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理论和实践述评
2017-07-17 09:03:43  来源：中国论文网 作者：杨雪芳  点击：  复制链接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军民的生活遇到了空前的困难。为了克服困难，保证抗日力量的壮大，毛泽东提出陕甘宁边区的各项工作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毛泽东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的思想与实践，使边区军民度过了难关，壮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在中国革命史及毛泽东经济思想发展史上均具有重大的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 陕甘宁边区 经济思想 实践

　　陕甘宁边区的前身是陕甘宁苏区。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设立陕甘宁省。为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后改为陕甘宁特区政府。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同时又是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军队打开全国抗日战争局面和走向抗日战争的出发点。毛泽东边区经济建设的思想和实践，不论在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史上，还是在毛泽东经济思想发展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

　　一、毛泽东关于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的主要观点

　　1、边区工作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开展边区经济建设首先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应该把这项工作摆在什么位置，如何处理经济建设与其它各项工作的关系。要处理好这一问题，必须把这一问题同边区特殊的环境联系起来。当时，就整个中国、整个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来说，毫无疑问，武装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第一位的。但陕甘宁边区却有着极其特殊的情况：一方面，它是人民抗战的总后方，有一个相对安定和平的环境，并已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民主制度;另一方面，从1940年下半年以后，遇到了十分严重的物质困难，财政形势十分严峻。毛泽东曾经讲到：“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1](P891-894)能否克服这一困难，直接关系着边区的存亡乃至全国抗战的胜败。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怎样摆放边区各项工作的位置，成为一个事关全局的大问题。

　　当时，党内外普遍存在着重军事轻经济的思想。但是，毛泽东根据边区的实际情况，主张边区的各项工作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了提高全党对这一思想的认识，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发展经济的重要性。1939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发表演讲，号召边区党、政、军、民、学要开展一个“伟大的经济战线的斗争”，以此来解决边区全体人民的生活问题，并且用实际行动作为全国的榜样。1941年8月毛泽东在给谢觉哉的一封信中进一步指出：“边区有政治、军事、经济、财政、锄奸、文化各项重大工作，就现时状态即不发生大的突变来说，经济建设是其它各项的中心，有了穿住吃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2](P187)1942年12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又指出，陕甘宁边区“中心的或第一位的工作，就目前边区条件来说，就大多数同志来说，确确实实地就是经济工作与教育工作，其它工作都是围绕这两项工作而有其意义，而教育一项也不能孤立地进行，必须以发展经济为基础”，否则“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是要塌台的”[3](P565-566)。

　　边区的财政困难，集中表现在抗日经费来源问题上。解决财政困难，当时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单纯紧缩开支，甚至紧缩掉某些必要的开支;另一种是认为应通过发展经济，使财政充裕，从而保障供给。毛泽东赞同后一种思路。在他看来：“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如果不发展人民经济和公营经济，我们就只有束手待毙，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1](P891-894)因此，经过慎重的考虑，毛泽东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并把它作为边区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

　　2、边区经济建设应以发展农业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工业、商业的发展。

　　这一方针是毛泽东根据边区工作实际所反复强调的。农业是社会生产的基础性部门，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陕甘宁边区地处偏僻、落后的农村，各方面的供给主要来源于农业，农业的重要性就更加突出了。为了促进边区的农业生产，毛泽东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减租减息，增开荒地，推广植棉，不违农时，调剂劳动力，增加农贷，提高技术，实行累进税”等八项政策。毛泽东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农业生产是经济建设第一位的工作，一切部队、机关、学校都要将工作重点逐渐转到农业上去，通过发展农业解决边区的日常需要。

　　在强调发展农业重要性的同时，毛泽东也非常重视边区的工业建设，而且随着建设工作的展开，对发展工业问题愈加重视。他曾经指出：“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保障，就必须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他还说：“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2](P238-239)从这些讲话可以看出，毛泽东不仅从边区而且已经从整个中国社会长远发展的角度来思考工业建设问题了。这也表明，在民主革命时期，在农村环境中，中国共产党就已经是工业化的积极倡导者。

　　毛泽东把发展边区商业贸易也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根据边区所处环境的具体情况，在发展边区商业贸易这一问题上，毛泽东主张“对内实行自由贸易，对外实行管制贸易”的政策。所谓对内实行自由贸易，是指在发展公营商业和合作商业的同时，保护正常的私营商业。对外实行管制贸易，是指在政府贸易部门的统一领导和管理下，以税收和行政手段对出入口货物加以控制。当时边区出口货物主要是食盐，食盐的外销占边区商贸出口的90%。因此组织好盐的产、运、销成为发展边区经济克服财政困难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其中的关键又是运输。为了保证这一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毛泽东的主张，边区中央局决定实行“官督民运”政策，而主管边区工作的林伯渠和谢觉哉则主张盐的运销应由边区政府管理，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即使有“强制”，也应以政治动员和群众自愿为基础，不应把运盐变成军事性质。毛泽东于是写信给谢觉哉，指出边区财经问题的决定点有二：一是发展经济，二是平衡出入口。“而盐的外销又是达到出入口平衡之惟一的或最主要的办法，只要能年输三十万驮出境，换取三千万元(以每驮法币百元计)棉、布进来，即算平衡了出入口，据此以观今年盐的官督民运政策，不但是未可厚非的，而且是完全正当的”[2](P187)。此后，毛泽东又多次致信林伯渠、谢觉哉，要求边区政府在运盐政策上和中央保持一致，为缓解边区财政困难做出贡献。在公营商业发展壮大的同时，毛泽东主张对私人商业采取保护措施。他要求，“保护商业应表现于游击队的严格的纪律上面，除了有真凭实据的汉奸外，决不准没收一家商店，这是困难的事，但是这是必须执行的确定的政策”[4](P228)。由于政策正确，边区私营商业也得到较快发展。如延安的私营商店，1938年有90家，1939年为149家，1940年增加为320家，1943年更猛增至473家[5](P425)。

　　3、边区民营经济与公营经济必须协调发展。

　　边区的经济分为民营和公营两大类。民营经济就是一切私人的农工商业，公营经济就是政府、军队与机关、学校所经营的农工商业。在对待这两种经济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认为，应该是“公私兼顾”，或叫“军民兼顾”。因为民营经济是为了解决边区140万人民的生活问题，同时以纳税的形式援助政府与军队;公营经济是为了解决党政军费的主要部分，以便减轻边区人民的负担，休养民力。因此，毛泽东强调，既要“用极大力量注意人民经济的建设”，同时又“必须用极大注意力去经营公营经济”[1](P891-894)。对民营经济的发展，政府要给予帮助。对公营经济的发展，毛泽东认为要从边区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一方面要反对陈旧的保守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要反对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计划”[1](P891-894)。毛泽东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指出了当时在发展工业、制定计划时要坚持的原则及要反对的两种倾向，体现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一思想观点不仅对当时边区的工业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于中国后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在发展边区经济的过程中，毛泽东主张要实行“统一领导和分散经营”相结合的方针，并且认为要根据工业发展的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只有实事求是地发展公营和私营经济，才能保障财政的供给”[1](P891-894)。

　　4、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与吸引利用外资相结合的方针。

　　毛泽东主张克服物质上的困难主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要通过“自己动手”达到“丰衣足食”。他说：武汉、广州失掉后，敌人还要进攻，我们现在还有一点钱，还有小米饭，但以后会有那样一天，没有钱，粮食困难，那怎样办呢?第一个办法是饿死，第二个办法是解散回家，这两个办法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第三个方案就是靠我们自己动手”，“党政军民学大家一齐动手，衣食住都由自己来解决”[6]。1939年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时号召：“一切可能地方、一切可能时机、一切可能种类，必须发展解决吃饭、住屋、用品问题之全部或一部。”并明确提出了“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的方针。在坚持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的同时，毛泽东并不排斥吸收和利用外资，并不排斥外援。早在1936年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就明确指出，“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资本家投资”，“革命胜利后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1941年5月，由毛泽东亲自修改定稿，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特别规定：“在尊重中国主权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陕甘宁边区政府为此还制定了相应的优惠政策。

　　5、征税必须严格执行“合理负担取之有度”的原则。

　　在解决边区财政困难的过程中，毛泽东不仅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生财思想，同时还提出“合理负担取之有度”的聚财思想。陕甘宁边区地处农村，农业税是解放区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抗战初期，边区实行的是“村合理负担”的办法，即带有“按村摊派”的性质，因此在征收公粮时，其负担大部分落在地主富农等农户头上，负担面一般只占20-30%。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边区财政困难，税负有所加重。为了在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下解决好增加税收而又不致伤民这个矛盾，毛泽东于1940年12月在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中指出：“关于税收政策，必须按收入多少规定纳税多少，一切有收入的人民，除对最贫苦者应该规定免派外，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居民，不论工人、农民，均须负担国家赋税，不应该将负担完全放在地主、资本家身上。”[5](P767)毛泽东主张通过扩大税收负担面，以增加税收缓解财政困难，同时又强调要注意赋税的限度，以休养民力，不足部分通过自己动手来解决。由于指导思想正确，方法合理，不仅增加了边区政府的财政收入，而且把根据地全体人民都动员起来，壮大了抗日力量。

　　二、毛泽东关于边区经济建设的实践――大生产运动

　　毛泽东十分重视边区的经济建设，并明确提出经济建设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自给自足”。那么如何完成这一伟大任务呢?毛泽东主张通过发动群众搞大生产运动来实现。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分以下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大生产运动的发动及开展。时间从1938年12月到1940年。这一时期毛泽东在许多场合、多次会议上反复讲述必须通过“自己动手”来克服困难的道理，并满怀信心地鼓励大家要依靠自己的双手解决衣食住行等问题。他曾对抗大的干部说：“我们种田、生产粮食是农人;做桌子，造房子是工人;办合作社是商人;读书、研究学问是学生;懂军事、会打仗是军人。这就叫做农工商学兵，一齐联合起来。”[1](P891-894)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大力推动下，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很快开展起来，部队、机关、学校纷纷投入到大生产运动中去，并取得显著成效。边区农牧业生产有较大发展。1939年到1940年，全边区开荒170余万亩，粮食产量和牛、羊数量都有较大幅度增长，部队已可自己解决一个半月的口粮并解决了部分装备补充。边区工业也迈出了最初的步伐，恢复并创办了石油厂、纺织厂、造纸厂、农具厂、皮革厂、化学厂、制药厂等。

　　第二阶段：大生产运动的进一步发展。进入1941年以后，边区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局面。日本侵略军对华北各根据地连续进行大规模扫荡，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国民党不但完全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而且对敌后各根据地尤其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华北各地连年遭受干旱以及根据地各类脱产人员日益增加而土地面积却大大缩减。这些因素致使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根据地都进入了极端困难的时期。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党中央和毛泽东号召边区军民更加努力地开展大生产运动，以使边区的财政经济由部分自给转到完全自给。这样，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进一步发展起来。毛泽东在不同的场所反复强调和阐述开展党、政、军、学大生产运动的重要意义，督促、领导并亲自抓生产自给运动。此外，他还多次出席边区经济成果展览和劳动模范大会，接见劳模，以引起整个社会对经济工作的重视和对劳动模范的崇敬。毛泽东不仅领导边区的大生产运动，而且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亲自参加到生产运动中去。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和推动下，经过几年的努力，边区党、政、军、学各部门经费自给率已达到一半以上，人民负担大大减轻，边区完全渡过了财政困难时期。对此，毛泽东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1](P891-894)毛泽东1942年12月在西北局高干会上所做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书面报告，1943年10月1日为中共中央所作的党内指示《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和1943年11月29日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组织起来》等文，共同构成了当时党领导根据地大生产运动的基本纲领[7](P1266)。

　　三、毛泽东关于边区经济建设思想的意义

　　毛泽东关于边区经济建设的思想理论和实践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第一，纠正了当时党内轻经济重军事的片面观点，把边区党的思想认识统一到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上来，为边区军民战胜困难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对其它根据地建设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第二，为边区克服困难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通过大生产运动，边区政府及军民实现了粮食、生活用品、办公用品的自给，粉碎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壮大了根据地的力量。第三，使根据地内部的各种关系得到了调整和改善，进一步增强了党政、军政、军民、上下级的团结。第四，给我们党积累了领导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了一批经济专家和干部，为新中国建立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第五，毛泽东关于边区经济建设的思想，体现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过程中艰辛探索的成功典范，无论这一思想理论本身，还是它产生的方式、过程，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注释：

　　[1]毛泽东选集[M].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3]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4]李占才：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史[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

　　[5]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毛泽东:在抗大干部晚会上的报告.1938年12月12日.

　　[7]中国共产党编年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7-17 09:0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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