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日本帝国主义者不仅企图使中国沦为其殖民地,还妄图沦为其侵略亚洲"以战养战"的资源供给地。为此,它大肆搜刮金银,疯狂抢夺物资,破坏中国经济。日军占领东三省后,通过强征掠夺,使其在华经济实力急剧增大,大有超过美、英等国之势。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中国共产党肩负着抗日重任,制定了克敌制胜的正确路线,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抵抗日军的野蛮进攻,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今天重温中日双方鲜为人知的金融争夺战,对继续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仍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金融的渗透与反渗透
七七事变后,日本在中国先后设立了4个大型伪银行,发行伪纸币,抢占沦陷区市场,以适应其政治、军事侵略的需要。如在东北,伪满洲中央银行币迅速占领了东北的货币市场,取得了侵华战争中较巩固的货币阵地。在华中、华南,日军肆无忌惮地采取了5种货币进攻战术,步步加紧渗透,即①以伪币收兑原流通领域里的货币;②采取各个击破手法,阻击原有货币流通;③人为地提高伪币价值,贬低原有货币价值;④用伪币强行购买物资,处处控制市场;⑤以汇票方式大量向我抗日民主根据地汇入伪币,企图扼杀解放区金融。如在山东,严禁使用和保存根据地货币,发现携带北海银行纸币超过5元者就抓去枪毙。同时日伪还用高压政策,搜刮沦陷区法币,在上海等地套取法币的外汇。此外,日伪于1939年5月,利用汉奸先后在沪建立了华兴商业银行和中央储备银行,两行均以法币大量吸收外汇,致使中国经济遭受惨重损失,连蒋介石也痛心地说:"过去在上海办理外汇的方法,不但于我们中国商民无益,而且替敌伪维持了其金融生命,实在给敌人以操纵之柄,来摧毁我们抗战的经济。"
国民党政府为了推行战时财政经济政策,进行了币制改革,于1935年11月4日,由财政部长孔祥熙发表《关于发行法币的宣言》,宣布以中央、中国、交通3家银行(以后又增加农民银行)所发行的不兑换纸币为法币,在全国流通。这种新的货币,在华东、华中、华北都占有主导地位,使日伪推行金融渗透遭到了强有力的阻击。当时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在国统区严禁使用敌伪货币,在战区推行地方银行纸币;另一方面极力将法币渗入沦陷区流通,并用法币来联络沦陷区人民的感情,以削弱日伪货币的地盘。日伪迫于法币的价值和信誉,不得不改变策略,放弃对华东、华中法币的驱逐,转而利用法币,以伪币与法币等值流通为钓饵,侵蚀法币市场,扩大伪币阵地。针对此种情况,国民党政府采取措施,阻止日伪搜刮法币和套取外汇,在1938年3月12日公布了《财政部关于办理外汇清核办法》。这样,中央、中国、交通3家银行停止供售外汇,日伪妄图使法币变成"废纸"的梦想彻底破产。
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开辟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反对日伪金融渗透的主力军。由于采取了一系列高超的反渗透战略,使日伪货币始终没有形成完整的统治。根据地军民在同日伪的金融之战中,采取了多种斗争方式。首先是发行自己的货币,消灭土杂币,严禁日伪币在根据地流通;其次是运用灵活多变的策略,以伪币打击伪币,使法币沉淀于民间而不被日伪套取。再次是配合物资、贸易斗争,占领货币市场,严格控制对外贸易,限制伪币输入和物资输出。这样到抗战胜利前夕,金融阵地的争夺战形成了新的格局:在沦陷区,伪联银券的货币阵地已被晋察冀边区银行、冀南银行、北海银行等根据地货币围困于大中城市之中。在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经过激烈的货币斗争,已形成了将伪中储券从根据地扫除的态势。从而使根据地货币如同敌后军事斗争一样,在经济上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金银的掠夺与反掠夺
掌握黄金和外汇是世界各国保持经济稳定的重要手段。虽然因许多国家的货币制度放弃金本位使黄金失去流通手段的作用,但金银本身的价值仍被当做货币发行的后盾,在国际经济往来中起着平衡国际收支、换取任何国家的法定货币的"硬通货"作用。有了它就等于拥有财富。有鉴于此,日军每占领一地,便挨家挨户抢夺金银首饰,并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延吉等地设立黄金收买店,同时下令各日伪金融机构普遍吸收中国的金银硬币,在东北伪满政府设立满洲采金公司,垄断黄金开采。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各银行保险箱内的金银、宝物全部被日军抢夺,日军还组织汉奸化装成中国军人和难民,收买银元和铜镍币。此时,中国金银和金属辅币惨遭日军空前浩劫。据有关资料记载,仅伪满中央银行就搜刮黄金32,442,835克,输出黄金29,247,524克,输出银块19,767,194克,输出小洋113,345,113克,输出大洋169,588,201克。这些金银大部分用于换取外汇和购买物资,以图增强其发动侵略战争的经济实力。
面对日伪在我国大量掠夺黄金和白银的罪行,如何进行反掠夺,成了当时金融界的头等大事。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顾问杨格建议由国家控制黄金,由银行收购民间白银。1938年10月21日,财政部采纳此建议,决定禁止黄金出口和运往沦陷区资敌。1939年8月29日,国民党政府明文取缔黄金交易,实行黄金国有。为达此目的,还在全国分为10个大区,指定中央、中国、交通、农民4家银行设立办事机构,共有623处,以最快速度收购黄金和白银。经过层层努力,政府手中大约拥有600多万两黄金。为了避免外流,实行了严格监控。然而在抗战后期由于战争日益扩大和残酷,这些措施显得苍白无力,不少地方管理松弛,出现了混乱局面。
黄金与白银,对我解放区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硬通货,它既是财政来源,又是银行基金;既是外贸资金,又是作战经费。它是从罚款、捐款和战争缴获中取得,如"攻克浦城筹款五十万元,黄金千余两"。根据地政府将这些缴获、没收、收购所取得的银饰、银器、银元宝和群众开矿采集的金银,集中到造币厂,用硬币机器铸造了大批仿真银元和辅币,从国统区购买各种物资。同时在敌占区设立地下商店,以灰色面目出现,进行对外贸易,并大量吸收向我根据地的汇款,以扩大外汇活动资金。为了堵住日伪掠夺中国金银和防止根据地内货币流通受阻,还对金银和硬币采取了保护措施。一是准许人民收藏,并由银行吸收;二是严禁私人金银出口,防止套取;三是严禁银元流通,停止兑换;四是强化各种管理,打击金银投机商。对于金属辅币也采取了保护措施,以防资敌。如发出《严禁以铜元、铜块资敌》的训令,规定凡往敌占区携带铜元者,每次不得超过20枚,商民不得借口营商,大肆收买碎铜烂铁运往敌占区,凡以各种方式为敌伪收集铜铁者,概以汉奸罪犯论处。这样,既免遭日伪的掠夺,又维护了抗日根据地货币的地位。
纸币的伪造与反伪造
日本为了伪造中国纸币,榨取战略物资,制造国统区的通货膨胀,在其本土设立了造假币科研机构,在沦陷区设立了造假币的印刷厂,由日军参谋部直接指挥,其代号叫"杉工作",即研究制定假币的印刷技术和流通措施。
1935年冬,国民党政府进行币制改革后,日军参谋部指派第七课所谓"中国通"的山本宪藏大尉,聘请"造币专家",研究如何伪造国民党法币并以大量假币充作收买汉奸经费,充当"开发事业"的资本。经过一番筹备,日军于1938年底正式下达仿造"中国法币"的命令和11条计划实施纲要,决定首先在上海施行。1939年11月,假法币试制成功,在上海购买物品未被识破,但向银行兑换日元时,因假币太新,露了马脚,致使兑换失败。1940年2月,山本宪藏采取措施,对所有新印假币进行污脏处理,然后成捆外运。于是成批伪造的"中国农民银行"1元券、5元券、10元券共计500万元抛出抢购物资,控制贸易。1941年德军潜艇在太平洋上俘获一批美军军舰,在舰艇里发现大量未印好的中国法币,约有10余亿元,日军从德国买了这批纸币半成品,进行加工伪造。同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在清查国民党设在香港的法币印刷厂时,发现印好的大量法币及其他印制材料,于是将全部设备和器材运回北京,从此,假币的印纸、墨色、机械等和重庆国民党印制的法币完全一样。1942年日军攻占缅甸后,又发现几家印刷中国法币的秘密印刷厂,从中查获了大量钞票半成品、印钞机、法币编码暗账底册等。后来又在南洋等地发现了20亿元"中国银行"小额纸币的半成品,从而获得了印制法币的全部秘密,至1945年,日军印制假法币高达40多亿元。
面对日伪大量抛假币,国民党政府断然采取"以假对假"策略。为了扰乱日伪统治下的财政金融,下令军统局与美、英钞票公司合作,在重庆歌乐山建立一座伪造日本钞票的造币厂,从美国购买纸张和印制设备,挑选"中国银行"造币厂的技术精英,日夜精心制作。当时日军在其霸占的统治区内,流通着各种面值的日本钞票,每当日军发行一种新的纸币时,就由戴笠从汪伪汉奸周佛海处得到日伪银行的印钞票版,在山洞里日夜赶印,总数达1?郾5万多箱,然后运至江西上饶,由交通部门源源不断地偷运到汪伪控制的沦陷区使用。这些钞票与沦陷区所流通的钞票一模一样,连日本制币专家也难以鉴别,轻而易举地购买了大量黄金、棉纱、布匹等物品,破坏了日军独霸的金融市场,加剧了日伪统治区内的通货膨胀。
国统区与沦陷区的假币大战,迅速波及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日军为破坏根据地金融,大批伪造了红色区域的纸币。他们在天津、石家庄、太原、安阳、徐州、集宁、新乡、开封、济南、邢台、邯郸、武安等地建立了12处印制机关,印制的晋冀鲁豫边区的假货币高达二三十种。至1943年日军更是肆意地在边区周围遍设推行假票的联络点,再利用汉奸伪装成商人或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人员,向抗日根据地抛出使用,收购土特产、山货、药材、土布等物资。还派出伪装人员,在集贸市场以查禁假钞为名,专门没收真币,推行假币,使抗日根据地蒙受了经济损失和物资损失。
各抗日根据地为净化货币流通,也开展了一系列反假币斗争,采取了举办晚会、化装演讲、组织宣传队、张贴宣传标语等方式,如每到场日,银行就将假币粘在布上,悬挂起来,进行宣传,而且??假币,广泛建立假币识别小组和识别所,在边沿地带、游击区乃至敌后根据地,都进行严密的检查和缉拿,并明确奖励办法,千方百计堵塞假币向根据地流入的通道。同时组织人员在粮市、布市、汇票市等假币集中的地方进行巡回查缉,每发现一种新假币,便找出其特点,及时曝光,发动群众一追到底,跟踪收缴,务求人赃俱获,就地消灭。太行山八路军总部金融部门还利用山西产的本地纸张,在纸浆池中加入各种有色纤维,制成防伪纤维土纸货币,并加以水印,全部以手工印刷,使日伪机关无法仿冒。因这种土纸印刷的抗日根据地纸币上有密码及号码,耐磨性不甚强,一般就使用七至八个月时间,届时更换新币。而更换的新币又因换掉了颜色,使日伪更加无法仿造,因此山西抗日根据地、解放区、游击区的金融秩序得到了有力的维护。
历史表明,当年根据地军民在中日双方全方位的金融战中,以货币为武器展开了英勇斗争,对挫败日军的经济侵略发挥了积极作用。日本投降后,开始对我国进行归还掠夺物资工作,从1947年至1949年,国民党政府派船从日本运回铜币109.8吨,银币103吨,共计价值524.6万美元。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7-01 14:1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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