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政策
2017-07-11 10:43:06  来源：中国论文网 作者：宋籽秋  点击：  复制链接

　　摘 要：财政体系是一个集财政税收方针政策、管理、组织及各种制度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系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体系随着政治形式大致分为：初始阶段(1937年边区政府成立至1941年皖南事变前)、发展阶段(皖南事变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

　　关键词：陕甘宁边区;财政政策;抗日战争

　　一、初始阶段：力争外援，修养民力

　　初始阶段是从1937年抗战到1941年皖南事变为止。皖南事变以前的基本政策，是力争外援，修养民力，医治创伤，积蓄力量，支持长期抗战。这一阶段又可分为两时期。

　　第一时期的特点是，由于边区成为全国抗日民主的模范区域与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战绩，引起了国内外人士的同情与拥护，不断给边区以财力物力的援助。同时边区在抗战爆发时，内战刚停止不久，政府为了培养边区的人力物力，以作支持长期抗战的打算，急需修养民力，恢复人民经济。因此，在这样情况下，这一时期的财政政策是争取外援，修养民力。在争取外援上，这一时期边区财政指出，大部分是依靠外来的援助，其中最大部分是国民政府应发的八路军经费，每月分给后方一部分作为财政收入。在修养民力上，政府极力减轻人民负担，救国公粮1937年只征一万石，1938年也是一万石，1939年不过只征五万石，税也是很轻的。1938年只有27万元，1939只有59万元。自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的反共行为日益表面化，中央感于外援之不可靠。毛主席于1939年春提出自己动手，号召生产运动，发展春耕秋收，并动员各机关部队学校参加开荒运动，这是第二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国内政治形势逆转，边区遭受封锁，不但国内外捐款不易汇到边区，外援逐渐减少，而且国民党应发给八路军的抗日经费也拖延不发，而且为数很少，不敷甚距。在这样的情况下，边区政府的财政政策不得不采取发展生产、准备自给之方针，由依靠外援转到半自给的道路。这时政府一方面紧缩开支增加税收以平衡收支。另一方面开始主义生产建设，以作长期打算。例如，1939年的生产投资为140万余元，1940年为190余万元。不过这一时期边区所得到的外援，在全部财政收入中仍占主要地位。1939年边区全年收入共为880余万元，中央协款为726万元，海外侨胞捐款为三十余万元。共占全年总收入的一半。

　　这一阶段财政政策的总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在这个总的方针之下，边区的修养的民力，发展了国民经济，特别是发达了农业。仅仅三四年之间耕地面积便增加达30%以上。粮食的生产量由1937年的110万石，增加到40年的160万石。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农民生活亦有很大的改善，农村富户增多，形成成份的变化。许多以前是贫雇农的，现在转为中农或富农了，而中农成为了乡村经济的主要成份。公营经济方面也有一些建树。纺线、造纸、肥皂、煤油等公营工厂都建立起来了。

　　不过，在这一阶段中，当外援逐渐减少时，应付财政的主要办法是拖欠经费，减法经费，停发津贴，这仍是把希望寄托在“外援来搭救”的头上，而没有迅速地向更积极方面转变，使政府经费与军队给养不靠外援，这一点当时还没有做到。不是不能做到，而是做得努力不够。当时，是有充分的政治与物质条件的，然而缺乏远大计划，缺乏建设经验，在经济战线上，没有更多地做到应付突发事变的准备。1939年的生产热潮发动得很多，但在思想上没有认识毛主席独立自主的原则，1940年生产情绪又下降了，大家只注意到临时性的商业，而对最可靠的农工业生产没有努力去做。比如银行在产业上没有计划的放款，没有响应中央发展生产的号召，利用发行政策，来打下边区的生活基础，而只成为一个收支机关;公营商业也没有起到应有的调剂出入的作用，而只注意赚钱，结果钱也赚得不多，而生产基础又没有建立起来，反因此受到阻碍。

　　等到我们看清了情形，等待外援没有希望的时候，我们才来一个突然自给的转变，这就使得我们的财政感到异常困难。带着这个财政上的难关，我们进入边区财政的第二个阶段——自力更生阶段。

　　二、发展阶段：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发展阶段即为自力更生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从皖南事变到抗战胜利之前。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一方面国民党反动派变本加厉，对边区的封锁更加严密，一切外援都告断绝。另一方面边区经过几年来的修养民力的正确政策，国民经济的各方面都有了发展，机关部队学校生产运动更奠定了生产自给的基础。这就是说在这时期边区的生产力量、财政供给的力量加强了。因此这时期的财政政策便不得不同时也有可能由半自给转变到完全自给的道路。

　　这一阶段又可分为两个时期。

　　自皖南事变到高干会为第一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从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发展生产，实行自给。1941年是边区财政上最困难的时刻。那时，我们的财政政策转变未久，税收很少，全年总额只有865万元，且缓不济急。那时我们解决财政的办法，除发行五百万元公债，借粮五万石之外，主要的是实行毛主席的“亲自动手”的号召，大规模的发动各机关部队进行生产，实行自给。1941年各部队与各地方政府的经费完全由自己解决。各机关经费的自给部分竟达70%，1942年中央各机关生产收入2 581万元，自给了48%，边区机关如保安处生产收入113万元，自给了70%。鲁艺生产28万元，自给了32%。这样我们渡过了这一时期的财政困难。

　　就在财政极端困难中，我们也没有忽视发展经济。1942年经建投资更是突飞猛进，1941年经建投资485万，1942年增至七千万，增加14倍以上，占全年支出总额的30%。占支出的第一位。这是新民主主义政权之下支出的一个特点。

　　不过发展生产的观点，当时还有许多同志不能了解，有些统治为“打出去”的思想所麻痹，没有做长久打算，没有建设根据地的信念。在这种不正确思想支配下，他们并没有坚决地积极执行毛主席发展生产的号召。另外量入为出的保守观念也阻碍了积极发展经济的原则。 　　另外，我们在执行自力更生的政策过程中，这一时期也发生了一些偏向，其主要的如下述：

　　第一，建设投资的偏向，首先表现在工业投资多于农业投资，政府这几年来的投资，以工业商业居多，农业较少。特别是1941年的投资，投资的时间过晚，使得很大部分资本，投到工商业方面。但根据目前 物质条件，与抗战的需求来说，实行发展农业为最相宜。其次表现在公营企业投资多于私营企业投资，边区的财政政策，原是要从发展国民经济中来解决财政问题，根据这一方针，政府的投资应该大部分投到私营企业，但实际上这几年的投资大部分是放在公营企业，这显然也是一个偏向。

　　第二，生产自给的偏向：1941年政府在特殊困难环境之下，大部分经费不得不由各机关实行生产自给，政府依这一政策渡过了难关。但在生产自给的过程中，由于各机关自收自用，各自为政，使财政机关无法确定收支标准，亦无从考查各机关经费用途是否合理，因而发生了许多不应有的浪费。同时各机关为了自给，不惜在生产上做成无原则的竞争，妨碍了财政政策的执行，没有按照政府的“分散经营，集中领导”的方针去做，结果只有分散经营，不只谈不到集中领导，就是集中统计也要求不到。

　　第三，集中太快的偏向。为了禁止各机关自收自用，结束财政上的紊乱现象，曾决定于1941年六月间开始实行集中，因为当时分散经验刚有基础，集中的条件是具备的，不过因为集中得太快，事先没有充分的准备工作，也发生了许多毛病，弄得各机关不能及时得到应有的供给，1942年有了一些改进，实行部分统筹统支，在不阻碍分散经营的原则下，逐渐做到实际上统一财政收支。

　　高干会以后到抗战胜利，为第二期，这一时期不但完全克服了以上所有的偏向，而且彻底地清算了财政思想上的保守观点。高干会以后，发展的观点，得到明确的最后的解决。因此，去年经费开支，采取了四个原则：(1)生产自给与财政补助并重;(2)分区统筹，准备完全自给;(3)实物供给，保证丰衣足食;(4)照顾生产，保证最低投资。去年党政军民学全年开支，总计约六十万万元，其中64%出自部队机关学校的自给生产，其次为政府公营事业的收入，占开支总数的99%;再次为财政税收与公盐代金，占30%，即取之于民者只占30%;银行透支则为7%。由于执行了毛主席“自给动手，生产自给”的方针，部队机关学校的生产自给，总数竟达三十八万万之多，创造了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奇迹。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财政思想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

　　[2]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二、三辑)[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1983.

　　[3]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

　　[4] 工商税收史料：第1-3册[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1985—1986.

　　[5] 孙文学.中国财政思想史[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

　　[6] 项怀诚，贾康.中国财政通史[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7-11 10:4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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