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经济基础
2017-07-01 10:44:41  来源：盘龙历史网 作者：孟英  点击：  复制链接

　　作者:孟英

　　【本文摘自】《唐都学刊》(西安)1996年01期第41-45页

　　提要　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仰赖于一定的必要的经济基础和条件：(1)解放区经济的发展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2)国民党统治区大后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是抗日战争胜利的不可或缺的经济条件;(3)海内外各界人士的捐献是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物质保证;(4)苏美英等国对中国政府的援助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外部条件。我们必须从历史的警示中重视我国现代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　抗日战争　经济基础　生产　捐献　援助

　　“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①a]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人心的向背、战略指导上的正确与错误等等，固然是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但经济实力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交战双方军力的消长、战争主动权的得失、战争形势的变化，与战争双方经济的强弱密切相关。

　　发生在20世纪30、40年代的中日战争，是当时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军事强国日本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所发动的疯狂的侵略战争。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背景，使这场战争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即科学技术与工业生产的迅速进步，为这场战争提供了空前未有的手段，并使战争达到了空前未有的规模。与此相联系，战争的物质需求和战争消耗极其庞大，战争对于经济的需求和依赖性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高，经济对战争胜负的影响很大。在这种情况下，战争的经济需求，仅靠一个地区、一部分人来承担已经远远不够，而需要整个国家来承担。一个国家进行战争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动员和利用本国经济资源的能力。正如列宁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说：“战争是对每个民族全部经济力量和组织力量的考验”，[②a]“谁的后备多，谁的资源多，谁的群众基础雄厚而能更长久地支持下去，谁就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③a]抗日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完全证实了列宁的科学论断。如果离开雄厚的物质基础，没有抗日根据地经济的发展和财政的必要供给，没有国民党统治区大后方经济的发展，没有全国各阶层、各党派和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的物资捐献，没有苏、美、英等国对我们的正义援助，抗日战争就难以取得胜利。

　　一、解放区经济的发展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

　　抗战初期，各解放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财政开支相当一部分靠国民党政府分发军饷和华侨、国际友人的捐款。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作战逐步转向敌后解放区战场，由于国民党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各解放区和抗日根据地在财政经济上日益困难。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人民不仅开展了政治、军事和文化建设，而且主要进行了经济建设，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以陕甘宁边区为例，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军民在党和政府财政经济政策指导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大力开展生产自救，保障战争供给，大体经过三个阶段的努力，“逐渐摆脱对外援的依赖性而过渡到完全的自力更生。”[①b]

　　1937年至1940年，是争取外援、休养民力，开始由依赖外援向半自给道路转变的时期。解放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新政策，并且注意纠正经济工作中曾经存在着的“左”的政策，奖励劳动致富，克服了农民中存在的怕发展生产而“冒富”的思想，允许雇工、安伙子，号召开荒扩大耕地面积;实行贸易自由政策，号召外商到边区投资，使得边区经济得到了显著的恢复和发展。到1940年，耕地面积比1937年增长了36%，粮食产量增长了近70%，牲畜头数也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与此同时，公营经济也发展了，纺织、造纸、印刷、化学和机械等公营工厂从无到有建立起来，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1941年至1942年，是克服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由半自给转变到完全自给的时期。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寇加紧对解放区实行频繁的扫荡，国民党顽固派大军包围封锁解放区，加上部分地区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使解放区处于极端困难的局面中。为了克服困难，党通过边区政府发动和领导了大生产运动。到1943年，边区军民共开荒200万亩，粮食产量由1941年的163万石增长到184万石，棉花产量由1941年的50.8万斤增长到209.7万斤，养殖牛的数量由1941年的20.3万头增长到21.5万头，公营工厂发展到76个，年产土布5万多匹，并能炼铁、炼油、修理机器、制造军火等。

　　1943年到1945年，是边区经济健康发展，开始达到“丰衣足食”的时期。解放区继续开展大生产运动和反封锁斗争，财政经济状况明显好转。1943年，陕甘宁边区财政支出60亿元，其中机关生产自给;增产细粮16万石。1944年，增产细粮20万石，除去军需民食，年有余粮28万石;棉花产量也可满足需要的2/3;公营工厂发展到130个，占军民生活所必需的2/3;公营工厂发展发到130个，军民生活所必需的毛巾、肥皂、火柴、纸张、陶瓷、卷烟、袜子等达到了全部或大部分自给。1945年，随着敌我双方力量的变化，党提出了“生产节约，长期打算，积蓄物资，准备反攻”的方针，经济建设取得了进一步的成就。“日寇投降时，大公所有家务足用一年，各小公家皆有积蓄，大批干部、人员出发有力量发给必要的路费和衣服、口牲的补充。”[②b]

　　解放区敌后战场是抗日战争最重要的战场，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相持阶段的战争主要是在解放区进行的。八年全面抗战中，解放区军民抗击了60%以上的日军和95%以上的伪军，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军52.7万余人，伪军118万余人。如果没有解放区经济的发展，不仅不能改善解放区军民的生活，不能巩固和扩大根据地，而且难以战胜严重的经济困难，难以粉碎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和进攻，难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因此，解放区经济的发展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毋庸置疑的必要的经济基础和条件。

　　二、国民党统治区大后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是抗日战争胜利的不可

　　或缺的经济条件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于国民党的妥协投在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华北和武汉以下的大半个中国沦入敌手，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国统区只剩下了西南、西北、湘、桂等省和鄂、粤、闽、浙、赣、苏、皖、豫、晋等省的一小部分专县地区。这些省份和地区是国民党政府的抗日后方，大量公教人员和军队的给养都靠大后方来承担。而当时后方工业落后，依靠外援无着，百货匮乏，物价飞涨，影响后方的安定。为了稳定国民党统治的经济基础，满足战争需要，国民党政府不得不采取了一些扶持后方工业的措施。主要有：(1)支持工厂内迁。国民党政府支持上海工商界发起的工厂内迁，拨款56万作迁移补助费，沿途免验免税。到内地后，政府还代征建厂地庙，给予低息或免息贷款。重庆市政府还规定迁川工厂用地免收印契附加税五成，并在电力、原料、技术、劳力等方面进行具体帮助等等，促使内迁工厂很快建厂安装投产。(2)鼓励扩大生产，采取增产措施。如鼓励资源开发，扶持航运，修筑公路，加强运输力量，对原有工厂的扩大和新建厂矿提供无息和低息贷款等。(3)鼓励创造发明。为了改变战时技术落后给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带来的困难局面，政府采取了一些鼓励创造发明和技术改造的措施，给予发明者以奖励，并提倡和扩大专利权。这些措施的推行，使大型工厂的内迁和技术力量的内流为战时工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加之大后方有充足的市场，使大后方的经济在抗日战争中，特别是在1943年前的短短5、6年中，得到了比较全面的高速发展。

　　据国民党经济部的统计，到1944年1月，国统区的工厂已达5266个，资本总额4.87亿元(战时币值)，工厂数和资本额超过了战前的水平。其中，西南、西北、湘、桂等7省工厂总数达5665个，占国统区总数的86.6%，为1937年7省工厂总数的19.6倍;资本4.55亿元，占当时国统区工厂资本总额的93.5%，为7省1937年资本总额的45.5倍。从部门发展状况看，到1944年国统区钢的产量达到了1.8万吨，开工纱绽25万枚，生产各种机器3.4万台，拥有大小轮船100多艘。与1938年相比，到1943年，煤的产量增加了40%，电力增加97%，水泥增加63%，面粉增加172%。总之，抗日战争时期，主要是1943年以前，大后方的工矿交通业，无论是重工业还是轻工业，无论是机器工业，还是手工业，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且发展速度超过了第一次欧战时期的“黄金时期”。同时，抗日战争爆发后，大后方1938、1939年的农业获得了丰收，粮食和经济作物都有一定程度的增长，商品经济也有了明显的发展。

　　尽管国民党政府坚持“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错误路线，尽管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后方局势初步稳定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和四大家族加紧了对人民的搜刮，扶持官僚资本，兼并民族工业，采取了一系列破坏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使民族工业逐渐走向衰退，农村经济迅速凋敝。但是，国民党是掌握全国政权和几百万军队的执政党，它管辖着大范围的国土，支撑着对日正面战场的作战，虽然在抗战期间一度动摇和妥协，在防御阶段失利过多，但广大爱国官兵英勇作战，在抗日战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与此相适应，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统治区经济的发展，不仅是维系国民党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且客观上增强了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抗衡的物质力量，阻挡了日本侵略者的长驱直入，成为抗日战争胜利的不可或缺的经济基础。当然，物质财富的创造，也是国统区人民爱国救亡运动的产物。

　　三、海内外各界人士的捐献是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物质保证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惨绝人寰的侵略战争，激起了中华民族的共愤，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指导下，形成了同仇敌忾、共同御倭的抗战局面。华夏儿女，不论党派、不论民族、不论地域，无论是处于殖民主义统治下的港澳台同胞，还是生活在异邦的海外侨胞，在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关头，都心系祖国，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有钱出钱、有物捐物、有力出力，支援和参加祖国的抗战，成为抗日战争经济基础的重要来源。

　　抗日战争开始后，许多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成员积极从事募捐支前活动。中国致公党发动了数千万侨胞参加祖国抗战，或踊跃回国服务，或“倾家输将”以助军饷。各少数民族以不同的形式参加抗战，或直接参加战斗，或无偿提供建设工作，或倾其所有进行捐献活动。新疆是我国少数民族分布较多的地区，新疆人民虽然没有在战场上与日本侵略者直接作战，但是，他们在反帝会号召和“一切为抗战胜利”的口号鼓舞下，开展了大规模的募捐活动。特别是1943年开展的“一县一机运动”，一年中全疆共捐款飞机144架，大大超过原计划的64架。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为支援抗战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七七”事变后，为了运送世界人民支援中国的抗战物质，需要开辟自昆明经下关的滇缅公路，全长960多公里，地形极为复杂，工程极为艰巨，但少数民族同胞上下老少齐动员，齐心协力，昼夜奋战，劈山凿岩，在短短8个月的时间里就建成了有536座桥梁、3292孔涵洞的国际交通线，创造了世界修路史上的奇迹。滇缅公路修成后，每月输送约数百吨的军事物资，有力地支援了中缅战区的抗战和整个太平洋战争的胜利。

　　日本的入侵，使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具有爱国爱乡优良传统的海外侨胞，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赤子之心，从财力、物力、人力等各方面给予祖国的抗日战争以巨大的援助。侨居世界各地的华侨1100多万人，在各种救亡团体的领导下，慷慨解囊。他们“各尽所能、各尽所有、自策自鞭、自励自勉、踊跃慷慨、贡献于国家，使国家得藉吾人之血汗一洗百年之奇耻，得藉吾人物力一报九世之深仇。”[①c]“富商巨贾，既不吝金钱;小贩劳工，亦尽倾血汗。”[②c]捐献方式多种多样，主要是常月捐与特别捐两大类。前者是依固定数目按月缴纳，后者是各种临时性的专项捐款的总称。抗战八年，据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财政部捐款资料所作的统计，历年捐款数字如下(单位国币元)：

　　[③c] 时间　　　　　　　　　　　　　　　　 捐款量

　　1937年　　　　　　　　　　　　　　　　　 16696740元

　　1938年　　　　　　　　　　　　　　　　　 41672186元

　　1939年　　　　　　　　　　　　　　　　　 65368147元

　　1940年　　　　　　　　　　　　　　　　　123804874元

　　1941年　　　　　　　　　　　　　　　　　106481499元

　　1942年　　　　　　　　　　　　　　　　　 69677147元

　　1943年　　　　　　　　　　　　　　　　　102266536元

　　1944年　　　　　　　　　　　　　　　　　212374205元

　　1945年 584251321元

　　在捐献活动中，出现了许多感人的事例。菲律宾华侨李清泉带头购买救国公债40万元，临终遗嘱捐款10万美元抚养祖国难童;陈嘉庚自新加坡筹赈会成立之日起，每月认捐2000元直至抗战胜利为止，为此，连公有的饼干厂也卖掉了，自己过着清贫的日子：缅甸女华侨叶秋莲，将其产业与首饰全部拍卖，得款3万余元，尽数捐献祖国。

　　总而言之，全国各阶层、各党派人士和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都对抗日战争倾注了极大的关注，大家把个人的家私捐款给国家，作为祖国抗战的物质基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经济基础。

　　四、苏、美、英等国对中国政府的援助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外部条件

　　积极争取外国援助，是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外交活动的重要内容。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11月，国民政府驻苏大使蒋廷黻与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李维诺夫以及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等外交官员就进行了多次会谈，希望苏联与中国在政治上携手合作，“以促进反日的大同盟。”[①d]1937年5月，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出使英国，借参加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典礼之机，携带向外国借款的庞大计划，遍访欧美各国，穿梭于伦敦、巴黎、华盛顿之间，洽谈信贷与购买武器和军事物资。“七七”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制订了一个加强外交活动的计划。除在各主要国家设有常驻大使馆之外，又派出一些特别使节，直接从事争取援助的工作。

　　苏联是最早向中国提供援助的国家。1937年8月，《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中国战事紧张，“需要飞机甚殷”，[②d]中苏双方经过商谈，9月14日做了具体规定：“重轰机自明日起(15日)至本月25日10日内起运一大队，计机31架。此后每隔10日起运一大队。此外，教练机8架及H—16式驱逐机(即试验时之红色机)93架，在10月1日前起运完毕。其他飞机62架于10月25日前起运完毕。”[③d]此外，苏联还向中国提供炸弹1900吨，飞机机关枪子弹1500万发，以及飞行教官和技术人员89人。苏联还向中国提供了贷款援助。1938年3月和7月，苏联两次贷款给国民政府，计1亿美元，次年6月，又贷款1.5亿美元(据有关资料统计，1940年还有两次共2亿美元贷款，但未能实现)。在办理贷款援助问题上，苏联打破了国际上订立贷款合同的先例，只要中国开出抗战急需的物资，苏方尽力协助。

　　除苏联外，美、英、法等国也给予了中国政府经济援助。虽然在全面抗战初期英、美、法等举棋不定，借口“中立”对中国要求的各种援助十分消极，但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美、英、法的援助也比较积极。当年美国给予中国2500万美元桐油借款，英国先后给予18.8万英镑滇缅路购车借款、500万英镑第一次平准基金借款、285.9万英镑第一次信用借款。1940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英又相继和中国达成了几笔贷款协定，总计美国贷款为1.2亿美元，英国为0.32亿美元。法国在1938年至1939年间，也与中国签订过1.8亿法郎和2.4万英镑湘桂路镇南段借款合同，虽然贷款珊珊来迟，且附有诸多苛刻条件，但这些援助对中国坚持抗战依然显得重要。中国用这些借款或购买战争军用物资，或购买工业器材与机器，或修建铁路，这无疑增强了抗战实力。

　　另外，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也从爱好和平和支持中华民族谋求解放的正义战争的国际友人那里取得了部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援助。

　　尽管苏、英、美、法等国对中国政府的援助带有不同程度的民族利己主义倾向，而且国民政府在外援物资的分配和使用上有着明显的党派偏向，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拒绝提供外援物资，即使在国民政府内部也有嫡庶之分，加之管理不善，一些文官武将私吞挥霍，发外援财者屡见不鲜。但是，外援物资在抗日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

　　综观抗日战争胜利的历程，现代化战争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保障，而这种保障的力量来源于整个国民经济。没有物质资源支持的军队不会有战斗力，战争难以取胜。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今天，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已使战争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特点，战争的破坏性更大，物资的消耗和损失更大，战争的经济保障问题更加突出，更加重要。我们必须从历史的警示中重视经济建设，只有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了，经济实力增强了，才能为未来可能发生的反侵略战争奠定可靠的经济基础。

　　收稿1995-08-14

　　注释：

　　①a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24页。

　　②a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列宁军事文选》1981年版，第586页。

　　③a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列宁军事文选》1981年版，第581页。

　　①b　见《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任弼时选集》。

　　②b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五十周年论文选编》，三秦出版社出版，第106页。

　　①c　《宋庆龄选集》，中华书局第135—136页。

　　②c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第85页。

　　③c　《中国抗日战争史纲》，西北大学出版社第258页。

　　①d②d③d　《中国抗日战争史纲》，西北大学出版社第163—164页。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7-01 10:4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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