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的云南金融（下）
2017-09-24 15:54:57  来源：中国论文网  点击：  复制链接

　　(二)富滇银行

　　富滇银行于1912年2月正式成立，它是云南割据势力所办的一家地方性银行，是事实上的云南中央银行，直到1950年3月云南和平解放才结束，经历了漫长的38年，论时间、论权力，大约只有阎锡山的山西省银行可以与之比拟。因为至少到抗日战争前期为止，富滇银行的实力与影响都比较大。

　　富滇银行成立时，定资本额为500万元，规定全为官股。实际未曾拨足，仅由省财政司拨给银元8万元，纸币265500元作为基金。到同年7月合计拨款也只有银元505000元和纸币700000元。1914年因资金短缺，曾打算将滇蜀腾越铁路公司股款移作富滇银行资本，遭到铁路公司等反对而未能实现。直到1932年富滇银行结束改组为富滇新银行时，实收资本半开银币亦仅1600000元。论其银行业务，并非如一般资本主义银行一样以存、放、汇为主，而是利用地方割据势力本身的封建军事权力，从事下列活动：(1)滥发钞票;(2)大量铸造各种低成色的硬币;(3)参与和操纵鸦片贸易。

　　(三)殖边银行

　　殖边银行应该是云南最早的私营银行，但它又不是单独成立于云南的银行。“殖边银行云南分行……资本总额一百二十万元。概系商股，该分行设于省城，随即设支行于个旧，并设汇兑处于安顺、上海和香港。考殖边银行，创议者徐绍桢、王揖唐、冯麟霈三人，其目标在辅佐中国银行，使对拓殖边疆的金融力量，得以充裕，民国三年(1914年)三月成立，该行股本总额，定为二千万元，总行设于北京，分支行遍布各省。云南分行在系统上属于该行，并对该行推行纸币，但资金则概由本省搜集，系独立的。民十七(1928年)政府勒令结束。”

　　(四)中法实业银行

　　中法实业银行较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来云南设行较晚，影响较小，结束较早，此行1913年在中国上海设分行，1918年3月经法国人一再交涉，“乃由军政、财政、银行、外交各主管长官协商，以该行为钦渝铁道之金融机关，且有华股在内，始行认可，该行遂于三月十二日在省城南关外云津街二十号门牌正式开幕”。至四月，该行复有拟照北方及通商口岸成例发行钞票的意图，地方当局再三禁阻。“至民国九年十月，……该行私运纸币十余万元，以印刷品名义报运入口，已被云南府海关查获扣留”。到了“民国十年(1921年)，该行巴黎总行投机失败，忽然停业，七月间云南分行奉命停止支付，存款几百万全盘倒帐。当时全城骚动，存户天天向该行争论，八月二十五日并聚众包围该行，又强迫法领事负责退还存款，法领事虽当众承认照办，事后借口该行系中法合办，由法政府与云南政府交涉，所有存款，须由云南担任归还。”中法实业银行清偿各项欠款的工作，直到1931年才告一段落。

　　(五)东方汇理银行

　　东方汇理银行直译应为印度支那银行，1875年设总行于巴黎，设分行于越南西贡，1899年在中国上海设分行，以后又设分行于天津、北京、汉口、广州、中国香港等地，中法战争后，云南蒙自辟为商埠，滇越铁路又于1910年建成通车，东方汇理银行即于1914年1月在蒙自设立分行。

　　从1918年起，东方汇理银行以滇越铁路公司每天收入的富滇银行纸币向富滇银行蒙自分行兑换银元，故意制造银根紧张，纸币贬值的局

　　面，蒙自分行不得不要求昆明富滇银行总行源源解送现银接济，仅八月至十一月即从昆明向蒙自解送银元三十一万四千元。据统计，1914～1930年，该行由云南运往越南的银元总数达14599297元。

　　与此同时，东方汇理银行积极入侵昆明，1919年8月，由其买办梁子惠出面，在昆明广聚街三十四、三十五号挂出了“蒙自东方汇理银行办事处”的招牌，1921年7月，未经地方当局核准即派出法籍经理人员正式开业，1931年经当局批准才正式改称为“东方汇理银行昆明分行”。在外国金融机构中，东方汇理银行的影响最深远，其在云南进行经济侵略的主要手段有：

　　1.操纵云南金融。东方汇理银行蒙自分行成立不久，即根据不平等条约，以“五国银行团”成员的身份，攫取了原由云南同庆丰票号所拥有的无息保管并承汇蒙自、思茅、腾越(今腾冲)三海关关税收入的特权，这些款项估计每年在白银二百万两以上。这些无息巨款既可供给东方汇理银行营运，同时也增加了该行操纵云南金融的力量。

　　2.垄断大锡经营，操纵云南外汇。东方汇理银行利用所掌握的外汇，居间盘剥，任意操纵，有时大量吸收押汇，故意积存，在出现供不应求时即抬价出卖。据《彝族简史》一书的材料，东方汇理银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垄断了云南出口锡锭外汇的66%”。

　　3.发行纸币。东方汇理银行发行的钞票云南人称为法纸，法纸可寄往越南、香港、上海等地购买货物，同时又正值富滇银行滥发纸币、币值急剧低落之时，法纸居然一时成为云南地区保存财富的储藏手段。法纸大量进入云南和中国纸币币值的日益低落，使1929年以后的昆明市场上一般大宗交易要等候东方汇理银行挂出法纸和港汇的牌价后才能成交。据说沿滇越铁路一些县份竞有以法纸作为定价标准或记帐单位者。又据日本人及川恒忠的调查，法纸除了流通于云南、广西、贵州外，尚有一部份流通于西藏、青海及西康等地。

　　(六)外国储蓄会与外国货币

　　1.万国储蓄会。据《续云南通志长编》记载：“万国储蓄会于民四(1915年)来滇创立分会”。而1924年所编的《昆明市志》则说：“万国储蓄会云南分会，城内事务所在登仕街云兴巷九号，城外事务所在广聚街徐璧雅洋行。民国二年(1913年)成立，系中法合资有限公司。洋总理法商徐璧雅，华经理陆镐，分会资本无定额，总会资本及准备金共5696240元”。

　　2.中法储蓄分会。中法储蓄分会设于万钟街三十一号，民国十二年(1923年)六月成立。为中法合资有限公司。经理吴百川，资本总额国币二十万元。

　　3.中法储蓄云贵总分会。本分会设于土主庙下街二十号，民国十二年(1923年)九月成立，为中法合资有限公司。经理李伯贞，资本总额国币二十万元。

　　这些储蓄会是外国人办的投机性金融机构，万国储蓄会1912年在中国上海开办时，资本仅有银元二万两。从民国八年到十六年(1919～1927年)，每月收储蓄款达二百余万元。后来，商会看到这种投机对社会危险性太大，向国民政府请求取缔。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上海总会遵照国民政府的命令取缔，云南分会也不能不收场。

　　在云南境内曾经流通的外国银元主要有下列几种：越洋、墨西哥银元、香港银元、印度卢比等。总的看来，侵入云南的外币主要是法国的法币和越洋。

　　(七)富滇新银行与外国银行的斗争

　　唐继尧政权末期的富滇银行，滥发钞票、币信低落。龙云政权逐步确立之后，不能不改弦易辙，1932年把富滇银行改为富滇新银行，筹集滇铸半开一千六百余万元，号称资本二千万元。但富滇新银行一开始就卷入了鸦片投机，生意越做越大，1934年初几乎动摇了根本，不得不继续关门整顿。具体措施主要是：(1)管理货币，划一币制;(2)实施“考核现金移动办法”，严禁白银出境;(3)购买白银，增铸半开银币，维持新滇币兑现;(4)改进外汇管理办法。

　　当时的云南，谁能掌握大锡的贸易，谁就能控制云南的外汇收入，就能掌握全省金融的控制权，这正是富滇新银行要与东方汇理银行斗争的焦点。富滇新银行专门组织了锡贷委员会，积极解决锡矿商生产资金的需要。同时在伦敦、中国香港都设立了机构，用直接交易办法打破了广商和东方汇理银行的控制，在中国香港直接同渣打银行、汇丰银行和中国银行往来，锡的出口贸易真正掌握在富滇新银行手中，争取到的外汇也愈来愈多，由于直接交易，东方汇理银行的法纸不能再进入云南了。

　　以上措施逐步实施后，富滇新银行的业务有了较大发展。由于大锡经营者感到便利，出口贸易转为发达，刺激了大锡产量的增加，出口商人的外汇不但不自行保留或逃避，反而争着卖与富滇新银行，日积月累，富滇新银行的外汇大为充裕，开始成为本省外汇买卖中心。

　　通过以上各项作为，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东方汇理银行在云南大锡外汇上的垄断地位。东方汇理银行不得不与富滇新银行于1935年6月达成协议，以东方汇理银行承认“不妨碍本省金融与富滇新银行所承办之一切金融政策，并赞助富滇新银行发展一切业务，安定本省金融”为条件，由富滇新银行以优惠价格卖给东方汇理银行和滇越铁路公司一定的外汇。这场斗争最后以富滇新银行占上风而告结束，为云南地方金融带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自然也为发展云南地方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场斗争，极大地削弱了东方汇理银行对云南金融的控制，蒙自分行撤销并入昆明分行，后来，国民党政府采取措施，迫使该行在1943年12月清理结束。抗日战争胜利后，该行又于1947年5月在昆明复业，此时法国国力衰微，该行业务稀少，门可罗雀，据说员212212资都是由该行东京分行汇来支付的。1950年3月云南和平解放后，该行于当年6月10日撤销，由此结束了几十年来法国人对云南进行经济金融侵略的历史。

　　(八)云南“小四行”

　　1.兴文官银号。兴文官银号是云南最早的金融机构之一，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地方政府拨款加上士绅捐款，建立了兴文当，隶属于盐法道，辛亥革命后归实业司管理。1929年划归云南省财政厅管辖，改称兴文公当，那是由于陆崇仁担任财政厅长，为扩大自己的力量而进行的。到1932年，陆崇仁高唱要“以财政辅助金融，以金融发展生产，以生产充裕财政”，对富滇新银行的行长职位欲得而甘心。而龙云却委任李培炎为行长，陆崇仁的愿望落空，所以扩大兴文公当为兴文官银号，增加资本，扩大业务，并责令兴文官银号代理省金库。本来富滇新银行一开始就是省办银行，就代理着省金库，为什么兴文官银号也要代理省金库呢?其所代理的是财政厅系统的款项，意图以财政厅之力和富滇新银行分庭抗礼。这是今后云南经济委员会和云南企业局各树旗帜的开端，却正好合了龙云的心意，可以分而治之。兴文官银号1939年5月1

　　日改组为兴文银行，位居云南“小四行”之首，后来一直是云南企业局系统中最主要的金融机构。

　　2.劝业银行。劝业银行最初隶属于云南农矿厅，1930年10月成立个旧分行，12月在昆明成立总行，成立动机是个旧锡商以金融枯竭，银根奇滞为由，向政府吁请投资救济。故此行“主要业务是由总行吸收存款解个旧贷放，并办理商业银行的一切业务。后来，由于农矿厅改组为实业厅，接着实业厅裁撤移归建设厅，劝业银行也随之转移管辖。1935年8月，陆崇仁在为谋全省财政统一的幌子下，将劝业银行由建设厅管辖中拿过来隶属于财政厅，陆自兼董事长。”虽然此行是为解决个旧大锡经营的投资资金而设，但仅二十万半开的资金，不足以和东方汇理银行抗衡，其业务一般只限于小额商业性抵押放款，以后也是云南企业局所属银行之一。

　　3.东川矿业银号。1931年，陆崇仁将原东川矿业公司的资本拨出一部份，由云南财政厅开办矿业银号，专营存放、汇兑业务。到抗日战争时期，由财政厅增资扩大为矿业银行，也属于云南企业局系统。

　　4.益华银号。原为益华当，成立很早，1929年8月改组为益华银号，资本额半开银币二十万元，全为商投，业务亦纯为商业性质。1940年，陆崇仁加入资本，任董事长，改组扩大为银行。

　　上述兴文、劝业、矿业和益华四家银行，后来以兴文银行为中心，都属于陆崇仁控制的云南省企业局系统的金融机构，有云南“小四行”之称。

　　抗日战争爆发前，见诸记载的还有实业银行(实业合作银行)、云南省立农工银行(未开业)和一些钱庄。保险业方面，有太平洋保险公司和金星人寿保险公司。

　　(九)两个系统的较量与法币改革

　　到抗日战争前夕，富滇新银行掌握了全省的金融大权，以后组成了云南经济委员会，富滇新银行的资金使用起来就更方便了，所以企业的发展也较快。而以财政厅为基础的陆崇仁拼命想与之抗衡，组成了云南“小四行”，在云南企业局的系统之内。两个系统相比较，自然是云南经济委员会的力量较强，投资范围较企业局系统广，根据收入资料，截止1938年的《云南行政纪实》一书记载，当时属于云南经济委员会的企业单位共有39家，其中，云南炼锡公司、云南锡业公司、云南纺纱厂、裕滇纺织公司、开蒙垦殖局、耀龙电力公司、云南电气制铜厂、裕滇磷肥厂、利滇化学工业公司、中国电力制钢厂、云南钢铁厂、云丰造纸公司、云南蚕业新公司、中国茶叶贸易公司、云南省合作金库等都是云南较大的企业。陆崇仁系统的云南企业局以兴文、益华、矿业、劝业等几家金融机构为核心，这个系统的资力与云南经济委员会约为二与三之比，这一系统在截止于1939年的材料记载中拥有企业约20多家。

　　1935年11月，国民党政府实行“法币改革”，宣布白银国有，禁止白银流通。云南则派专人到南京找孔祥熙、宋子文疏通，以云南地处边疆、中央银行在云南尚未设立分行、各族人民不习惯使用纸币等理由，要求暂缓在云南推行法币。终因国民党政府在云南还没有什么力量，双方达成协议，决定云南“完全服从币改”，在中央四行尚未来云南设行之前，准以云南富滇新银行所发行的新滇币作为法币的“辅币”在云南流通，每新滇币二元作法币一元。富滇新银行趁此机会立即加发新滇币纸币一千五百万元，在各县设立交换所收兑银元，共收兑了云南半开银元一千六百万元左右。这是第二次和四大家族打交道，地方割据势力又得到一些实惠。这一千六百万元半开，在抗日战争中，由于日本人进攻越南和侵入滇西，曾经几度迁徙，后来到1949年，云南地方与国民党政府的金圆券货币体系脱钩之后，竞派上了用场，为地方起义起到了作用，这是始料未及的。

　　1937年初，富滇新银行设立农村业务股，试办农村救济贷款。采用组织农民互助性质的连环信用保证借款联合会办法试办农村放款，首先在昆明县境内发放了两万元新滇币，农民对利息轻、无实物抵押即可借到资金、数额不集中在少数人身上等几点感到满意。1937年底，昆明县二万元新币贷款本利收回，以后继续推广至安宁、昆阳、晋宁、呈贡等环湖五县，那是抗日战争以后的事了。

　　三、结语

　　通过上述回顾可以清楚地看到，云南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封闭落后，使其货币金融发展具有鲜明的特色，如盐巴和贝币最早而广泛的使用，铜钱的大量铸造，牌坊锭和公估制度，富滇一富滇新银行作为地方性银行的产生与发展，中法实业银行、东方汇理银行等外国银行的入侵，以及地方性银行内部之间的相互倾扎与斗争等等，都说明在旧中国封建社会，货币金融发展始终受制于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并成为地方政府势力实现统治的重要工具与手段。因此，从经济与金融关系看，有什么样的经济就会有什么样的金融，落后的经济决定了金融的落后性，这是从云南货币金融发展史中得出的重要结论。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09-24 15:5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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