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生产运动的发展过程
2017-07-02 11:11:14  来源：延安市人民政府网  点击：  复制链接

　　发展经济是解决陕甘宁边区经济财政困难的最根本途径。

　　抗日战争初期，中共及其控制的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来源主要依赖国民政府的军饷，以及中共在国内外筹集的捐款维持。

　　大生产运动初步发展阶段：时间从1938年12月到1940年。

　　1938年，留守兵团的一部分部队在战斗和训练之余，从事农副业生产，种菜、养猪、打柴、做鞋袜等，从而改善了部队的生活。毛泽东当时对这一做法予以肯定，要求推广到留守兵团的所有部队。从1938年12月到1939年上半年，毛泽东在一些会议和公开场合中，曾多次反复阐述了必须通过“自己动手”来克服物质困难的道理。

　　他说：武汉、广洲失陷以后，敌人还要继续进攻。我们现在还有一点钱，还有小米饭，但以后会有那样一天，没有钱，粮食困难，那怎么办呢?第一个办法是饿死，第二个办法是解散回家，这两个办法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第三个方案，就是靠我们自己动手”，“党政军民学大家一齐动手，衣食住都由自己来解决”(毛泽东：在抗大干部晚会上的报告.1938年12月12日)。

　　1939年1月初，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讲话时，提出了“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口号，号召边区人民群众和部队、机关、学校全体人员开展必要的生产。此次参议会还通过了高克林等提议的“工作人员参加生产运动案”，交付边区政府实行。

　　1939年1月26日中央书记处再次讨论边区生产问题，决定成立中共中央生产运动委员会负责领导边区的生产工作。

　　1939年2月2日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办公厅主任李富春，代表中央在延安召开的生产动员大会上作了《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动员报告，阐明了开展生产运动的目的和意义，提出了发展生产的具体计划，号召全体军民，努力生产，克服困难。

　　之后，毛泽东发表讲话，号召边区党政军民学开展一个“伟大的经济战线上的斗争”，以此来解决边区全体人民的生活问题，并且“用实际行动作为全国的榜样”。

　　1939年4月10日，边区政府公布了《陕甘宁边区人民生产奖励条例》和《督导民众生产勉励条例》，具体规定了对群众生产加强组织领导的有力措施。

　　1939年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时号召：“一切可能地方，一切可能时机，一切可能种类，必须发展人民的与机关部队学校的农业、工业、合作社运动，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解决吃饭、穿衣、住屋、用品问题之全部或一部，克服经济困难，以利抗日战争。边区今年的生产运动是认真进行了的。须继续总结经验，达到解决困难之目的。”并明确提出了“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的方针。(《反投降提纲》)

　　他又指出：开展生产运动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第一个根据是人类几十万年来都是自己搞饭吃，全中国的农民都是用自己的手来解决吃饭问题，我们同样是人，为什么不能靠自己的双手解决衣食住行问题呢?况且，就部队来说，全体都是劳动者，年富力强，怎么还会有饿饭的事情呢?第二个根据是留守兵团的农副业生产取得了成绩，既然部分的生产运动有成绩，为什么普遍的就不能搞呢?第三个根据是边区地广人稀荒地很多，只要降一点雨下来，就可以耕种。

　　他对抗大的干部说：“我们种田、生产粮食，是农民;做桌子、造房子，是工人;办合作社是商人;读书、研究学问，是学生;懂军事、会打仗，是军人。这就叫做农工商学兵一齐联合起来。”

　　1939年11月，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总结了抗战以来边区经济工作的经验，通过了《关于继续发展边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决议》，号召边区人民，“继续发展边区经济，使边区全体人民丰衣足食，使边区能在抗战建国的艰苦过程中奠定克服困难与自给自足的基础”。

　　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要求各部队“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一面学习”，这标志着大生产运动的开始。

　　当时华北等地连年遭受自然灾荒，致使各个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都发生极大困难，军队供给濒于断绝，陷入没粮吃、没衣穿、没被盖、没经费的困境。

　　而在1939年至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又派遣重兵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军事封锁、军事蚕食、经济封锁;

　　1940年，国民政府对陕甘宁边区的贸易实行统管，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国民政府完全停发军饷，并禁止外界汇款汇往边区(见前述)。

　　而自1940年开始到1942年，陕甘宁边区及附近地区连年遭受自然灾害，使边区的经济困难更加严重。据不完全统计：陕甘宁边区1940年遭受水、旱、风、雹的侵袭，受灾面积4298，312亩，损失粮食235，850石(每石300斤)，受灾人口515，145人;1941年，受灾面积603，558亩，损失粮食47，035石，受灾人口90，470人;1942年，受灾面积856，185亩，损失粮食79，720石，受灾人口352，922人。[边区政府民政厅：《陕甘宁边区社会救济使用概述》中“1939年至1942年灾情损失统计表”。]尤其以1940年的灾情最为严重，致使当年的春夏之交，青黄不接，群众生活艰难至极，边区的粮食供应陷入极大的紧张和恐慌。

　　由于抗战开始后，党内外普遍存在着重军事轻经济的思想，加上种种内外原因，导致当时推动生产运动的成效和影响并不大。但边区的生产运动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首先是农牧业生产有较大发展。1939、1940年，全边区开荒170余万亩，粮食产量和牛、驴、羊数量都有较大增长。1940年，部队已可自己解决一个半月的口粮，并解决了部分装备补充。机关学校也投入生产运动。从中央和边区领导人到勤务员和青年学生，全体动员上山种地。与农牧业发展的同时，边区的工业建设也迈出了最初的步伐。

　　在1938年12月到1940年这个阶段，一方面是边区自身开展了生产运动，另一方面边区也还有一定的外援，即国民党政府尚给八路军发放一定数额的军饷和国内外募集的捐款。

　　艰难时期

　　1941年到1942年，由于长期战争的消耗，日军的残酷“扫荡”与国民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加上自然灾害的侵袭，非生产人员的大量增加，使根据地的财政经济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毛泽东回顾这时的情形时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党和毛泽东主席号召边区军民更加努力地开展生产运动，以使边区的财政经济由半自给转到完全自给。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运动由此进一步发展起来。

　　困难形势也迫使机关、学校不得不下决心自己动手，从发展农工商中求得财政供应的自给，生产劳动的任务极其艰巨。为了自己动手，共渡难关，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采取了一些特殊措施和重要步骤，比如整顿领导生产业务的组织，成立中央直属财务处，后勤经济处，边区财经处等，加强对生产自给的组织领导。同时，机关、学校的生产自给种类，从前一阶段的以农业为住，转到以工商业为主。虽然缺乏经验，经过艰难的探索历程，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1941年，后勤机关学校种菜地1，801亩，收获各种蔬菜87.9万斤，做到自给蔬菜4个月。中央直属机关种菜地2,329亩，收获各种蔬菜71.5万斤，自给5个月。边区中央局140人，种菜收获2.8万斤，自给打到9个月.1942年，中直、军直和边区各机关学校的商业收入占自给总收入的68%。边区政府秘书处与民政、财政、建设、教育4厅合办两个农场，共派0个管理人员与2户移民伙种，共收入约25万元。中央各机关学校，配备种菜人员40名，在388亩川地1941亩山地上种菜，收获各种蔬菜74.5万斤，平均自给蔬菜5个月。全边区各机关学校的蔬菜自给在600万元以上。此外，饲养家畜解决肉食也取得相当的成绩。“1941年上半年后勤各机关喂猪得肉56，814斤，照当时市价值170，440元，平均每人每月多吃了1斤肉，全年约植35万元。”“中央直属各机关学校，1942年至10月止，平均每月养猪265头，10个月共赚23，330余斤大秤的猪肉。合边钞70万元。”“全边区机关学校饲养牲畜一项生产，照此计算，总价值当在400万元以上”。[《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中下篇)，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年12月版]总之，这一阶段边区机关学校的工商业经营是有成绩的，1941年生产自给1，500万元，1942年约达5，000万元。不仅供应了日常经费的大半，解决了迫在眉睫的财政困难，而且奠定了进一步发展自给经济的基础。

　　1941年、1942年，军队、机关、学校的自给生产受到了极大的重视，公营经济获得较快的发展。陕甘宁边区的军民，开展了南泥湾、槐树庄、大风川等地的大生产运动。军队、政府机关和学校发展自给经济，是抗日根据地大生产运动中的一个创造。解放区抗日民主政府办了许多自给工业;军队发展了以自给为目标的农业和部分工商业;机关、学校也发展了自给经济;农民广泛组织起来发展农业生产。敌后军民在频繁的反“扫荡”作战中，实现劳武结合，一面战斗，一面生产。各级党政干部也都积极投入大生产运动，和群众同甘共苦。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得到发展，农业和工商业的产值迅速增长，人民负担大大减轻，军民生活明显改善。

　　其中，359旅开发南泥湾的成绩尤为突出，为大生产运动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

　　当时，自1939年秋从华北调回陕甘宁边区担负保卫党中央和保卫边区任务的第120师第359旅驻防于绥德，边区的粮食本来就很已经紧张，作战部队的到来使吃饭的问题更加突出出来。

　　1940年5月，朱德总司令奉命从晋东南抗日前线回到延安，也看到“财政经济建设虽有某些成绩，实在入不敷出，以致几月来未发一文零用，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在军委机关，朱德看到许多干部都因长期营养不良而面色苍白。

　　朱德提出在不妨碍部队作战和训练的前提下，实行屯田军垦的政策，“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密切军民关系，同时帮助边区的建设，也改善部队本身的生活。”

　　为此，朱德亲自率中共中央直属财经处处长邓浩，第359旅718团政委左齐以及技术干部多人，到南泥湾进行实地勘察。1941年3月至1942年，359旅在王震旅长、王恩茂政委率领下，分四批开进南泥湾。

　　1941年3月，三五九旅七一七团率先开进了南泥湾。不久，其他各团及三五九旅旅部也进驻了垦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各直属单位随后也来到南泥湾参加垦荒。一时间，在南泥湾掀起了一个开荒生产的热潮。

　　经过三五九旅广大指战员辛勤地劳动，大生产运动取得了显著成绩。1941年，他们开荒11200亩，收获细粮1200石，粮食自给率达到78.5%。1942年，三五九旅耕种面积达到26800亩，收获细粮3050石。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书面报告，对1938年以来陕甘宁边区生产运动的情况与经验，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党领导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各项方针政策，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各抗日根据地生产运动。毛泽东的这篇报告及1943年10月1日为中共中央所作的党内指示《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和1943年11月29日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组织起来》等文，共同构成了当时领导根据地大生产运动的基本纲领(中国共产党编年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第1266页)

　　进展时期

　　1943年初，党中央提出了“丰衣足食”的口号。2月9日，毛主席在一份电报中说：“边区在渡过财政难关的基础上，今年决定大力发展农工盐畜生产，提出丰衣足食口号，如不旱，大有办法，人民经济亦大有发展，可达到丰衣足食”。这是党中央对边区生产运动的一个新的部署。1943年5月1日，朱总司令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号召建设好“革命家务”，在工业生产方面，“争取一二年内首先做到党政军学主要必需品的全部自给，并照顾将来稳健的向前发展。”对朱总司令“建设革命家务”的提法，毛主席十分赞成。他风趣地发挥说：“国民党以前不是常说我们”窜回老巢吗?过去我们并没有巢。在陕北这个地方，靠着桥山山脉的确可以建立一个又深又好的‘巢’。敌人不能去，里面有工农商学，有牛羊鸡犬，有好娃娃，有生产班。这里好好计划一下，要如朱总司令所讲的好好的搞一个革命家务。”经过一年的努力，党中央提出的“丰衣足食”的号召基本得到实现。

　　在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中，党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的领导人都以身作则，参加到生产运动中去。1943年初，毛主席在杨家岭窑洞下面开垦了一块地，种上了菜，朱德总司令组织了一个生产小组，开垦菜地三亩。1943年，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举行纺线比赛，周恩来、任弼时、李富春等领导同志都争先参加，任弼时同志夺得纺线第一名，周恩来同志被评为纺线能手。高层领导人的模范行动，成了生产运动的鼓舞力量，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的生产热情。

　　1943年，由于大生产运动，以及自然灾害的好转，边区获得极大丰收，粮食产量不仅可以达到自给自足，还有余额可供出口。边区各种手工业制品也有了增长，基本达到了经济的自给自足。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7-02 11: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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