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后方的企业与企业家们
2017-07-28 09:20:17 来源：企业报道-企业网 作者：张璐 点击： 复制链接
核心提示：近日，本报记者就抗日战争时期后方的企业与企业家的形成与发展，以及他们对抗日战争所作出的贡献采访了西南大学张守广教授。
■ 本报记者 张璐
抗战时期的后方企业家群体大约形成于1938年到1939年之间，后方企业家群体对西南、西北区域经济的开发作出了巨大贡献。企业家与企业克服战时后方诸多自然的、社会的困难，不畏日军飞机的轰炸和威胁，迅速兴起，发展和壮大，生产了大量军需民用急需的产品，并与各国经济界开展了一系列经济文化交流活动，加强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后方企业与企业家为中华民族反抗日本侵略的长期抗战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另外，对于初步奠定后方部分近代工业部门的工业基础也作出了巨大贡献。
近日，本报记者就抗日战争时期后方的企业与企业家的形成与发展，以及他们对抗日战争所作出的贡献采访了西南大学张守广教授。
抗战时期后方企业的勃兴与后方企业家群体的形成
记者：抗战时期后方的企业与企业家的发展状况如何?
张教授：在抗战爆发后国共合作的政治局面下，沿海工厂进行了大规模的内迁，同时战时的需要也刺激了内地工厂的兴起与数量不多的原有企业的迅速扩大，加上部分华侨回国投资，迅速形成了后方企业家群体。
由于极为恶劣的自然与社会环境，抗战爆发前西南、西北虽然有包括卢作孚、杨粲三、肖则可、缪云台等为代表的一批实业界人士在努力奋斗，并兴办了若干重要而且成功的近代企业或金融机构，但是中国近代企业主要集中在沿海、沿江地区的状况丝毫没有改变。据实业部工厂登记结果，到1937年9月底，中国境内共有合乎登记标准的工厂3849家，其中大半集中在沿海省份，仅上海一地就有1290家，占全国1/3，而川黔滇桂等广大的内地只有279 家。西南、西北的广大地区因此仍然理所当然被认为是近代企业的处女地，甚至连自古就有“天府之国”美誉的四川也由于各种原因，长期被外省人士视为“魔窟”，避之惟恐不及。
●化工先驱吴蕴初
抗战爆发后，沿海以及战区工厂举行了大规模的内迁。这次大迁移北起山西、山东、河南，东起江苏、浙江、福建等省，齐向西南方移动。巨潮澎湃，沿路经过，又把大冶及武汉三镇等处的工业席卷而去。从1937年7月到1940年年底，在三年半的时间内，沿海、沿江民营厂矿就有647家(工厂639家，矿业8家)，共有12万吨器材，迁移内地。上海迁出146家，机料14600吨，技工12500人。湖北武汉附近厂矿拆迁比较彻底，共迁出民营厂160余家，省属各厂迁出机料6000余吨，大冶铁矿运出机料57000余吨，汉阳钢铁厂及六河沟钢铁厂也得以内迁。
除内迁厂矿外，由于需要的增加，1938年以后，后方新设工厂“接踵成立，一如雨后春笋”，为数颇多。1938年设立240家，1939年466家，1940年580家，1941年843家，加上1938年以前设立的590家，合计共为2138家。由于受到日本的封锁，1942年新增工厂只有500家。到1943年时后方各省厂矿又有新增，总数已经达到3700家(有若干工厂设立年代不详)，资本达到20亿元，工人达到24万人，动力达到14万马力，已经与上海1933、1934年工厂的数量不相上下。
●机器巨头胡厥文
1945年抗战胜利，以西南西北为主的后方地区，在经济部登记的工厂数量达到了5998家，资本近85亿元，折合战前币值5亿元左右。后方企业在抗战的烽烟中兴起、发展、壮大。
在厂矿内迁和后方企业兴起的基础上，从1938年到1939年，后方厂商的团体组织也相继成立。比较早的是1938年4月17日成立的迁川工厂联合会。接着，1938年7月4日中国西南实业协会四川分会又在重庆成立，以张群为名誉理事长，以经济部长翁文灏、交通部长张公权为名誉理事。其后西南实业协会总会也于1939年9月19日在重庆成立，张群、钱新之、周作民、何北衡、林继庸、范旭东等35人为理事，刘鸿生、卢作孚等15人为监事。1938年8月5日，中国全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汉口成立，主要工作为协助厂矿内迁。后中国全国工业合作协会撤退到重庆，组织开展大后方的工业合作运动。1938年12月20日中国国货厂商联合会在重庆成立，联合会成立后的活动，“以联络感情，互谋改进业务，力求产销合作，推动国货发展，增进对外贸易及公共利益等项”为宗旨。1938年成立的厂商组织还有成立于在汉口的中国战时生产促进会，“以研究中国经济建设问题，并筹集资金促进战时生产为宗旨。”其后该会总部西迁重庆，并成立了湖南、西康、贵州、云南、陕西等地分会，又在《扫荡报》上刊行《生产建设》双月刊，“对于工商厂家颇多帮助”。1939年2月4日，中华工商协会在重庆成立，个人会员和团体会员共计有200多个。
●卢作孚率民生轮船公司抢运设备和人员入川
1938年到1939年初成立的这些工商团体，为解决后方企业建厂、生产、销售中的种种问题，开展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活动，对于加强后方企业家之间的沟通与联系，推动后方地区军需品生产和工业生产，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后方企业艰难求存
记者：后方企业在战时艰难发展，那么他们都经历了怎样的困难险阻呢?
张教授：抗战时期的特殊经营环境、后方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及落后的社会经济环境，缺乏连贯性与科学性的国民政府战时经济统治政策等因素，都对后方企业的发展造成程度不同的不利影响，造成后方企业在资金规模、技术水平、生产能力等方面的发展有限。就民营钢铁厂而言，后方钢铁生产以1943年产量为最高，其中钢产量为300900吨，生铁产量为106000吨。产量少得可怜不说，产品还无法销售。到1944年上半年为止，后方共有钢厂5家、铁厂100家，而资本超过1000万元的分别只有1家。
除此之外，为了从经济上瓦解中国军民的抗战力量，侵华日军对中国后方进行经济封锁的同时，还利用自己的空中优势对中国后方厂矿企业进行疯狂的轰炸，对我国后方工业生产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影响，抗战初期“后方工厂因空袭而停顿者，每年几达三个月以上，影响生产效率，约在百分之二十五以上。”
在日军轰炸的严重威胁下，厂矿企业经营合理的内在要求只能暂时放在次要的位置，从而导致后方企业技术和管理的进步迟缓。日军轰炸造成的巨大损失，还加重了后方厂矿企业的生产成本，加重了后方企业生产和经营的困难。
●抗战时期长沙的织布工人
后方企业家没有被日军的疯狂轰炸吓倒，相反进一步激发了他们努力生产，支援抗战。抗战开始前后，沿海爱国的企业家及其厂矿员工也开始了厂矿内迁，各厂职工们“拼着死命去抢拆他们宝贵的机器。敌机来了，伏在地上躲一躲，又爬起来拆，拆完就马上抗走。看见前面那位伙伴被炸死了，大声喊声‘嗳唷’，洒着眼泪把死尸抬过一边，咬着牙筋仍旧是向前工作。”数百家沿海企业在此种情况下迁移到了大后方，成为后方企业的骨干力量。
后方企业家们面对空袭，同样誓死不畏。如裕大华纺织企业原厂长、渝厂筹备主任仵舜五在1940年12月12日上午日军飞机轰炸该厂时，“仵氏闻报就从坡下跑上办公室，手把电话机指挥员工，忽然发生脑充血症，当时气绝，死时右手还紧握着电话筒不放”。渝鑫钢铁厂虽然屡遭轰炸，但是该厂抱坚定不挠之志，屡毁屡复，“仍照常生产”。著名实业家卢作孚著文呼吁企业界人士，对于敌人的轰炸要面对而不要逃避，并指出：对付敌人空袭最可靠的方法就是任何地方皆有可靠的防御准备，非工作人员应疏散到四乡，工作人员应分别集中在坚强的防御工事之下，以此保证可以在敌机侵袭到我们头上的前一分钟和后一分钟照常工作。在中国防空力量极为有限的情况下，为保证厂矿企业的生产，后方企业家们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了把工厂建在城市郊区、分散建厂、建立山洞工厂和窑洞工厂等一系列反轰炸的措施，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效。
●火柴大王刘鸿生
聚集在后方，特别是西南后方的中国企业界代表人物，多数是在各个领域开拓中国经济近代化事业的第一批高素质的创业者，具有坚毅的企业精神，从不畏惧任何困难，而且具有克服困难的非凡能力。
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发展起来的后方企业，自力更生的精神、不畏艰难的精神、团结协作的精神非常突出。这种企业精神既是中国近代企业文化发展的延续，又是抗战时期后方地区进步战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后方企业与企业家群体为抗战贡献巨大
记者：面临再艰难的困境，后方企业与企业家都在坚持生产抗日，那么他们对抗战作出了怎样巨大的贡献呢?
张教授：后方企业家群体作为战时工矿业生产的组织者、经营者，克服了后方地区交通不便，市场发育不健全，缺乏人才、缺乏工业基础和战时生产器材缺乏、频遭敌机轰炸等不利因素，组织生产了大量军需民用的急需产品。如内迁工厂在内迁的过程中，就有几十家工厂在武汉临时复工，生产军工产品。在1941年以前大型国营军工企业尚未复工的情况下，主要从事军事定货生产的后方民营企业，保证了正面战场军需用品的供给。
●航运大王卢作孚
在我国孤立无援的抗战时期，后方地区的古老城市、荒凉乡村，甚至是坟山野地，几乎是从无到有，开设了数千家机器工厂，写下了中国近代经济史上辉煌的篇章。从1941年到1943年后方工业达到“繁荣的高峰”。特别是西南川康滇黔四省，在整个后方工业中占有突出的重要地位。而重庆又是西南工业最大最重要的中心。抗战胜利后黄墨涵在西南实业协会举办的星五聚餐会上，曾经列举1943-1944年后方中小工业主要产品统计数字：煤产量为214万吨，布匹300亿匹，皮革10万张、军用皮件80万条、28400吨，植物油600万加仑等。另据不完全统计，仅重庆一地而言，抗战中织布业生产布匹3亿匹，制革业生产皮革10万张，炼油业月产汽油600吨，机油4万加仑，嘉陵江区215家煤矿厂，在1943年到1945年就产煤224万吨。以国营轮船招商局和民营民生实业公司为代表的后方交通运输企业则为抗战运输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国营轮船招商局从1937年8月到1939年年底，承运军队50万人，军用品19万8000吨，公物8万8000吨，商货19万2000吨，旅客难民36万人。民生公司从抗战爆发到1942年年底为止，运输兵工器材约17万吨，壮丁部队约200万人，军用辎重约26万吨，其他工商物资，尚未计入。其中民生公司运输的17万吨兵工器材几乎是当时兵工厂机件和设备的全部。
后方企业生产的大量军需民用产品、提供的大量战时运输和服务，为抗战时期正面战场坚持长期抗战，提供了必不可缺的重要物质基础。抗战胜利后社会舆论更认为：后方工矿企业的巨大贡献是抗战胜利的经济因素，其“贡献的伟大，论功行赏，应不在三军之下”。以周恩来和中国共产党南方局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于后方企业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对于后方企业的功绩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1942年周恩来参观渝鑫钢铁厂后为该厂题词：“没有重工业，便没有民族工业的基础，更谈不上国防工业，渝鑫厂的生产已为我民族工业打下了初步基础。”
●民族化工之父范旭东
后方企业与企业家的发展，对于初步奠定后方部分近代工业部门的工业基础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近代工业中心主要分布在沿海、沿江地区，因此当抗战爆发时，被迫进行厂矿内迁。有关当局本拟在武汉到宜昌和长沙到衡阳两个区域，设立新工业中心，但是由于武汉、广州沦陷而不能不改变计划，从而把川黔滇陕湘西确定为新的工业中心区域。经过抗战爆发后3年多的建设，到1940年年底，后方地区已经建立了15个新的工业中心区域，在这些工业区内已经有1354家工厂合乎战时登记标准。特别是四川迅速成为战时后方的经济中心地区，并成为中国战时最主要的兵工生产基地和后方最大的新兴工业区。四川的工业区域主要有重庆及其附近地区、岷江和沱江流域、川东万县及长寿等工业区，特别是“集中于重庆与自贡两市”。西北则形成了以西安—宝鸡为轴心的秦宝工业区。由此，原本工业十分落后的西南、西北，特别是西南地区，初步奠定了机械、兵工、化工、纺织、钢铁等工业部门为主的工业基础。虽然这一工业基础仍然极为薄弱，但是西南、西北近代工业的有无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在近代西南、西北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中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不平等条约的取消，使中国在国际政治上取得与其他国家基本平等的国际地位。受此鼓舞，后方企业界积极行动，争取修改商约，以落实国际贸易方面的平等权利，并成为抗战时期加强与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力量。同年4月22日，中国全国工业协会在重庆正式成立。该会理事长吴蕴初指出该会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要贡献关于修改商约的意见，保护中国幼稚的民族工业以利中国工业化的推进。后方工商界积极参与国民政府的经济外交。
后方企业界与各国经济界的一系列经济文化交流活动，是中国战时民间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
●宜宾电厂工人和机器设备
人物简介
西南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张守广，是西南大学卢作孚研究中心副主任，近年来主要从事西南区域经济——社会史和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在《近代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光明日报》、《民国档案》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主持了《抗战时期后方企业与企业家群体研究》(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抗战大后方工业研究》(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课题项目)等省部级以上重要科研项目。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7-28 09: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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