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边区煤炭的开采概况及意义
2017-07-04 14:08:06 来源：散文吧_在线散文网 点击： 复制链接
中国共产党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时期，制订了一系列符合时代实际需要的煤炭开采政策，对边区的煤炭进行了有效地开发和利用，具有非凡的意义。
一、边区政府对边区煤炭的开采利用及煤炭业的发展高度重视
陕甘宁边区的煤炭储量丰富，民间广为流传的“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充分反映了陕北具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和地质优良的煤炭品种。但在中央到达陕北之前，由于多种原因，开采量并不大，只有蟠龙、瓦窑堡等地区有土法开采，边区 丰 富 的 煤 炭 资 源 长 期 不 能 被 人 民 所 充 分 利用。
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煤炭开采业的发展十分重视。一方面，边区政府成立后，便成立了边区政府建设厅工矿科，亦称第二科，主要负责矿产调查和采矿指导。还设立了军委军工局第一科，又称工厂管理科，负责管理与军事工业有关的工厂。在 1941年又成立了地质矿冶学会，并开展地质科普活动，进行地质矿产调查。
另一方面，在抗战时期，作为发展工业的一个重要方面，边区政府把发展煤炭业纳入了经济建设计划之中，在工业建设任务安排上，党和边区政府对于煤炭的开采利用及煤炭业的发展始终高度重视。
1937 年 5 月，林伯渠在《解放》杂志第一辑第五期发表的文章《由苏维埃到民主共和制度》中指出：“在工业上注意发展石油、盐、煤、铁等主要生产，保护手工业。”[2]1938 年 11 月 5 日，边区建设厅厅长刘景范在《一九三八年边区经济建设工作的报告》中谈到矿产方面时要求： “整理煤业、盐业，动员群众扩大运输工具( 大车) ,创修各地必要的大车路，推广煤盐销路。”1939 年 11 月 15 日，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里指出： “政府还在极力扩大采煤企业，使之能够供给更多人民的需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 在公营工业方面，加强对石油、煤矿的开发。
1939 年，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所通过的十二件重要议案中，其中包括“发展工业，供给抗战需要，奖励人民投资开办纺织、硝皮、煤炭……政府有计划的充实扩大现有之煤油、造纸、煤炭等工厂”.1939 年 11 月 15 日，《关于发展边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决议》又指出，“注意开凿煤矿及发展交通事业。”1940 年，《陕甘宁边区党委、政府关于二十九年经济建设的决定》中要求在延安、安塞增开煤窑，以增加燃料，解决燃料 供给。
1940 年后，在延安新市场举办的边区农工业展览会上，矿产展室专题介绍了安定的煤炭，注意了对煤炭资源的开发宣传。1941 年初，边区政府明确提出“投资 50,000 元，扩大采煤业，增加煤炭生产。”1942 年 12 月，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要求，“不论纺织、造纸、印刷、化学、工具、煤业均有发展前途。”“为此，我们在 1943 年应有如下的改革与计划： 增加资本( 数目另定) ,由各有关机关拟定具体计划，经财经办事处审定，分别投放于纺织业、造纸业、印刷业、工具业、煤铁业、石油业、某部分化学工业及某些调查研究事项，有计划地促进自给工业的发展。”
边区政府在 1942 年工作总结、1943 年工作计划纲要中决定要“发展煤矿及其他工业。”“投资十五万元在绥德、富县、关中等地掘修煤井，在延安组织煤 炭 供 销，在 吴 堡 设 煤 栈，并 继 续 在 关 中 炼铁。”西北财经办事处提出的 1943 年发展工业计划中，规定了本年边区工业的中心任务，“发展煤矿及榨油等工业”位列其中。同时，《西北财经办事处成立以来的工作及卅二年工作计划》指出，1943 年在煤炭方面，“首先扩大延安的煤炭产量，工资改为计件累进制，改进运输事宜，减低运费，试办公营供销栈。其次，协助发展各地掘煤，延长油厂新开或整理一个旧煤井，绥德龙镇与富县各开一新井，关中衣食村拟在煤井内试打平巷，吴堡、佳县拟设煤栈，收买山西煤。”
1944 年 5 月 29 日，《西北局关于争取工业品全部自给的决定》又强调，“必须有计划地发展合作和民营纺织、造纸、煤矿、瓷器等工业。”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发展边区煤炭开采业，振兴边区工业，搞好边区经济建设，党和边区政府对于私人煤炭业给予大力倡导和支持。如边区对私人煤炭业的政策是： “发展工业生产与商业流通，奖励私人企业，保护私有财产，欢迎外地投资，实行自由贸易”,“欢迎区内外地主商人创立工业”,“欢迎华侨来边区投资”.希望在“掘煤、炼铁、纺织等工业”方面投资。经营炼铁、造瓷、掘煤等实业者，如因意外遭受损失，而该业主人愿继续经营者，得呈请该县市政府呈边区政府酌量予以帮助。
显而易见，在这段时间内，不管是边区经济建设工作的报告，还是边区党委、政府关于每年经济建设的决定，亦或是展览会上的宣传和报纸等报道，都对边区煤业的开采和发展有所强调或专门指出，充分证明了党和边区政府对于陕甘宁边区煤炭开采业的高度重视。虽然这些还没有形成专门的关于煤炭业发展的政策以及成熟的煤炭开采利用制度，但保证了战时特殊环境下边区煤炭开采以及煤炭业工作的正常进行。
在抗战背景下，这是十分不易的。这无疑为边区工业的发展乃至整个边区经济建设的发展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抗战时期边区煤炭的开采概况
由于党和边区政府的重视，政策的得当，抗战时期边区的煤炭开采业，呈现出相对繁荣的局面。抗战前，延安的煤井仅有六个，而且产量不大。抗战开始后，延安的工业开始成长起来，煤业逐渐发展。1937 - 1938 年边区的煤窑个数、年产量无明确记载，仅从部分资料记述内容分析和推算，其年产量大体是： 1937 年以前年产量在万吨左右; 1938 年有公营煤矿三处，私营煤矿二十余处。从季节性煤窑生产的特点考虑，其年产量约为三、四万吨。
1939 年，陕甘宁边区煤炭产量达到5 万吨左右。1940 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市新市场举办的边区农工业展览会上，矿产展室专题介绍了安定( 子长县) 的煤炭资源与产品，注意了对煤炭资源的开发。由于同宜( 同官、宜君) 办事处在本年成立，仅衣食村( 今焦坪矿区陈家山地区) 就有生产矿井 19 处，当年边区煤窑增加到 40 余处，产量约 6 万吨。
需要说明的是，1937 年中央进驻延安后，为了及时解决军民比较集中驻地延安市区的燃料，1940 年又由中央管理局侧重建设和开凿了部分煤矿。主要包括： 1940 年春，由中央管理局创办的位于延安偏桥的利华三厂、1940 年秋，由中央管理局创办的位于延安罗家坪的新中国三厂、1940 年，由中央管理局创办的位于延安白家坪的利华一窑。这三个煤矿都属于公营，所产煤炭全部供中管局所用。其中利华三厂、利华一窑日产炭 10000 斤，新中国三厂日产炭 4000斤。还有 1940 年秋由中央管理局创办的位于延安朱家沟的民生煤厂，该矿属于公私合营性质，日产炭12000 斤，年产炭 2400000 斤。 其 中 中 管 局 自 用75% ,销售 25% .由此看来，边区的煤炭开采业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到了 1941 年，据统计，“延安共有煤厂十五个( 公营十厂，私营五厂) ,工友三七四人，日产煤 112,000 斤。”延安公营的 10 个煤矿中，主要有： 359 旅部队在 1941 年 1 月开办了一煤窑并出煤，每天产量3000 一 4000 斤，经两个月整理，日产最高达万余斤。
除开工资外，尚能供给 50 余锅蒸盐之用。由联防司令部1941 年10 月在延安朱家沟创办的利华二井( 原复兴煤窑) ,日产炭 10000 斤，年产炭 2100000 斤，80% 的炭供联司用，20% 就地销售。此外，公私合营的主要包括 1941 年春由军工局创办的位于延安白家坪的白家坪五窑，属于公私合营，煤厚 8 寸，可以炼焦。日产炭 4000 斤，全部供军工局所需。共分六股，公家占五股，私人占一股。
1941 年开窑的警卫团煤厂，属于公私合营，实行股份制，共十股，其中警备团占三股，日产炭 3000 斤。该团所以入股，是为解决本团之燃料所需。
总之，1941 年 全 年 边 区 煤 炭 产 量 约 6. 6 万吨。可以说，基本上保证了军民日常生活及生产所需之燃料。1942 年，边区煤炭开采业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公营、私营、公私合营均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如 1942 年 4 月由中管局创办的位于延安朱家沟的公营新中国二厂，日产炭 6000 斤，年产炭 120000斤，全部供中管局所用。由联防司令部于 1942 年 6月在延安朱家沟创办的公营利华一井，月产炭120000 斤，年产炭 2400000 斤，80% 的炭供联司用，20% 销售。1942 年 6 月由总工会创办的延安朱家沟新兴煤厂，属于公私合营，日产炭 10000 斤，年产300000 斤。
私营煤炭开采方面，据《一九四二年炭厂调查表》记载，当时朱家沟私营老窑，日产煤八千斤，月产煤十五万斤。白家坪利华二窑、三窑、四窑，共有炭工七十四人，把工十二人，日产量共一万五千斤。当年“陕甘宁边区共有煤井 61 个，其中延安 15个、关中 15 个、安定( 子长) 15 个、绥米 16 个。年产量约 8900 万斤。”具体如下表：【1】
1943 年，在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总方针指导下，陕甘宁边区煤炭开采业有了进一步发展，较好地保证了边区军民的燃料供给。
据边区经建厅统计，1943 年边区共有煤井 100个( 延安区 25 个，月产约 2000 吨; 关中区 20 个，月产2200 吨; 子长煤区煤井 12 个，月产 406 吨; 绥德煤区43 个，月产约 3000 吨) ,总计矿工人数 1891 人，每月出产煤 7606 吨。若按其月产量计算，全年的煤炭产量应为 91272 吨，约比 1942 年提高 36. 8%,如下表：【2】
边区对 1944 年全年煤炭产量虽未作明确记载，但由于子长、同宜两个矿区煤炭开采业的发展，其产量大约比1943 年提高15%左右，考虑1944 年的煤炭产量约在 10 万吨以上。
该年煤炭产量的提高，主要得益于 1944 年毛泽东提出的“发展边区工业”、“打倒日寇”和“工业品实现完全自给”的方针指导下，边区广泛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在积极发展公营生产的同时，“有计划地发展合作和民营纺织、造纸、煤矿、瓷器等工业”,实现“质量好，产量高，成本低”的要求。
具体就拿朱家沟为例，1944 年朱家沟已经成为边区的重要矿区。根据地质勘察组成员莫汉 1944 年 10 月的记录，延市附近出炭区，有朱家沟、安家沟、白家牙、蟠龙。以距离计，仍以朱家沟为最宜，且已有集中之七井在那里。
在朱家沟这里，其中1940 年以前，仅有蔡玉周经营的一个煤井( 即万顺窑，现属党校校部) .1940 年底，中财处先后在朱家沟开掘煤矿二处，1941 年留守处开掘一处，1942 年联勤开掘一处，西北党校、边抗联又开掘一井，1943 年保安处开一井，总计现有煤井七处。生产量与工人的情况是：【3】
可以看出，延安朱家沟煤区在 1944 年煤炭产量不断提高，仅 1944 年上半年 1 至 6 月份( 有闰四月，故为七个月) 累计产量 896 万斤，比 1943 年上半年平均累计产量 750 万斤提高 19. 5%.足以证明本年度煤炭产量的提高。
到了 1945 年，由于抗日战争的节节胜利，边区军队、机关、学校的广大人员纷纷奔赴抗日前线。1945年 8 月 15 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军队、机关、学校所经营的煤厂多数在下半年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况，其煤炭产量也未作明确记载，估计 1945 年比 1944 年当有下降。从抗战时期边区的煤炭开采概况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煤炭开采业，从所有制形式看，囊括了公营、公私合营、私营等多种形式; 从办厂的单位看，党政军民群众团体均积极投入，其中公营煤矿方面以中央管理局和联防司令部为主; 从产量看，1937 -1944 年一直处于不断上升的状态，较好地解决了边区的需求; 从边区产煤区域看，边区的公营煤矿集中在延安煤区，公私合营煤矿主要分布在延安区周围，边区私人煤炭业主要分布在关中、子长、绥德煤区。
在战时环境下，虽然面对资金缺少，设备匮乏，运输不便、技术落后等重重困难，加之国民党的封锁制裁，但陕甘宁边区的煤炭开采业还是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保证了边区军民生活和工业生产的燃料需要。我们认为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党的正确领导，也就是说，是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制定了一条正确发展经济的方针和政策作用的结果。
三、边区煤炭开采的意义
( 一) 边区煤炭的开采，促进了边区工业的发展，服务了边区经济建设，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众所周知，陕甘宁边区过去曾是一个被叫做“地瘠民贫”的区域，工业是非常落后的。在陕甘宁边区成立之前，“只有家庭的妇女纺织和农村的手艺匠，少数的硝皮场，制毡坊，煤炭场等……工业品全依赖边区以外供给。直到工农红军到达边区，才开始有小规模的军事修械厂、印刷厂等”.足见当时边区煤炭开采业乃至整个工业的落后。因此，要发展工业，应按工业发展的必然程序，尽快建立必要的原料工业。如煤既是动力的基本原料，同时又是煤焦工业、医药品工业、颜料工业、火药工业及其它化学药品工业的直接和间接原料。我们应先建立炼煤工业。其他才可以因势利导，水到渠成。在党和边区政府一系列政策的鼓励指引下，截止1942 年 12 月，边区已有纺织、被服、造纸、印刷、化学、工具、石炭等工业。这七类共计工厂 74 个，资金59670962 元，职工 4036 人。其中煤炭厂 12 个，资金1777070 元，职工 432 人。
可见，在七类工业中煤炭业已经占了相当的比例。根据以上数字推算，煤炭业当时占公营工厂( 场) 个数的 16. 2%,资金的 3%,工人的 l0. 7%.可以说，在煤炭业自身达到发展的同时，助力了边区其他工业的发展。如 1942 年 12 月，范慕汉在陕甘宁边区的矿产一文讲到： 所产煤炭，用于炼焦者( 瓦窑堡及延安白家牙之煤可炼焦) 约占30% ,用于燃料动力者约占 70% .延安白家牙1944 年前半年 7 个月( 有一个闰四月) 共产了 3,800,000 斤 煤 炭，供 大 家 用 作 炼 焦、烧 锅 炉、打 铁 之用。
因此可见，一方面，煤炭开采业本身作为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是衡量工业发展的一个主要指标; 另一方面，由于煤炭业的发展，为其他工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燃料，对于炼焦、炼铁以及其他各种化学工业的创办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为抗战乃至建国以后重工业发展打下基础。不言而喻，随之而来的是一个连锁效应，促进了边区其他各项工业的发展，也正是由于边区各工业的逐步发展，才为抗战提供了必要的物资需求，从而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正如 1943 年 6 月 9 日刘景范在《为改造我们的工厂而奋斗》中指出： 我们建立了纺织、造纸、化学、工具、煤、瓷、印刷、被服、制鞋等工业，工厂大小六十余处。在产量上，“如医药、煤、瓷等亦解决了大半。”“在供给抗战需要，解决经济困难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 二) 边区煤炭开采业的发展，基本保证了边区军民生产生活所需
陕甘宁边区在“向无工业的基础上”,自抗战后，着手于军事工业和石油工业、煤炭业的开采，不到两年功夫，收到相当效果。安定与永坪生产的煤，是陕北有名的。经过整理和开掘，不仅充分供给了各工厂、机关，并满足了群众的需要，而且价廉( 每元大洋八百斤) ,除每月以一天的生产全部煤价拿去优待红军家属外，红属买煤得到九折优待。1938 年，“延安、淳耀县开采的煤矿有三处 ( 公营) ,均用人工开掘，规模较小，每井有工人三十余名，每日产量最多不超过万斤，供给当地需要。私营煤矿，边区共有二十余处( 延安、安定、延川、延长) ,均系群众合股小规模的人力开采，日产炭三十余万斤，可供该四县三分之二的群众燃煤。
1941年，八路军后勤经建部自 1940 年 10 月份经朱总司令号召，利用边区土产，开设工厂，以完成军委机关自给自足的任务，各厂成绩卓着，解决了军委机关的燃料问题。经建部有煤炭厂三个，可供军事系各单位所用石炭。1942 年 12 月，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指出，我们的石炭业集中于延安、关中两处，多为日用目的。到了 1944 年，在产量上说，延市附近的家用煤炭，全部仰仗于朱家沟的供给。从1944 年 1 月以来，已能做到每井月产炭 20 万斤，使朱家沟做到每月供给延市煤炭 150 万斤左右。显而易见，边区的煤炭生产，保证了边区军民生活和工业生产的燃料需要。
( 三) 边区煤炭的开采利用，推动了边区地质科技工作的开展
边区煤炭开采利用的意义，还表现在有序地推动了边区地质科技工作的开展。抗战时期，为了更好地开采矿产，使边区的资源服务于人民，在煤炭勘察方面，1941 年至 1945 年，由边区地质矿冶学会组织进行对煤、铁、石油等地质矿产先后进行了三次调查。
最具代表性的有 1941 年 9 月，地质考察团分两路由延安出发，一路由武衡带队，赴子长、绥德小理河和米脂龙镇调查煤矿; 1941 年 11 月至 1942 年 2 月，由武衡、汪鹏、范慕汉组成关中地矿考察团，赴甘泉、富县、耀县、淳化等地，调查煤、铁和耐火粘土矿。所有这些矿产地质调查或煤矿勘查工作的进行，使得对边区的地质和矿产情况有了大概地了解。
当时，《解放日报》关于勘察边区煤炭资源的报道文章也较多，如： 《安定煤炭出产多，应改良设施》、《环县甜水堡马方清发现碳苗》、《延安燃料的源泉》、《延安的煤业》、《关中分区的地质及矿产》、《地质考察团考察关中煤炭区》等。此外，1944 年瓦窑堡等煤矿的工人对边区煤矿进行了科学勘探，并绘制了地质图。同时，边区政府建设厅工业局还对边区煤炭做了大量的化学分析工作。比如，在由绥德至延安、淳耀一带，均有极大之煤层分布，为边区煤之主要产区。由黄河至甘肃交界，亦均有深成煤层，其大部为有烟煤，煤质尚好，根据化验结果，其成分为：【4】
同时，为了更好地促进边区矿产的开发利用，1941 年成立了由区政府、自然科学院和军委军事工业局三个系统的地质技术干部组成的地矿学会。
1941 年 11 月，军工局委派地矿学会出发关中进行地质调查任务。地矿学会部分成员 11 月 28 日从延安出发，途中勘察了甘泉铁矿，而后转赴关中。12月 15 日到达关中分区主要的产煤区衣食村，对当地的煤田地质和铁矿、耐火土等资源作了调查研究之后，又去葱岭子、上石街、香山、照金、安子凹一带进行工作。经过勘查分析，关中煤田属石炭二叠纪，有煤两层。上层煤厚 1 公尺，下层煤厚 10 公尺，是当地煤窑开采的主要层位。因受桥山山脉大断层的影响，煤系地层变动剧烈，断层、褶皱很久，煤层倾斜陡平不一，厚度也不等。例如衣食衬的下层煤厚约 10公尺，倾角 15 度，而西延至峪原，煤层就陡立了，煤厚只 5 公尺左右，再西展到照金、安子凹一带，煤层更薄，倾角变缓约 60 度。这层煤是烟煤，经分析，含炭 50%,挥发 20% 左右，夹石很多，经选矿可以炼焦，用作炼铁燃料，衣食村的煤，厚而易采，又是老矿区，是个良好的燃料基地。
到了 1944 年春，边区政府制定了两年内主要工业产品达到全部自给的奋斗目标，决定组织调查团，去瓦窑堡调查地质及建厂条件。调查团由西北财办工业处处长陈郁带领，成员有佟城、汪鹏、范慕汉、王惠德等。8 月开始，至 1945 年因国民党军队进攻边区而停止。
可见，边区煤炭的开采利用，与边区的地质科技工作相辅相成，尽管处于艰苦的战争年代，但党和边区政府对地质矿产的勘查并没有停止。一方面，科技地质工作的开展，为边区煤炭业发展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边区煤炭的开采利用需求和煤炭业的发展，有效地推动了边区地质科技工作的开展，使得大家在当时能够看到煤矿的样本化验结果和储藏量情况的研究，考虑怎样利用边区现有天然富源和人力财力推动战时的国防经济建设以及服务边区人民生产生活需要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边区政府在进行煤炭开采、发展煤炭业的同时，也考虑到了森林的保护，如：1942 年 12 月，范慕汉在陕甘宁边区的矿产一文讲到： ”今后要想保护边区森林，就应大力发展煤炭事业。“[13]110由于陕北一带的农民伐木做燃料现象是普遍行为，因此当时将煤炭的开发利用作为为民解决燃料的一条途径而避免森林的破坏，今天看来，在那么艰苦的抗战环境下，能考虑到这一点，足以证明党和边区政府是极具战略眼光的。
综上所述，边区政府在当地经济落后，设备、资金和技术人才十分缺乏，四面被军事包围、经济封锁的困难条件下，本着艰苦奋斗和自力更生的精神。努力恢复和发展边区经济，组织力量调查边区的煤矿等资源，并对边区煤炭进行了有效地开发与利用，是难能可贵的。
参考文献：
[1]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 煤炭志[G]∥陕西省志： 第17 卷 .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2]林伯渠 . 林伯渠文集[M]. 北京： 华艺出版社，1996: 50.
[3]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 . 工业交通[C]∥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 第3 编。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4]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 . 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 1937 年 - 1939 年) [C].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 373.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7-04 14: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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