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保障根据地的军需民用,稳定和发展经济,根据地政府在金融方面采取了重要措施,主要是实行统一累进税,设立国家银行等金融机构,统一货币,进行货币斗争。这些措施的推引,为建立健全经济制度,筹措经费和物资进行抗日战争、稳定和活跃经济、保障和改善群众生活作出了重要贡献,有效地支援了抗日战争。
[关键词] 抗日根据地 金融 货币
抗日根据地政府领导人民同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这些成果的取得都离不开经济方面的努力。根据地制定实施的金融稳定政策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保障,为中国的抗战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在抗日根据地实行的金融稳定政策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改变税收,实行统一累进税
在武装革命建立根据地时,主要通过战争缴获、打土豪、派款、征收、罚款、没收、募捐以及征收捐税等形式取得经济来源的。这些形式具有临时性,不利于对群众的团结,且负担不尽合理。革命政权在初创和不稳定时期,一般是通过非制度性的临时手段来解决自身的经济需求,但政权进入建设和强化时,就必须通过制度创新等理性的方式来建立稳定的经济来源,[1]因此,在根据地初期的通过战争剥夺和打土豪,号召人们捐献的方式已经不能满足根据地的经济需求,也不利于开展经济建设,就要建立稳定和巩固的财政税收制度,使根据地拥有稳定财政来源。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在《关于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政策问题》中强调指出:“在已经建立起政权与秩序的根据地中,才能征收若干经常的捐税。”“过去的捐税,有一些合理的,能够征收的继续征收。另外一些不可能征收的与不合理的,就只得取消或者改变。”“政府的财政应该尽可能由经常的捐税征收中来取得,临时捐款或派款只有在十分必要与人民不反对时,才可实行。”[2]
建立一个减轻负担,税负公平合理的财政税收政策成为新形势的要求。1938年9月至11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指出,要实行新的财政经济政策,在税收上“要在有钱出钱的原则下,改订各种旧税为统一的累进税,取消苛捐杂税和摊派制度,以舒民力而利税收”。[3]这样,建立统一的累进税成为财税制度改革的中心内容。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实行的统一累进税在以下规定中有着很好的体现:“(1)有钱出钱,钱多则多出,钱少则少出;(2)它是有免征点和累进最高率的所得税和财产税,一方面规定财产、资金和收益均按累进征税,另一方面规定工人、雇农和极贫农民免税,只听其自愿捐纳;(3)为了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累进税从中农起即应负担;(4)累进率及核算表要简单、明了、合理、易于计算,级与级之间的数目均按率征纳;(5)以调节经济、鼓励生产为原则,凡投在工业方面的资金,投在改良土地的资金(如修渠凿井等)及投在合作社的一切资本,分别免征或免于累进,但其收益部分仍按累进征税,投在商业上的资本及其收益,则一律累进征税;(6)累进税折合计算,以货币与土地为单位,而以粮食为标准测度折算不同土地;(7)累进税以粮、秣、钱三种形式构成之。”[4]统一累进税虽然免除了一些贫民的税收,确确实实地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使税负更为合理,征收更为简便统一,缓解了矛盾,培养和扩大了税源,为根据地工农生产的发展,保障根据地的经济供给和独立,巩固根据地人民政权,支持革命战争起了重要作用。
二、建立金融机构
为了集中管理统一累进税,各根据地都先后成立边区国家银行,1937年。陕甘宁根据地成立了陕甘宁边区银行;1938年,晋察冀根据地成立了晋察冀边区银行,山东根据地成立北海银行,1939年晋冀鲁豫根据地成立冀南银行;1940年,晋绥根据地成立西北农民银行,华中根据地先后成立淮南银行、淮北银行、盐阜银行、大江银行。
这些银行和信用社会的设立主要起到了以下作用:一是稳定和扩大根据地的财政和财政收入。二是加强资金的流通和借贷,向农民和生产者发放和提供信贷。根据地银行对苏区群众发放部分低息贷款用于生产,有的用于购买农具种子和口粮,另外也发放贷款到白区购进食盐、布匹、药品等物品。三是直接拨款设立企业和工厂。四是下面要论述的统一和发行货币。以陕甘宁边区银行为例,有关数据见上页表。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边区银行对生产和贸易资金的融通起到的巨大作用,并且提供的金额在逐年增长。促进了生产和贸易的发展,既培养了税源,同时为稳定金融市场提供了物质基础。
另外还设立信用合作社。毛泽东很早就指出了合作社是符合农民需要的,他在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道:“合作社,特别是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确是农民所需要的”。[5]信用合作社由群众集股组成,吸收存款,也经营放款、贴现、发行债票等业务,为工农提供生产和商业资本。信用合作社的设立便利了资金的周转,杜绝高利贷盘剥,[6]成为根据地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发行货币,增强信用
在货币方面固然要发挥根据地政府的行政权力,同时也要遵循马克思所说的“国家固然可以把印有任意的铸币名称的任何数量的纸币投入流通,可是它的控制同这个机械动作一起结束。价值符号或纸币一经为流通所掌握,就受流通的内在规律的支配”这一客观规律。晋察冀边区银行在伪联合准备银行成立后不久成立并发行了以法币为基金的边币,法币在抗战前是全国的主要通货,具有一定的信用,晋察冀边区银行虽然以法币作基金发行边币,但“边币已经不是属于哪一个帝国主义的货币集团里的东西而是依靠于边区广大人民的财产,虽然它跟法币有联系,但它是独立的。[7]这个独立的货币可以更好地用来与敌斗争,以保存物资和币值的稳定。
根据地的货币政策在充分尊重经济和金融的客观规律的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创新精神。华中根据地的大江银行成立后发行了大江币,为了保证大江币在根据地的流通,增强货币的信用,从而取代伪币和货币,成为根据地的流通货币,地区党委对大江币的发行制定了“三防一基金”的方针:一要防止滥发纸币和粗制滥印;二要防止与法币、伪币混杂流通;三要防止敌、顽印制假币;一基金指用物资储备作为大江币的发行基金,当时的物资储备主要是散存在老百姓家里的粮食和集中在政府手里的食盐等。而粮食和食盐可以说是当时的通用和战略需要物资。这在毛泽东、邓小平关于根据地工作的来往文电中就有所反应。[8]这个“三防一基金”的方针避免了金银准备,而是用物资作为保证,并根据计划适量发行,出现了纸币与金银脱离关系的现象。很好地利用物资建立货币信用,适应流通和与敌展开经济上的反封锁斗争的需要。薛暮桥对此进行了总结,提出了纸币的物资本位制的观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纸币理论。纸币的物资本位制又称之为“管理通货制”,即用物资作为储备来调节纸币的流通量,以保证纸币的币值稳定。[9]严格遵循货币发行原则,尊重货币流通规律,货币的发行适应市场需要,减少货币的财政性发行,维护货币发行的独立性原则,保持币值稳定。
根据地的货币发行后面临着严峻的形势。日本侵略者先后在中国建立伪满中央银行,伪蒙疆银行,伪联合准备银行,伪中央储备银行,进行经济和金融掠夺。日本利用这些金融机构发行伪银行券,同时另外发行日军军用券,强迫中国人民使用,并利用伪币等金融工具深入内地抢购物资。当时的国民党政权也利用法币在根据地抢购物资,扰乱金融和经济秩序。根据地政府与此进行了坚决的货币斗争,建立根据地货币流通,把法币和伪币逐步驱逐出根据地。
日本侵略者为了驱逐当时人民手中流通的货币,掠夺物资,主要采取了两种办法,一是规定其他货币为非法,敌伪以大批伪币向边区进攻,强制老百姓使用伪币,二是1942年之后日本利用发行的伪银行货币在占领区回收法币然后以法币向根据地掠夺物资,致使根据地物资外流,物价飞涨。毛泽东早在1938年在有关文章中预计到了此种情况。就根据地的货币政策阐述了重要的思想,提出:边区应有比较稳定的货币,以备同日寇作持久的斗争;边区的纸币数目,不应超过边区市场上需要的数量,可是应该估计到边区有扩大和缩小的可能;边区工业品主要来源于日寇占领地,边区农业产品之出卖地,亦在日寇占领区域,因此边区应该有适当的对外贸易政策以作货币政策之后盾;[10]对此根据地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货币斗争,首先根据地采用行政手段限制和禁用法币和伪币,采取了严厉的措施收兑法币和伪币,商人进入根据地,必须将携带的货币兑换成边区银行发行的货币,打击敌、顽制造假币,维护根据地货币的币值和信誉。另外通过发展贸易来进行。中共华中局发出了“一切出口要换回价格相等的必需品”的指示,大江银行及时将收兑来的法币和日伪币一部分带到敌占区购买物资,一部分上交军部供地下交通急用。皖江地区的对外贸易则主要采用易货贸易,以物易物,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每年组织30万驼以上的食盐运销,把大量皮毛、药材等外销,换回生活必需品,维持贸易的平衡,减少和防止法币和伪币进入根据地。对重要的物资如食盐、生油、粮食、棉花等严格掌控起来,高价输出,低价输入,吸收法币伪币,逐渐使其贬值并将其排挤出根据地,从而使边币币值稳定。○
参考文献:
[1]冯克利译:学术与政治[M].北京三联书店,199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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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文选[M].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172.
[4]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财政金融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113.
[5]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0.
[6]李占才,张凝: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史[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235.
[7]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河北省档案馆,石家庄高级陆军学校党史研究室,石家庄陆军学校历史教研室,铁道兵工程学院政治理论教研室: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386.
[8]毛泽东、邓小平关于根据地工作的来往文电选载[J].党的文献,1994(04).
[9]应兆麟:皖江抗日根据地财经史稿[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176-177.
[10]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37.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6-30 09:3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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