外汇亏空,被认为是中国无形的输出。从1931年起,侨汇数量逐渐递增,弥补入超的百分比愈来愈大。1937年至1940年,侨汇与入超比例分别是411%、521%、414%、232%。抗战时期的侨汇,一方面垫补了政府大量军费开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党政府的军费开支约123亿元,当时侨汇即有53亿元,相当于国民党政府总收入的1/4,相当于军费开支的43%;另一方面,大量的侨汇充作法币准备金,促进法币的流通,巩固了法币在国际上的信用。

  积极从事与祖国的商业贸易,是华侨支持祖国经济抗战的重要途径。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南洋华侨与祖国贸易关系日益密切。七七事变前,我国由南洋各国经常进口贸易为2.6亿元至3亿元,出口为2.6亿元至4亿元;1940年,进口额增加到9.2亿元至11.9亿元,出口增加到10.1亿元至16.6亿元。华侨在我国与南洋的战时贸易中起了重要作用。我国多从南洋进口米、胶、油、药等战争急需或国内紧缺物资。1940年,中国农业严重歉收,南方15省稻谷夏收较往年降低20%,农产品总量减低10%,重庆大米价格指数从5月间213上升到12月间的1004,国民党政府到南洋购买了3万市担米粮,及时补充了我国战时的粮食不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洋各地很快被日军占领,国民党政府困守大西南,财政经济出现较大困难,其原因固然很多,但大量侨汇断绝、贸易中断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抗日战争期间,很多华侨直接在国内投资,稳定和繁荣了中国抗战时期的经济。为开发和利用大后方的经济资源,国民党政府先后制定了《非常时期华侨投资国内经济事业奖励办法》《指导归侨垦殖暂行办法》等。海外华侨积极响应祖国的号召在祖国投资,其资本主要集中在工矿业、垦殖业和金融业。据统计,抗战时期华侨在国内投资近18亿元,掀起了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的高潮。战时的华侨投资是对抗战时期的中国经济的又一贡献。如南洋侨领张百基所说,华侨投资可以大量开发资源,可以稳定后方资源,可以抵制敌货流入,可以发展海外国货,可以充实国防利器,可以代替当前捐款之外汇,可以维系华侨爱国之重心,可以拒绝敌伪挑拨之阴谋。

  78年前中日之间全面战争爆发。中国以一个贫而弱的农业国抵御日本这个现代化工业国的进攻,如何维系经济不至崩溃,为抗日战争提供基本的物质基础,成为中国能否坚持抗战的重要原因。由于特殊的政治原因和其他客观条件,中国的抗日战争形成了两个战场,然而无论正面战场抑或敌后战场,在抗日战争中面临的经济问题的本质是相同的,都只能通过悉心合理利用现有的经济资源来克服困难,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从历史进程来看,中国人民历经千难万苦,从人力、物力、财力上全面支持抗战。海外华侨以捐款、侨汇、贸易、投资等方式支持祖国的抗战,国际盟友也给予中国抗战巨大的物质支撑,这些都为持久抗战的最终胜利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证。

  (原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罗平汉、齐小林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6-29 08:5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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