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集市贸易
2017-07-25 09:46:13  来源：中国论文网 作者：董世超 张小兵  点击：  复制链接

　　摘 要：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集市主要经历了恢复新建、管理调节和繁荣发展三个阶段。一方面作为反映战时区域社会变迁的载体，边区集市在继承原有市场和商事习惯的基础上，发生了贸易中心区域位移、交易习惯变化和专营市场形成等现象。另一方面，面对外部敌对势力封锁，边区政府采取积极措施，刺激了商品流通，稳定了战时经济秩序，对支援抗战、取得抗日战争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集市贸易;商品经济

　　陕甘宁边区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最重要的革命根据地，是新民主主义各项制度实施最早的地区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经济遭受到严重的打击，各大城市商业交流活动普遍陷入停滞，而处于最底端的农村和城镇市场却日渐繁盛。其中，我们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从一定意义上说，抗战时期边区集市贸易的演进和发展既是边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表征，也是中共区域执政效果的微观投影。因此，系统梳理分析这个问题对深化拓展陕甘宁边区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

　　与华北和长三角地区不同的是，陕北的集市贸易直至道光年间后才渐为兴盛。本区域虽受制于自然环境和交通因素的影响，但由于其独特的地理区位，形成了以转运为主的集镇贸易，如临近黄河位于山陕两省交界处的葭县，“所有油盐、瓷、煤、木料、百货等项，皆赖黄河转运而来。设遇凶年，宁夏、河口之粮买来，转济晋省，陆路转运，多用骡马。近年渐有榆林骆驼运蒙盐转售山西省”。[1]同治年间(回民大起义前)，陕北集市贸易达到极盛，如宜川县云岩镇集市，“镇中商号达百余户，多晋人，每月二、五、八集会，月凡九日。一至集期，居民遐迩云集，交易而归，其种类以杂货、油酒、当业为大宗”。[2]但同光之后陕北出现“五年一小灾、十年一大灾”的局面，致使农业歉收、人口锐减，加之民国初年兵乱、匪乱、瘟疫及回民大起义的影响，陕北商业再度萧条。据梁爱民回忆说，“陕北的许多地方由于经济落后，在革命前是没有农村集市的，农民的交换很不方便”。[3]27这段话虽有绝对化倾向，但也可从另一侧面看出二十世纪初陕北集市贸易发展程度低。

　　1935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成立，下设贸易总局着手恢复陕北苏区集市贸易的工作，及时消弭国民政府对于苏区政府有关“禁止贸易”、“不许买卖”、“没收商人财产”、“没收资本家财产”等等错误宣传的影响。1936年西北办事处再度公告称，“在志丹市(即保安所在地)恢复从前逢五逢十的市集，并由苏维埃政府帮助设立消费合作社，与志丹市机关消费合作社，经营出卖食盐、布匹等群众日用必须品，规定每天都有出卖，就是不限定市集一次”。[4]41-421937年经济部发布工作报告总结，“自金融统一以来，在苏区所有的集市均已恢复起来了，尤其是子长除将过去原有集市，恢复起来外，并在镇武洞亦建立起来集市，现有不少白区商人来此集市买卖货物，所以比前更加繁荣。此外，在其它各县集市(如白庙岔、安定市、李家岔、蟠龙市……等)都比过去强的多了。不仅有榆、米、绥、镇川堡等处商人不断地来营业，而且于金融上亦顺利了不少。(如过去米价每斗苏票28元，现已低至18-20元左右)”。[4]69-73及至1939年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召开之际，边区的集市贸易已达到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商业方面也已开始发达起来，从前停了业的商店都已恢复营业。现在新增加的商店约在一千以上，尤以延安近年来增加更多。神府、靖边等县还发展了集市以便利交换。”[4]183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共于第二年召开党的高干会议研究部署以后的贸易工作，确立了以“自力更生”、“分清敌我”为依据的商业政策，由国家资本主导市场交易行为;扶助依靠中小商人调整物价、繁荣市场;确立了食盐统销、特产和烟酒专卖政策。边区的集市贸易迎来了发展的第二个高峰。如安塞真武洞市“五天一集，这一集市，目前已成为安塞商业之中心，以后每集天数的缩短，集内的商店增多，将更趋繁荣”。[5]399综上所说，抗战时期边区政府通过财政和金融两方面计划性调控之后，边区集市逐步恢复、新建，并开始走向繁荣。

　　(二)

　　集市设立的首要因素是商品经济基础深厚且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这缘于区域内商品交易量大、较多的交易需求为集市贸易提供了可靠的社会经济背景，次要因素是一定人口规模、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边区主要市场为定边市、延安市和绥德市，以定边和延安市的商业资本占优势，各有大小商户四百左右。定边为食盐、皮毛、药材产地，延安市为边区土产向外输出，以及外边工业品输入边区内或边区外所经过的市场，又是边区的政治和文化的中心，绥德市在战前曾有过一度的繁荣。”[5]18可见，战时边区已形成了统一的内部市场。

　　相较传统集市，抗战时期边区市场的区位选择，或因政治环境变迁、商业结构改变，或因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人口迁移，使得传统市场区位发生迁移改变，新市场渐次萌生。我们以绥德市场1937年—1941年商户数变化图[5]21为例证实以上观点：

　　上图选取样本数据均在1937—1941年段之间，商户总数维持在50—200户这一区间之内，其中商户数最多的是1937年155户，最少的是1940年上半年73户。就总体趋势而言，绥德商户总数随时间变化总体趋向于减少，但其中1938年—1939年和1940年全年成上升趋势，下降比率最大的发生于1939年至1940上半年。这是由于1938年后日军进攻山西，绥德商业主要货源地山西逐步陷落敌手，1940年绥德专区发生驱逐何绍南事件，加之阎锡山与边区政治摩擦频繁，政治局面一时不稳。总之，长短期因素交织导致绥德商业日渐衰落，直至失去边区贸易中心的角色。

　　边区另一经济中心—陇东地区，自1942年初西北财经办事处颁布食盐统销政策以来，庆阳、西华池等陇东地区随着食盐的出口，贸易逐步繁荣。陇东分区新建集市有“元成则、柔远、白马庙、曲子四处，主要口岸有虎家湾、合道川、环县、太白四处”。[4]插图部分即便是在经济总量较小的关中地区，也因人口增长而出现集镇的范例，关中分区马栏区在1940年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权，人口由五百户激增至一千二百余户，“今春新由河南、大关中等地以来的难民五百二十余户，移居此间两年之住户，则更自给有余……今则公私商店共十八家，街上小摊贩也很多，购货群众往来不绝，集市日渐形成。现专属马兰区政府同该市商民，决定从本月二十八日起为首届集日”。[6]这里，我们以1943年各分区税收比较表[7]483整体观测各分区市场的状况： 　　由上图可知，1943年边区政府财政税收收入来源于延属分区、绥德分区、陇东分区、关中分区和三边区，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延属分区136，945，958.72元，其次是陇东分区117，456，454.96元，再次是绥德分区、三边分区，最后是关中分区，可见延安和陇东市场是边区经济的支柱区域。1943年边区政府已着手解决边区金融不稳、财政入不敷出等问题，因此选取本年度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以上表明，边区集市贸易中心已发生位移，由传统中心地绥德过渡到以延安和陇东地区为代表的战时经济中心。依靠地理位置和交通优势与山西频繁来往的传统贸易开始衰落，集市结构、贸易路线也跟随变化。

　　与贸易路线同时变化的还有交易方式。边区商业交易中贯有的标期交易因战况的激烈(山西省沦陷)，货源不充分，商业常态被打破无法维持，被迫改成现金交易。这大大减低了交易量和市场规模，同时信用体系崩溃，加重了交易风险。1942年后边区集市已普遍使用现金交易方式进行货物流通。

　　(三)

　　农村集市和城镇集市都有各自规定的开市时间，并且覆盖着一定的地理区域范围，我们把前者称为集期，后者称为集市受益范围。以绥德为例，“螅镇逢集有八千人之多，逢四、九;石岔不到三十户小口岸，每月进出口货物很多，集是逢二、七、五、十;米脂逢五、十;桃镇逢四、九;龙镇逢三、八;义和逢一、四、六、九;枣林坪逢五、十;辛家沟逢四、九;定仙堰逢二、七;吉镇逢二、七”。[5]401-402需要指出的是，集市开市频繁并不一定证明此地商品贸易繁荣，相反考虑到边区地形结构复杂、人口密度较小、经济发展程度较低，因此需要有集期较为频繁且覆盖范围广的集市满足人们的交易需求。上文从宏观角度横向说明集市的设立、市场位移和开市频率，下面笔者从微观角度，纵向剖析构成集市的两大因素：交易人和交易物品。

　　在边区集市交易中我们通常会碰到以下几种商人：(1)流动商贩。这类商人大多是挑担穿梭于各村集之间，且交易方式大多处于物物交易;(2)有固定店铺的行商，也称坐商。旧有的延安十大家商人因为边区的货币政策、外汇限制及对外贸易的管理，失去了原有的消费群体，集体迁至西安。剩余的中小商人受益于政策倾斜照顾，逐步成长，重现划分原有市场份额;(3)牙行。牙行是传统贸易中大宗货物交易的中间人，在边区通常为骡马大会中的牙人或是市镇交易中的过载栈。其经营方式是“边区之外的客户与脚户，运货来延安时，通常住在过载栈，向外批发。栈内有一定的行市，每日挂招牌，货物卖出时栈家取‘佣钱’(一般情况是二分佣)”;[8](4)边客。边客是陕北地区从事边境贸易(陕蒙贸易)群体的统称，具有一定的历史渊源，他们通常是将牧区的牛、马、羊及其附带手工加工品带入边区销售，同时将边区的食盐、布匹等土产流进牧区。在有的情况下，他们也充当牧区商人在边区的中间代理商。以下节选延安市场商店种类及其资本利润数据和延安市商业历年发展概况表[9]210-215说明当时整体市场运行状况。

　　据以上数据可得，边区市镇贸易中的商业群体大多数是中小手工业生产者，主要围绕农民的日常生产生活所需，对农产品进行初级加工，是初级的原料品市场。应说明的是，商铺种类还包括：成衣铺、药铺、鞋铺、理发馆、皮坊、麻绳铺、瓷器铺、文具、蒸笼、油漆铺、洋车铺、银楼、铜匠、染坊、镶牙修表行等。该市场所提供的制成品部分是参与农业再生产，部分是满足生活中物质需求。而一般工业制成品较少，主要是毛纺品和皮革加工，如皮坊。更没有现代化商业的分类经营的状态。再从利润率和资本额的角度上看，投入数量较多，盈利率较大的多为杂货铺和过载栈，这类群体在战时大部分已施行完全公有制化或是参加合作社合作经营，除此之外没有公有和集体资金参入的小经营者，资本额低且利润率所占比率较轻。

　　当时，随着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各地集市都已成增长趋势，专业化市场也因之形成。如定边九月的骡马大会，“于旧历九月十五日起会，鄂尔多斯草原上的蒙古同胞骑着快马跑着牲群，混杂在各地边客之间，纷纷前来。南路镇原等地脚户，亦赶来骡子，运来布匹，准备换来大批牛马及骆驼。会场中心形成西北两条街道，毡、毯、帽、鞋、皮毛、布匹、铜器等，各样小摊应有尽有。靠西南角税局临时搭一布篷，专门办理牲畜过境等级、货币兑换。”[10]

　　最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通常来说，一个地区不同时期经济结构的迥异决定着该区域内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但在抗战时期，边区政府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治经济政策，对边区社会经济面貌产生了较深刻的改变，作为调控手段的制度与政策，是战时本区域内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影响因素。截至抗战结束之际，边区政府颁布一系列政策法规：“农林土地类11项、金融类8项、税务税收类27项、商业贸易类12项、经济管理机构及社团类8项、财政公债类4项、工业交通类7项、债务类1项。”[11]不论是新建或恢复集市，相关地区政府都会在此之前选定成立“集市筹备委员会”，“负责管理街市建设，集会筹备等工作。”通过对于集市的管理，加强了城镇与农村的联系，使农民能够有计划的生产与消费。正如有关史料记载的，“界河上在建集以前附近群众到典县或岢岚城内赶集往返费三、四天功夫，误工很多，在驻军与政府长时期的布置，新建集市后，每集去的人很多，粮也很多，这种做法，应该推广”。[12]13-14

　　(四)

　　1938年武汉会战之前，国民政府对边区经济封锁较松弛，除却军工品、医药以外，日常必须品(棉花、布匹等)是允许商人自由贩运至边区销售的。皖南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对边区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措施。在边区邻近区域，“国民党以贸易机关实行百货运销、贩卖的统制，施行运销登记管理。”[7]523-526因此，除财政来源上断绝之外，边区与外界的货物流通几乎完全停止，同时国民党地方政府以倾销奢侈品、操控边区物价等手段，试图控制边区市场交易活动，造成金融混乱。边区集市以往的主要销售品，如甘草、皮毛、毛纺品、食盐等土产被禁止运出。加之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战时物资缺乏、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已是不可否认的一般规律。因此，边区集市不仅要基本满足小生产者日常交易需要，更大程度上也要面对物价恶性上涨、金融不稳，财政收入流失等局面，并相应地提出解决方法。下面我们以抗战时期延安市物价指数表[7]434为蓝本，经过一定数据处理反映当时状况。 　　1941年粉碎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之后，边区物价成跳跃式增长趋势。但边区市场混乱现象也随之萌生。经济学认为，在一个经济体内，物价指数年均增长率在10%-100%间，则经济中存在恶性通货膨胀;若超过100%，则为超级通货膨胀。上图可明显地看出1941-1945年间延安经济一直笼罩在恶性通货膨胀下，在1942-1944年间甚至一度出现了超级通货膨胀，这曾给延安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重创。但在战时经济环境大背景下，以及物资极度匮乏、货币体系和金融制度初建立不久、外部经济封锁等等种种条件下，并没有出现像一般情况下财政体系垮塌、经济金融崩溃的局面。究其原因不难发现以下几点：首先，受法币跌价及友区物价上涨的影响，边币与法币比价应声而涨，经济基础和交通条件本已较差的边区自然物价也会跟随上涨;其次，经济封锁阻碍边区与其他地区的商业交流，从区域性市场过渡到内部市场，交易量随之减少;再次，出入口贸易与财政收支的不平衡，外界大量倾泻迷信品、奢侈品至边区市场，而边区对外产品多以少量初级工业品和大量的工业原料为主;最后，在边币发行额激增的同时，商品流通量缩小，边币用途缩窄。针对种种困境，1941年5月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提出以下几点应对：“第一，加强土产运输工作，使土产能大量的输出，来抵消入超，同时减低商品的成本，使得运出不会亏本;第二，主要的在于加紧生产，是边区迅速由大半自给自足，走到完全自给自足;第三，财政上开源节流，保证财政的收支平衡;第四，加强边区的经济的组织性与计划性。”[7]468但在1941年这一年中，各单位的财政经济极端困难，只能依靠独立分散经营方针，解决组织内部工作日用需要及职工穿衣吃饭问题，无法使贸易局统一管理。另一方面，市场上微观群体的需要伴随外部政治环境的变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已变得微乎其微。1942年10月西北局召开高干会议谋求解决徘徊期难题，1943年边区物资局成立，隶属于边区政府财政厅，下辖盐业公司、土产公司、光华商店和原有贸易局，统筹规划、提出方针：“大量推销土产，换取必须的物资和外汇，限制消耗品、迷信品进口，以相对稳定的金融物价，保证供给，支持财政，发展国民经济，求得出入口平衡，对内贸易自由。”[7]10以上种种措施保证了边区财政收支正常，生产生活持之有效的发展。

　　结语

　　综上所述，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集市总体呈发展趋势，这是在特殊环境下由政府政策刺激，依托一定的制度取得的繁荣。它基本保障了商品流通、满足日常生产生活需要的体系化市场，在维护其正常运作的同时也带动了区域内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等相关方面的发展，促使战时经济平稳恢复过渡，同时提供了农业生活所需的成品、半成品，为工业提供大量原料品和初级制成品，拉动了公路建设。作为覆盖内部市场及周边区域市场的网络体系化集市，已不单单是个别孤立化得单一市场，它连接了陕北、陇东、晋西、宁夏等地区的商业来往，带动了围绕边区附近的国统区经济，为支持抗战、取得抗战的最终胜利起到重要作用，尤为重要的是，边区政府针对边区集市制订的调剂政策和制度，为之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调控与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我国今天的市场经济建设也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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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余正东.宜川县志(卷九)[M].民国三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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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1册)(1935-1940)[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

　　[5]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4册·商业贸易)[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6]关中人民购买力高，马栏设立集市[N].解放日报，1943-10-21.

　　[7]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4册·1943)[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

　　[8]刘潜.延市私营过载栈[N].解放日报，1941-04-09.

　　[9]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3册·1941-1942)[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

　　[10]定边骡马大会盛况空前[N].解放日报，1943-10-28.

　　[11]黄正林.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政策与经济立法[J].近代史研究，2001，(1).

　　[12]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史料小组.陕甘宁边区的工商行政管理[M].北京：工商出版社，1986.

　　基金项目：陕西省高水平大学建设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012SXTS10);延安大学陕北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资助项目(2011JZ057)。

　　作者简介：董世超(1990-)，男，陕西榆林人，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张小兵(1962-)，男，陕西宜川人，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陕北历史文化。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7-25 09: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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