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
2017-07-17 11:11:37  来源：中国论文网 作者：任弼时  点击：  复制链接

　　编者按：本文是任弼时同志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演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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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正确地掌握经济建设中的各种政策，就必须了解边区经济发展现阶段中，存在一些什么特点，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与国民党统治区域经济对比的形势和相互斗争的关系。

　　下面我准备讲讲这个问题。

　　1第一个特点是，边区在经济上逐渐脱离对外的依赖性而过渡到完全的自力更生。

　　从历史发展过程看，边区经济可分为三个时期：

　　内战时期(一九三一年～一九三六年)。这时期的特征是以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摧毁旧的封建性质的经济关系。因为战争频繁，一方面是敌人破坏，一方面是战争的需要，人力物力不得不有很大的消耗，时间与环境不可能容许我们进行普遍的、计划性的经济建设。那时的供给是依靠于打土豪没收反动阶级资财解决的。

　　休息民力时期(一九三七年～一九三九年)。这时期内的政策是恢复民力。当时国内已取得和平，对日战争只限于黄河边沿区域，我党在国内外影响大增，因此也获得巨大的外援力量。这种环境容许我们休养民力，也必须使民力休养。人民对政府负担轻微(一九三七年缴公粮仅一万石，一九三八年一万石，一九三九年也仅五万石)，因此民力经这三年的培植也逐渐恢复起来。此时政府的财政开支主要依靠外面的捐助筹集，直到一九三九年还有百分之八十七点五是靠外款。

　　边区经济发展时期(一九四○年～一九四四年)。这一时期的方针是发展公私经济(工农商业)，争取自力更生。从一九三九年底起，国共之间发生军事磨擦，国民党采取经济封锁和停发八路军经费的办法，来断绝我们一切外援，企图藉此削弱打击我们。我们在极端困难之下决心自己动手，从发展农工商业中求得由半自给到全自给。工业在一九三八年已开始创办，但带倡导性;一九四一年有大发展，到一九四二年底止，我们已有公营的纺织、被服、造纸、印刷、化学、工具和石炭等企业六十二个，资金五千九百六十七万零九百六十二元，职工九百九十一人。农业方面，从一九三九年起，耕地面积逐渐扩大，植棉亩数逐年增加，牲畜也是逐年发展的。四年内开荒二百三十五万三千二百六十三亩，植棉由三千多亩增到九万四千多亩。

　　总之，几年来特别是高干会以来，由于党的领导，政府和军民的努力，使边区在经济上有了巨大的发展。现在基本生活的必需资料如粮食、棉布、皮毛、铁、纸、食盐、煤油、燃料、火柴和肥皂等，或则已经自给有余，或则今年即可自给，或则经过一时期的努力也能完全自给。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边区在经济上正逐渐脱离对外的依赖而过渡到完全的自力更生。我们的贸易、金融、财政政策都必须从这一特点出发，才不致犯错误或犯很大的错误。

　　2第二个特点是，边区的国民经济在私有制基础之上，逐渐由分散的个体经济组织起来，走上合作化的道路，成为一种比较有计划有组织的经济。

　　农业劳动的合作化。变工、扎工等大大提高了劳动的效能，从以下几个事实中，就可以看出集体劳动的效果。

　　表一：延安念庄变工队的统计。以不变工为一百，则变工种地为百分之一百五十四;变工打粮为百分之一百六十二，较原来增加一半多。

　　表二：关中新正三区二乡别岭村的统计。变工较不变工可节省六个半工，省工一半以上。

　　由此可见，变工与不变工的效率是三比二，即二人劳动的成效等于三人。

　　在发展生产与把分散的个体经济组织起来走向合作化运动中，我们用表扬劳动英雄和模范生产工作者的方法(去年产生了大批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用提倡革命竞赛的方法，用实行按户计划的方法，使广大农民群众从合作互助运动中体验到组织起来的好处。这种合作经济并不消灭私有，只是限制剥削，奖励劳动;劳动增产的成果，仍归个人所有，使私人经济更合理地发展。这是新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并非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那种在私有基础之上的高度集体化的某些办法，目前也不宜采取。

　　至于农村经济以外的部队、学校、机关和政府举办的公营企业(农工商业)，原是建筑在集体劳动所得完全归公(为该集体的全体人员所享受)的基础之上，现在也充实以公私合作、公私两利的新因素，个人能够分得一部分生产成果，而各人所得多少又是按其出力多少为比例，并要求各人都要有适合于公私利益的个人生产计划，这就能够刺激和巩固部队、政府、学校、机关的公营经济更加合理地向前发展。比如杨家岭的运输队，自去年实行公私合作的二八分红制以后，一般运输员的工作责任心和积极性增强了，运输力提高了，过去大车载重不过九百斤，驮骡载重不过一百五六十斤，现在大车载重提高到一千三百斤至一千五百斤，驮骡载重则提高到二百斤至二百二十斤。去年全年，中央直属的运输队在同样的牲口车辆情形之下，比前年多运一千五百万斤，并替公家节省了运输开支，折合一千余石小米。今年一月起，该队又改为“交任务”制，给该合作社以更大的经营自由，分红也改为等级分红制，以刺激工作积极性，在制度上也有些新的规定，使今年第一季度工作更加改进。这是一个很大的创造。

　　由此我们得到结论：边区虽然是一个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社会，由于党的领导和组织，现在已经走上在私有基础上的合作化的道路。这种有计划、有组织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就更加保障边区经济在坚实的基础之上迅速向前发展。

　　由于我们在经济建设事业发展中，还存在着生产与消费(分配)之间未能协调配合的矛盾，必须有很大的组织工作来加以调节，这就需要我们今后在经济建设事业中具有更多的计划性和组织性。为此目的，必须有一些基本方针的规定。

　　第一个基本方针是发展生产，增加财富，达到完全自给。

　　去年下半年的物价猛涨，金融发生强烈波动，引起社会生活不安，成为我们去年工作中的极大缺点。如果这样设问：为什么去年下半年发生金融波动、物价高涨?可以答复：除因财政开支增加引起的银行发行政策的错误之外，基本原因是由于入超(还有一些次要原因，此地不去列举)。为什么会产生入超呢?更基本的原因就是由于有一部分生活必需的资料，我们还不能够自给;而已经可以自给的生产品，还没有能够使它的产量增加得更多，以至于我们能够把它输出边区以外，来抵消必须由外面输入货物的价值;加上贸易政策上有很多错误，因此就产生物价高涨、金融波动的结果。

　　明了了这种情况以后，就在全党的面前清楚地提出了当前最中心的紧迫任务，就是更进一步地努力生产。

　　如果生产的任务都能实现，那么我们便可以完全保障出入口平衡，并且可以达到出超。机关部队，除开一部分、大部分或全部粮食自给外，其他的生活必需物资，也可以做到一部分、大部分或全部自给。这样税收也能够增加，财政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去年边区党政军民全年开支的总额为六十万万元，其中有三十八万万元是由各部门生产自给解决的，几乎占全部开支的百分之六十四，今年更要增加)。

　　第二个基本方针是公私兼顾，互助合作，一致对外。

　　这个基本方针的主要目的在于：对内求得互助合作，发展经济;对外求得统一步骤，集中力量。

　　从公私兼顾、互助合作的观点来检查过去的情形，就可以发现这方面我们还存在着许多严重的缺点。

　　比如物资局，过去对小公家和群众的利益是照顾不够的，有时甚至是损害他们利益的，以致造成了同他们对立的形势。在某些物资的代销上，曾经使物资的所有者蒙受很大的损失。在盐的统销上，卖出和购进的盐价相差太大，使广大运盐脚户和合作社的运盐队不能够获得利益，甚至于亏贴很大。这是一种没有群众观点、损人利己的国民党式的剥削思想。

　　有些小公家和个人，站在本位主义和私人利益上而不照顾到整个边区利益的现象，也必须纠正。比如财政厅，从财政本位出发，不顾情况地发行边币，虽然在财政方面解决了去年和今年很大的问题，但因而成为影响金融大波动的重大原因之一。又如食盐的走私，破坏了统销和等价交换的政策(如公家规定一斤盐换一斤四两铁，走私的结果，变成一斤半盐交换一斤铁，使公家受到极大的损失，自己也吃了亏)。或者是任意对统销物资加价，小公家虽暂时获利，但因此使大公家积压了大批的货物不能够销售而蒙受了很大的损失。

　　公营商店过去虽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有一些公营商店的情形也是严重的。他们不是以执行政策法令、稳定金融、平抑物价、与投机商贾作斗争作为自己经常的任务，相反的，有些时候是依靠破坏法令政策(如囤积居奇、买卖黑市等)去获利，反而助长了金融的波动和物价高涨。某些个人在图营私利的目的上不惜破坏政策法令的事情也还很多。

　　因此，要团结内部就必须克服这类损人利己、为私忘公的局部观念和本位主义，要与这些倾向作坚决的长期的斗争。

　　要使我们取得对外经济斗争的胜利，必须团结内部的力量，也必须实行公私兼顾，互助合作，团结内部，一致对外的方针。

　　西北局现在把物资局改为贸易公司，来统一管理全边区的对外贸易，并责成它要由局部的管理，逐渐做到全面的管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也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贸易公司的任务，应该明确地规定，它是对一百四十万人民群众及十万大小公家人员的生产与消费(主要是在对外关系上，其次也在对内关系上)起集中的组织作用与调节作用的机关。在这里，并不废止私人的对外与对内的一般商业，贸易公司起的是集中的组织作用与调节作用。它不是从中夺取商业利润为目的的机关，它是与国民党金融买办、大资产阶级及边区内部的投机商人作斗争的机关。它是保护一百五十万军民的经济利益的机关，它是一个大合作社。只有这样，它才能完成西北局所给的任务。另一方面，要使我们的对外经济斗争能获得胜利，不仅贸易公司要努力负责，所有合作社、公营商店和企业也要自觉地负责地协助贸易公司去进行这个斗争。我们的一切党政军民机关，也要领导群众自觉地去协助贸易公司进行对外经济斗争。比如我们要号召大家自觉地完全服用土货，不用外货，自觉地忍受一时的不便，甚至暂时牺牲小己的利益去顾全全面的利益。当着某些口岸被国民党特别严紧封锁，或在某处大量运进货物(如去年三边运进大批布匹)企图捣乱我们金融，或当贸易公司为着对付国民党的封锁和破坏而主动地决定某种东西暂停输出或贴价输出，或暂停购进，或为巩固边币而打击法币时，各方面都要协同一致地去做，不能因为与局部利益冲突，便任意破坏政策，错乱步调。当着贸易公司及银行在对外经济斗争中发生困难时，各方面都要自觉地给以支持。如前年十二月及去年三月紧急动员各机关交出法币以克服边区金融波动那样。

　　第三个基本方针是厉行节约，建立家务，备战备荒。

　　我们之所以要提倡节约，因为去年我们的确还存在有很大的损失和浪费现象。这种浪费情形，有些是由于政策上的错误而产生的。比如，贸易局在对外贸易上允许奢侈品的入口;银行固定二元一角的牌价，使我们不得不贴本兑出外汇。在供给上，有些机关部队和个人借口丰衣足食，无限制地提高了供给标准，部分的甚至发生浪费奢侈现象。比如在日用品上，不去努力提倡使用土货或代用品，而去购买外来品。某些机关、部队甚至取消了预决算的制度，形成随便开支，造成很大的浪费。这些都是来自没有长期打算、不去认真建立家务的观点。群众当中也有因为财富的增加开始产生某些浪费的现象。

　　表三：三五九旅战士开支比较(单位：元)。

　　从三五九旅今年计划的每一战士在粮食与被服的开支上和往年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节约的数字如何的庞大!

　　今年杨家岭机关发展个人生产和公共生产的结果，与去年政府所发经费比较，完全要政府开支的减少了八项，计津贴费、保健费、卫生费、夜餐费、杂支费、马杂支费、鞋子毛巾肥皂费、伙食费;减少政府一半开支的有办公费及单衣费。另外，今年还决定至少节省粮食五十石。以上总共减少政府开支五千二百四十九万元。

　　以上计算还没有包括马草、路费两项，如将此两项计算在内，每人平均节省开支要超过三石，更没有包括中央与西北局所节省的特费开支。

　　根据上述机关、部队节约的标准来估计，边区全部脱离生产人员的节约，今年至少可以达到二十万万元以上，这就大大地减少了政府的财政开支。若以这二十万万元投入其他生产事业中，则今年还可以生产数十万万元的财富。

　　由此可见，节约对于发展边区经济，调整生产与消费，节省政府财政开支，保障出入口贸易平衡，稳定金融物价，建立家务，积蓄力量等方面，是有何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

　　根据延安各部队、机关节约运动的经验，一般节约方法是从三方面着手的：一是从发展生产中提高自给能力来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二是极力减少各大小单位不需要的开支，极力提倡用自制品，减少购买的支出，极力研究改进供给制度，展开节约运动。三是贯彻公私兼顾的原则，以一定比例的节约部分划为私人所有，以刺激个人和机关的节约运动。

　　由发展生产而替公家减少财政开支的事实，去年已经做到，除粮食被服外，平均达到自给百分之六十四。今年生产运动更加展开，可以平均达到自给百分之八十。有的部队如三五九旅已可完全自给，有的在今年秋收后也能完全自给;西北局与杨家岭机关除粮食及部分被服外，已自给百分之九十。机关、部队、学校的生产，如果继续认真地发展，政府多注意扶持，一两年之内，只要无突然变动，部队是可以向三五九旅看齐，做到完全自给，机关及部分学校是可以同西北局、杨家岭并进的。

　　贯彻公私兼顾的原则是促进生产节约运动的好办法。去年延安许多机关、学校运输队的改造，运输力的提高，主要原因之一，是实行了二八分红制。中直各机关能节省粮食一千一百石，也是由于实行了公家与炊事员的二八分红制。今年中直各机关订出了三种办法：一是节约完全归公的办法，如节省政府所发单衣百分之五十，并决定机关、学校每人节省五升米交公家。二是节约按比例分交大公家、小公家及私人的办法，如杨家岭各小单位节省的印刷纸张、办公费等，规定以百分之四十归财政厅，百分之二十归杨家岭，百分之四十归私人分配。三是节约完全归私的办法，凡是个人生产任务中规定由公家发给他个人所用的东西，而他能节约者，其所值完全归己。因此杨家岭工作人员今年在生产与节约中，除交公家任务外，个人所得平均可到一石二斗至一石五斗粮食。

　　在人民群众的节约方面今年要特别提倡使用边区产品的运动，宣传教育老百姓穿土布，用土货。这不仅是一个大的节约运动，而且是一个大的保护边区经济发展的运动。希望各地党政军民根据当地发展自给经济的实际情况配合进行。

　　全面认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

　　我们要告诉党员特别是干部，使他们懂得：革命的目的就是为着建设。

　　为什么要破坏旧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关系呢，而且是用战争，不惜巨大的牺牲和流血，如像过去的内战和现在的抗日战争一样，去破坏旧的和帝国主义的统治呢?其原因就是因为旧制度和帝国主义的统治，是妨碍生产力，也就是妨碍人民经济的发展。

　　比如在旧的农村社会中，占人口少数的地主阶级，掌握了政权，垄断了生产资料(土地、农具、牲畜、肥料、种子)和社会财富，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反而没有、或只有少量的土地和生产工具，用高度的租额向地主租佃土地来耕种。地主对农民除开地租的剥削以外，还有劳役和其他的剥削。地主阶级依靠这些用无止境的剥削来增加自己的财富，而不愿意拿出本钱从改良农作法、水利、工具、种子、肥料等方面去增加土地的产量和社会的财富。广大贫苦的农民因为自己没有或者缺少土地，而租种的土地又没有佃权的保障，也就无力或者不愿意去改良土地的耕种。这样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自然就要严重妨碍农业经济的生产力继续向前发展，使广大的农民群众呻吟于地主阶级统治之下，过着非人的生活。

　　人民在这种政治制度和经济关系的下面，自然产生了革命的要求，一到这种要求达到觉悟高度的时候，就会不惜任何牺牲和代价，用暴力和战争去达到推翻这种统治和制度的目的。这在过去就叫做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制度，实现各种革命的政策;在今天就叫做驱逐日寇，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成立“三三制”的民主政权，用减租减息的方法逐渐改变旧社会存留的封建剥削关系。

　　但我们用革命的手段，把帝国主义势力赶走，把旧的制度和统治推翻以后，哪怕只在部分地区取得胜利，例如内战时期的革命根据地，目前的抗日根据地，在我们面前就提出了建设新的社会制度的任务。新社会制度的建立，就是为着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是为着促进经济发展，而且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使新的社会制度获得巩固的基础。并且还因为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一方面为着革命与战争事业的物质供给的需要，另一方面为着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都必须从事经济建设的工作。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等候把全部敌人打平后，才去进行建设工作。加以中国地方的广大，要使全国人民都信服我们所指出的道路的正确而拥护我们，参加革命奋斗，也需要我们拿出建设的榜样给他们看，才能做得到。

　　毛主席指示我们说：要破坏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队、旧政府，例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这些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军事政治力量不取消，生产力就不能解放，经济就不能发展。因此第一个任务就是打倒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军事政治力量，这就是为着解放生产力。学过社会科学的同志懂得这一条，最根本的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我们搞了多少年就是为了这件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主要的就是讲的这件事，就是讲生产力在历史上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毛主席的指示也就是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即革命是为着建设，而建设的根本就是发展经济。

　　一切只能够破坏而不善于建设的政党，都是不能够获得最后成功而必然是要失败的。我们共产党人如果只晓得用战争和暴力来推翻旧的制度和统治，而不善于建设新的丰衣足食的幸福快乐的社会，那我们也是不会胜利的，而且也一定要失败的。毛主席曾经说过：“我们不但应该会办政治，会办军事，会办党务，会办文化，我们也应该会办经济。如果我们样样能干，唯独对于经济无能，那我们就是一批无用之人，就要被敌人打倒，就要陷于灭亡。”毛主席说的也就是这个道理。

　　(本文是任弼时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演讲，曾作为党内高级干部读物印发，原题为《去年边区财经工作的估计与今年边区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摘编自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第1版的《任弼时选集》。)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7-17 11:1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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