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晋察冀边区币到人民币
2017-07-23 09:54:41  来源：中国论文网 《文史精华》2010.6 第241期 作者：陈平  点击：  复制链接

　　晋察冀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最早创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创建的晋察冀边区银行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第一家银行,在开展对敌货币斗争,扶植和发展边区经济,保证军需,支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方面,作出过重要贡献,在我国金融发展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

　　为了解晋察冀边区银行的历史,笔者专程寻访了当年曾在晋察冀边区银行工作的石雷。住在北京西郊民巷62号的石雷老人是河北定州人,1938年秋天开始在晋察冀边区银行工作,曾参加中国人民银行的筹备工作,离休前是中国人民银行计划司副司长。谈起当年的晋察冀边区银行,老人兴致勃勃。

　　晋察冀边区银行是1938年3月20日在山西五台县石嘴镇的普济寺开始营业的,同时发行了1元和5元的晋察冀边区银行钞票。3月31日,当时的《抗敌报》还刊登了晋察冀边区银行开业的说明:边区银行的任务是“为发展边区经济”……此外,在边区银行大门口左右两侧,还挂着中、英文“晋察冀边区银行”的匾额。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震惊全国。8日,中共中央迅速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必须实行全民抗战。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八年全面抗战以此为起点全面爆发。8月22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司令。25日,八路军东渡黄河、奔赴抗日最前线。11月7日,遵照中央指示,晋察冀军区在山西省五台县成立,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委。18日,军区由五台移驻河北阜平县。从此,晋察冀根据地的抗日斗争进入了崭新的时期。

　　1937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电示聂荣臻:“在晋察冀全区,为了加强与统一政治军事领导,立即进行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的改造与建设。”并指示应,“立即筹备边区政府的建立,名义可称为晋察冀边区政府委员会,主席即以宋劭文担任。”

　　宋劭文,山西太原人,生于1907年,北京大学毕业,中共地下党员,曾任山西省行政人员训练所政治部主任,“牺盟会”宣传部长,抗战爆发后,任山西五台县县长,山西省第一区专员公署专员。

　　1938年1月1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阜平县城第一完全小学隆重开幕。选举宋劭文、聂荣臻、吕正操、张苏等9人担任边区行政委员会委员。宋邵文为主任委员兼财政处处长。

　　晋察冀边区包括山西省的晋东北,察哈尔省的西南部,热河省的南部和河北省的大部分地区。在初创时期,面积达40万平方公里,1000多万人口,统辖着36个不完整的县级政权。边区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晋察冀边区由一个游击区发展成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

　　在晋察冀三省沦陷时,金融很紊乱,货币极为复杂,省有省钞,县有县票。这些纸票的流通地区界限极为严格,各省各县的钞票离开了本省本县就如同废纸。这种货币金融上的割据混乱局面,严重影响了晋察冀边区的物资交流和贸易畅通。因而,改变货币金融的混乱局面、密切各地经济上的联系,更好地活跃边区经济,保证军需和边区经济建设计划的实现,已刻不容缓。

　　七七事变后,吕正操率领的国民党五十三军六九一团拒绝蒋介石南撤的命令,脱离了国民党军队。1937年10月在晋县(今晋州市)的小樵镇改编为人民自卫军,北上高阳、安国一带创建抗日根据地。12月,吕正操带六九一团去路西见习受训。此间,聂荣臻与吕正操谈了在冀中创建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性,还谈了筹建晋察冀边区银行的问题,说:“建立边区银行,不用国民党的票子,抵制敌占区发行的伪钞,但是目前没有基金。”吕正操说:“我们从安国商会搞到的3万块钱还没动,可用做基金。”并推荐人民自卫军军需官关学文负责筹建银行工作。

　　1938年1月,在具有历史意义的晋察冀边区军政民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代表们提出了“筹设边区银行案”。根据边区人民的迫切要求,晋察冀边区军政民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边区为统制与建设经济得设立银行、发行钞票”的决议案。从此,边区银行的筹建工作纳入边区政府的重要工作日程。

　　1938年3月20日,“晋察冀边区银行”在五台县石嘴村正式成立并营业。经理为关学文,副经理胡作宾,总行设有发行科、出纳科、会计科、营业科、秘书室、文书股、庶务股、运输队和警卫队。晋察冀边区银行是敌后抗日根据地成立最早的银行。

　　位于五台县的普济寺原是石嘴镇村东的一座庙宇,如今己成为石嘴镇粮食局和石嘴中学。边区银行为保管钞票,在普济寺内挖了一个地下室为金库。在库门入口处的上端,有两行字。上行为“晋察冀边区银行”;下行为“民国廿七年仲秋建”。为表示坚持抗战到底和国家一定要光复的决心,关学文经理还特意在库的铁门上书写了“国光”两个大字。现在金库已成为革命历史文物保护单位。边区银行金库遗址,是当年红色金融工作者们“为保卫祖国而奋斗到底,誓与华北人民共存亡”的历史见证。

　　晋察冀边区成立银行,发行货币,是一件大事。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对边区的货币政策非常重视。1938年8月17日毛泽东曾专电指示:1. 边区应有比较稳定的货币,以备同日寇作持久的斗争。2. 边区的纸币数目,不应超过边区市场上的需要数量,这里应该估计到边区之扩大和缩小之可能。

　　边区银行成立不久,经理关学文就回到冀中,1938年5月在安平县城又组建了“晋察冀边区银行安平分行”,由原安国县中国银行的冯国俊负责,不久又迁到任丘县青塔镇,改称“冀中分行”,安平改设办事处。12月,从“人民自卫军”中调军需官陈尚孔为经理,冯国俊为副经理,这样,冀西由晋察冀边区银行总行负责,冀中则由冀中分行负责,并着手组建基层机构。

　　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晋察冀边区银行成立后曾多次转移,因此,被人们称为“游击银行”、“马背上的银行”。

　　在石嘴村,由于敌人“扫荡”,边区银行途经龙泉关,转移到河北完县(今顺平县)的杨家台,又从杨家台转移到阜平县的上庄,后又转到麻棚村。1940年3月20日,在麻棚村召开了晋察冀边区银行成立两周年纪念大会。为了庆祝边区银行开业两周年,活跃群众生活,由周巍峙谱曲、邵子南作词,谱写了《晋察冀边区银行行歌》,在大会上合唱:

　　在工作里挽救边区的贫困,用脑和手制造民生的繁荣。伸出金融力量打击敌人,替边区装上一副铁的神经。像个战士工作俭朴而认真,像个统帅在经济线上挺进。边区银行工作者,来自大众为大众,我们不怕任何牺牲。……

　　为庆祝边区银行两年来所取得的成就,1940年3月21日的《抗敌报》刊发社论,指出:“这两年间,由于边区银行的存在与发展和执行了正确的政策,使边区胜利地和敌伪展开了持久的货币战争,得到了许多伟大的成就,建立了敌后巩固的金融堡垒,在经济上粉碎了敌伪的进攻,保卫了华北以至全中国,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成为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以及全国的模范,这是晋察冀边区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之一。”

　　边区银行刚成立时,只有一个总行,下属机构都没有,职员和印刷工人只有20多人。以后,虽然从抗大、华北联大及社会上招来一些人,尽管银行干部有所增加,但仍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为此,1940年夏末,在阜平县房子村开办了银行训练班,从抗战建国学院、山西民中、印刷局及冀中、冀西召来青年50名进行培训,关学文讲业务,胡作宾讲会计,经过半年的训练,当年12月,先后分配到基层行,增加了银行业务的新生力量。

　　1941年初,晋察冀边区银行迁到石家庄灵寿县南枪杆村。在这里召开了成立3周年的纪念会。以后,又到平山县王家湾,还先后到过灵寿县境内的大湾村、东寺岭、南刁窝村、魏沟。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后来又迁到阜平县双庙村,最后到达闸北村。

　　人在边币在,人在账簿在,这是对边区银行工作者的特殊要求,也是严格的考验。在根据地从事过金融工作的人们都记得这么一句话,“人民群众是银行真正的保险箱”,人民群众用鲜血和生命为这句话作了朴素而真实的注解。

　　晋察冀边区银行成立时就附有印刷部,关学文兼管印刷部工作。1938年6月,中共北方分局、边区政府指示,将印刷部与银行分开,成立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印刷局(同时银行还有加印部),派中共党员吕东为局长,并兼银行监督。1939年7月印刷局和银行加印部辗转到阜平、灵寿交界的油盆村。这里群山环抱,林木茂盛,当时是只有四五户人家的小山村。

　　在北京印钞厂,笔者寻访到了当年晋察冀边区印刷局的技术工人,曾任北京印钞厂厂长的傅发永。他说:

　　1939年6月到1941年10月,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们都是在灵寿县油盆村度过的。刚到油盆时,印刷局的吕东局长就指出:在抓好生产的同时,必须抓好思想教育和文化娱乐工作。先后从延安抗大、华北联大调来干部和大家谈心,讲抗日和革命道理,在搞好政治文化学习的同时,还开展了丰富的群众性文艺活动。先后成立了解放剧团、新生剧团等文艺组织,以周巍峙为团长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和以汪洋为团长的冀中抗敌剧社等专业文艺团体,都曾来印刷局演出。

　　当年周巍峙还为印刷局谱写了《晋察冀边区印刷局局歌》:“纸片在飞,机器在雷鸣。装订成功,堆起印刷品,美丽钞票在流通,文教材料在飞行。晋察冀的土地大,晋察冀的烽火紧,世界燃起了烽火,人类正在争取新生,同志们、战友们,爱护工作的神圣……”

　　边区印刷局当时设有制版队,负责绘制边币的版面图案,石印队负责版面印刷,刻字队负责刻制钞票上的号码、英文字头。正面刻有经理、副经理的图章,背面有经理、副经理的英文签字。号码队负责在钞票上打印号码。检查组负责检查钞票的版面是否清晰,号码是否准确,封包组负责捆包,每百张一小扎、每十扎捆成一捆,负责钞票数字的绝对准确。在油盆期间,印刷局除完成自己的生产任务外,还为冀南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印过1元、5元、5角等面额的钞票,有力地支援了那些地区的抗日战争。

　　1941年秋,由于敌人对阜平、灵寿县进行“扫荡”,边区印刷局奉命由油盆村转移到平山苍蝇沟一带。1943年迁移到平山水磨湾村一带。

　　1944年,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为扩大冀东革命根据地,中共北方分局和晋察冀边区政府决定抽调部分党政干部到冀东去,并决定由晋察冀边区印刷局负责,筹建冀东印钞厂。1945年4月在唐山玉田县设计了晋察冀边区银行(冀热辽)版,6月份开始印刷。

　　1944年3月,边委会根据中央精兵简政的精神对边区银行进行了缩编,和财政合并。此时总行的干部中,关学文去党校学习,武子文赴整风班学习,只剩下杜秀波一人记账和管金库。1945年春,又从边区印刷局调张典管金库,随后又把在华北联大学习的石雷调回做会计。此时边区银行总行只有3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经过八年全面抗战,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胜利。日本投降后,边委会下令接收北平,任命宋劭文为北平市长。北平是大城市,需要边区银行去接管和恢复银行工作。边委会即将在边区党校学习的关学文调回重任经理,又调边区贸易局的秘书主任何松亭为副经理,同时把会计训练班的学员贡灵秀调来,加上以前的3人,总行共计6人。为了纪念抗战胜利和出发接收北平,出发前他们在边委会财政处窑洞顶上留下了珍贵的纪念。

　　边委会接收北平的队伍,进入涞水地区后,驻北平的日军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拒不向八路军缴械投降,接收队伍遂转向已解放的张家口。边区银行接收了伪蒙疆银行。同时,在张家口重新组建了晋察冀边区银行。行址设在原伪蒙疆银行的所在地,9月17日正式开业。

　　抗战胜利后,一些地区的银行机构相继恢复起来,由于边区银行上下级间的领导关系未能及时恢复,以及胜利形势发展很快,各地需要货币,边区银行准备不足,冀中、热河、冀东都自行印刷,分别发行边币,致使市场上货币种类不一。

　　1946年初,关学文向边委会提出了统一货币发行、整顿银行的建议,经边委会讨论并于1月30日决定,各战略区设分行,应受总行领导,其货币发行与业务计划应绝对服从总行指示。从此,边区货币市场恢复了统一的局面,方便了商民交往和物资交流及市场的调节。

　　张家口解放后,晋察冀边区印刷局接收了原蒙疆新闻社印刷厂和星野印刷厂。在张家口近一年的时间中,印刷局先后印制了晋察冀边区银行币5元、10元、100元、500元、1000元、5000元等面额的钞票,由于在印刷上使用了胶印机,在制版上使用了锌皮、铜皮版,因此印出的产品比以前的石印机产品精美,边区银行币在边区人民的心目中地位更高。由于生产效率提高,为解放区起到了重要的经济保证作用。

　　1946年8月,由于国民党破坏“双十协议”,大举进攻解放区。10月晋察冀边区银行撤出张家口迁往阜平广城村,边区银行印刷局也辗转到阜平县南峪村。

　　1947年5月,由董必武为主任的华北财经办事处筹备处在邯郸冶陶镇召开华北财经会议,调整各区货币兑换比价,并对货币统一工作制定了必要措施。

　　10月24日,中共中央华北财经办事处在平山县西柏坡村正式成立,董必武为主任,统一领导华北区财经工作,并着手开展货币统一工作。1947年深秋,在距西柏坡约1公里的夹峪村正式挂出了“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的牌子,确定曾任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长的南汉宸为筹备处主任,并抽调晋察冀边区银行的何松亭和石雷参加筹备工作。

　　1947年11月12日,华北重镇石家庄获得解放,至此,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边区连成一片。

　　1948年4月12日,晋察冀边区银行与早在1939年10月成立并发行票子的冀南银行迁到石家庄中华大街合署办公。两行所发行的边币固定为10∶1的比价,在两区互相流通。5月9日,中央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及其领导机构合并,组成中共华北局、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和华北军区。

　　1948年5月26日,毛泽东主席到达平山西柏坡。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第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9月会议。会议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研究、发展生产,统一财经的问题。毛泽东强调“金融工作,货币发行就必须先统一”。

　　7月22日晋察冀边区银行与冀南银行在平山县城南关奉命合并,改称华北银行。南汉宸任总经理,原冀南银行经理胡景云、晋察冀边区银行经理关学文任副经理。

　　华北银行成立不久,又迁回石家庄中华北大街11号办公。此后,华北财办的“人民银行筹备处”的工作也合并到华北银行总行。而后又停止晋察冀边币发行,以冀南银行币为华北解放区的法定本位币。

　　晋察冀边区银行从1938年3月20日成立到1948年7月22日,历经10年5个月又4天,共印制发行了57种版别的货币,其中晋察冀边区总行36种版别、冀中分行8种,发行冀热辽版13种版别。在创建敌后银行的艰苦岁月里,晋察冀边区银行的革命斗争精神,所制定的一些金融政策、规章制度及其积累的丰富经验,对新中国的金融事业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有些政策原则和工作经验,至今仍为我们现在的银行工作所遵循和借鉴。

　　1948年11月18日,华北人民政府在石家庄召开了第三次政务会议,已当选为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的董必武在会上临时加了一项“关于发行统一钞票问题”的议题,会议一致通过“发行统一货币现已刻不容缓,应立即成立中国人民银行”。12月1日,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三行合并,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南汉宸为第一任总经理后改称行长。

　　华北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银行分别发出布告通告,正式宣布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和人民币发行。当天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庆祝中国人民银行成立》的社论给予高度评价。

　　1949年1月北平解放,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由石家庄迁至北京,同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60多年过去了,晋察冀边区银行的红色金融历史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它支持了革命战争的胜利,支持了边区人民的生产建设,为中国人民银行的建立作出了历史的贡献。

　　从晋察冀边区币到人民币的变迁,可以清晰地折射出我们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轨迹。在新中国走向黎明的征途中,晋察冀边区银行在历史的长河中写下了光辉而灿烂的篇章。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7-23 09:5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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