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忘却的纪念——抗战时期的中国电力工业
2017-07-01 09:45:37  来源：和讯网 国家电网杂志 作者：周继军  点击：  复制链接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中国人民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如何充分利用有限的经济力量，支持中国的长期抗战。

　　可以说，抗日战争早期，是中日两国军事实力的较量，当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战争的实质已转变为交战双方经济实力的比拼。因此，加快包括电力工业在内的经济建设成为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之一。据《中国电力工业》记载，至1936年年末，全国发电容量仅为136.59万千瓦(不含台湾)，其中东北地区的49.30万千瓦已全部落入日本侵略者之手。

　　更令人担忧的是，当时中国电力工业同其他工业一样，主要集中在沿海、沿江城市，广大的西南、西北地区则少而又小，地区分布极不平衡。另外，各地电力企业主要以火力发电为主，水力发电虽已起步，但其规模与火电相比微乎其微。这样的布局和规模不仅严重制约了中国工业的发展，也给国防安全带来很大的隐患。当时的有识之士一针见血地指出：“战事一旦发生，敌骑纵横我濒海地区时，彼时我国几乎全无电气事业可言矣!”

　　国难当头 电力工业被迫曲折内迁

　　“七七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在消极抗日的被动局势中节节败退，上海、南京、武汉等重要城市相继沦陷，电力工业在战火中损失惨重，国家经济遭到极大破坏，国民政府被迫迁往重庆，西南和西北地区成为全国抗日战争的大后方。

　　为保存沿海沿江大城市中的重要工业，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迅速组织实施了工厂内迁工作，其中电力工业的内迁计划中，主要包括重点电力企业及大型厂矿自备发电设备的转移。《中国电力工业》记载，此次撤退中，国民政府将汉口、沙市、宜昌、长沙、湘潭、常德等地的发电设备共计2.5470万千瓦，拆迁至后方各地，对来不及撤走的杭州、广州、武汉等地电厂设备就地炸毁。

　　随着战局的迅速扩大，宁、沪、杭沿线的电力工业如戚墅堰电厂、南京下关电厂等遭敌机轰炸后，发电设备几乎毁于一旦。上海杨浦树、闸北、浦东等电厂，镇江大照、武进、嘉兴等电气公司的发电设备、输电杆线等电力设备设施因来不及拆走，均被日军强行掠为军用，损失严重。

　　“1938年10月，日军逼近武汉，汉口既济水电公司将6000千瓦发电机组及附属设备共1800吨，分别由新江号轮船及33艘木驳船装载，经川江运抵重庆宜宾电厂。”湖北省电力史志专家丁明衡介绍，既济水电公司是当时全国规模较大的民营火电厂之一，主要经营电灯和自来水业务。此次电厂内迁工作得到了广大电力员工的积极响应，他们冒着敌机轰炸扫射的危险，克服饥饿、疲劳、交通阻塞等各种困难，肩挑背扛、跋山涉水，将发电设备搬运到千里外的大后方。

　　相对于大型电厂有计划的内迁转移，一些民营小型电力企业则因当局所提供的条件有限，内迁途中历尽艰辛，损失极为严重。《宜昌县志》记载，永耀电气公司奉命迁往四川，途至宜宾段，全靠雇用木船，由工人充当纤夫拉船溯流而上，顺利时日约前进两里，更多时须躲避敌机轰炸寸步难行。此行历时半年之久，物资设备损失过半，员工被炸死3人，病死2人，伤者甚多……

　　“国民政府仓促组织实施的内迁工作，虽然将一部分电力设备安全转移到后方，但损失十分惨重。以湖北为例，战前共有装机20千瓦以上电厂26家(不含厂矿自备电厂)，日军入侵后，除武汉、大冶仅存的少数电厂被日军强占外，其余全部倒闭。”丁明衡认为，战时电力企业和设备的内迁，为国民政府在大西南、大西北后方重建经济基地提供了电力保障，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战时军需民用的电力供给，也促进了战时大后方的经济开发建设。

　　战火纷飞 电力工业遭受残酷掠夺

　　受战争影响，初兴的中国电业或毁于战火、或被迫拆迁、或被日军强占，可谓是横遭浩劫。据《中国战时经济志》记载，在中日战争之第一年，中国发电所之损失巨大。

　　凡被日军占领地区的电力企业，立即转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时体制，华北方面设立“华北开发公司”以控制平津一带的电业，华中、华南方面设立“华中水电公司”和“汉州电业公司”分别控制华中江南一带的电业，东北方面设立“满电”以控制全东北的电业。这些公司对沦陷区的电业，原官营者予以没收，原民营者强行予以没收或合营，即对所有电力企业强行兼并，重演“一元化”故伎，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服务。

　　“从1937年开始，日本通过诱骗和强奴中国劳工的手段，在松花江、鸭绿江、抚顺、阜新等地开展较大规模的电力建设。”据吉林市劳工纪念馆馆长闻贵芳介绍，仅丰满电厂就有数千电力工人和10余万劳工参与修建大坝，这些中国工人和劳工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稍有怠慢就会遭到拳打脚踢，身体和精神备受摧残。

　　因为饥饿、疾病、镇压、杀害、工程事故等原因，成千上万的中国劳工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遗体被扔进“万人坑”。参加过丰满电厂建设的日本工程师内田弘四，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死亡者最高纪录，1939年(昭和14年)7月，月计78人，平均每天死亡2.6人。造成这么多人的死亡，我们向中国人民深表歉意。”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血腥暴行，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期间，广大电力工人竭尽全力，不惜一切牺牲，为保护民族电力工业、支援前线抗战、开展后方经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浦东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创办人童世亨拒绝和日本电力企业合作，主动停业抵抗。他闭门谢客四年，撰写了三卷企业回忆录，为中国电力史留下了珍贵的资料，彰显了中国电力人的民族气节。

　　1938年9月，武穴光明电灯公司经理陈云山及3名工人为保护发电机组设备，被日军残酷杀害。该公司配电工陈实在逃生中，经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介绍，投奔到抗日革命根据地延安，后成为中国共产党一名出色的革命领导干部。

　　1938年前后，日本通过名义上的合资和直接实行军事管理两种形式，全面控制了东北三省及北平、天津、山东、山西、河北、河南等地电业，强行霸占公用电厂38个、自备电厂62个、送电线路291.7公里、配电线路5491公里、变电容量5.531万千伏安。同时，日本帝国主义为进一步掠夺华中地区资源，采用同样的做法，对武汉等城市的水、电事业进行大肆吞并和接管，形成对华中地区电力工业的全面垄断。

　　举步维艰 电力工业在战火中前行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持久战的政治战略目标，希望通过长久的抗战，将日本拖入战争的深渊，直至其资源耗尽，从而取得抗战的胜利。

　　“日本战争力量虽然强大，但它毕竟是一个小国，军力、财力都经不起长期的战争;而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大人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武汉地方史志专家吴明堂认为，战争进入僵持状态后，中日双方都在全力开展工业经济生产建设，而电力作为工业建设体系中的基础，自然成为双方急需发展的重中之重。

　　据《中国电力工业志》记载，抗战初期，为加强战时电力建设，解决后方缺电困难，1938～1939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通过独资和合办形式，分别在湖南、贵州、四川、甘肃、云南等地设立电厂。但终因战局变化，海防失陷，海外订购机组无法及时运进，以及燃料供应不足、煤价与油价激增等原因，迫不得已而停业者众多。至1940年，停产倒闭的国营和私营电厂共计有48家之多。

　　同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中等广大敌后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电力建设，并取得显著成效。1941年，中共中央在延安阎店子创建发电厂，尽管发电功率只有3千瓦，却将原有的几十个无线电台的联络范围，一下子扩展到了国统区乃至苏联。这成为我党领导电力事业发展的开端。

　　1942年春天，刘伯承和邓小平带领八路军129师的官兵，在河北省涉县西北清漳河的赤岸村建起了一座10千瓦木质水轮机发电站，供军工和照明之用。赤岸村也因此成为中国北方地区最早通电的村庄之一。

　　至1945年，全国在解放区和大后方共筹建大小电厂30多个，主要集中在西南、西北地区，如岷江电厂、宜宾电厂、汉中电厂、天水电厂、衡阳电厂、沅陵电厂、辰溪电厂、柳州电厂、昆明电厂、自流井电厂、兰州电厂、贵阳电厂等，共计新增发电设备容量超过3万千瓦。不过，这些电厂容量最大不过6000千瓦，且多为东拼西凑的旧机组修复而成，有的直到日本投降时还未完全建成。

　　在沦陷区，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配合其侵略战争的需要，通过大规模电力建设掠夺中国的资源和财富。以东北电业为例，日本分别以丰满电厂、抚顺电厂、阜新电厂为中心，向长春、哈尔滨、抚顺、沈阳、鞍山、营口、锦州地区送电，构成联结东北三省主要负荷中心的154千伏电网。至1945年日本投降前，东北地区发电设备容量达178.2万千瓦左右，比1941年增加67.5万千瓦。当年东北电业的每一个“千瓦”和每一个“千瓦时”，都饱含着中国人民的血和汗。

　　重获新生 电力工业走上光明之路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分别接管了敌伪经营的电业，如北平、天津、唐山、石家庄、苏州、青岛、海南岛、安庆、广州、武昌、大冶、锦州及丰满等地的电厂。而上海、汉口、南京、无锡、杭州、镇江、芜湖等地的民营电厂和外资电厂，则分别发还给原业主继续经营。

　　“当时国民党不仅接管了沦陷区的全部电业，还对解放区的电力工业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和掠夺，将共产党的用电空间范围压缩得很小。”原国家水电总局局长何纯渤早年回忆。日本投降后，八路军迅速进驻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城市，并派人接管了东北三省电业。经过广大电力工人夜以继日的抢修，哈尔滨、镜泊湖、牡丹江、鸡西、北安、抚顺、鞍山、阜新、本溪、铁岭等城市全部恢复供电，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全面占领东北战略计划的第一步。

　　而在解放区，面对资金短缺、物资匮乏、技术薄弱、交通不便等重重困难，广大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筹建自己的电站，如被誉为“边区创举”的河北平山县沕沕水电站、河北曲阳县葫芦山火电厂、山西长治县刘伯承电厂等。这些电厂的建成投产，不仅为军工生产提供了电力保障，在支援解放战争中立下了不朽功劳，同时，也培养了一批电力建设人才。

　　经过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中国电力工业在内忧外患中跋涉前行。《中国电力工业志》记载，截至1949年年底，全国的发电容量共有184.86万千瓦，年发电量仅为43.10亿千瓦时。然而，就是从这一刻起，中国电力人担负起“先行官”的使命，同共和国的亿万民众一起，踏上了民族独立、国富民强的光明之路。

　　始建于1937年的丰满发电厂在新中国成立后，历经三次扩建，于上世纪90年代末跨入百万千瓦电厂行业。2012年10月，国家发改委核准丰满水电站全面治理(重建)工程，新建6台单机20万千瓦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保留原三期 2台14万千瓦机组，总装机容量148万千瓦，年均发电量17.09亿千瓦时。

　　1952年9月，阜新发电厂1号汽轮机组竣工投运，毛泽东主席特意发去嘉勉电，高度赞扬电力建设职工的新创举。后经多次扩建，到1961年4月，电厂装机容量达57.4万千瓦，是当时亚洲最大的火力发电厂。至2001年，阜新电厂装机总容量达到95万千瓦，成为东北电网的主力调峰电厂之一。

　　1974年8月，经过四期扩建的上海闸北电厂装机容量达到47.06万千瓦，是解放前的13倍，成为当时上海地区最大的火力发电厂之一，年发电量30余亿千瓦时，占上海地区电厂发电能力的五分之一。时至今日，闸北电厂仍担负着上海电网峰谷负荷的调频使命。

　　从1922年2月开始向京城送电的石景山发电厂，2003年3月改名为北京京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北京市第一家现代化大型发电供热企业，曾是北京地区电力负荷的重要支撑厂和主要的供热电厂。今年3月19日，有着93年建厂史的京能石景山燃煤热电厂烧尽了厂里的最后一块存煤，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2011年10月，曾经的远东第一大发电厂——上海杨树浦发电厂的2号发电机组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踏上了转型发展之路。百年来，杨树浦发电厂先后向全国各地的270多个单位输送了4300多名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被誉为“中国电力工业的摇篮”。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地的一些老电厂(包括民营和外资电力企业)，如南京下关发电厂、抚顺电厂、戚墅堰电厂、宜宾电厂、贵阳电厂等，通过抢修恢复和增容扩建后重新焕发青春，继续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一些电力史志专家认为，虽然大部分老电厂现在已经停止运行，或转型发展，但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历史见证，它们永远值得中国电力人铭记。

　　历史不会忘记，在日军敌机的狂轰滥炸下，神州大地上一座座城市陷入黑暗之中;历史不会忘记，松花江畔令人胆寒的“万人坑”，依然弥漫着70多年前的悲惨和恐怖;历史不会忘记，在民族存亡的国难当头，一个个胸怀爱国主义精神的电力英雄慷慨而去的背影;历史更不会忘记，在这场战争中，中华民族同仇敌忾，浴血奋战，展现了中华儿女英勇抗战的顽强精神。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7-01 09:4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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