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战时自贡盐业的发展
2017-10-17 09:41:22  来源：华诚论文网  点击：  复制链接

　　一、日本著名汉学家宫崎市定在阐述其”唯盐史观”时写道：”断定某一个时期中国社会是否兴盛，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观察其盐政。 也就是说国家盛衰最易表现在盐政上。”而国家掌管盐政，盐务机构官员经理盐务的宗旨和最终目的又应该是什么，国家盐政的实施如何推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国家强盛呢?民国时期的盐务事业家曾仰丰根据自己 20 多年从事盐政管理的亲身经历，”于上下三千年，稽考古今治盐陈迹，深思熟虑”之后，提出其宗旨和目的乃”裕国、利民、便商”。这是曾氏从事盐务管理几十年的心得，也是对盐政之于国用、民惠和商利最好的诠释。曾仰丰，字景南，福建闽侯人，生于 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早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科，后任川汉铁路工程师。

　　1916 年，曾仰丰受时任哈尔滨盐务稽核分处助理的美籍友人巴尔穆之邀，担任哈尔滨盐务稽核分处巡视员约一年，此乃曾氏涉足盐务之始。后曾氏留学美国伊利诺大学，获土木工科硕士学位，归国后为中国工程师学会会员，任南运河工程师，旋转任盐务署秘书，又调派交通部路政司办事，充任路线审查会会员。1921 年复入盐务稽核机构，任淮北稽核所经理，由此汲汲于盐政管理 30 余年(1949 年 4 月率盐务总局部分人员去台湾)未曾跳槽转行。曾仰丰在盐务机构任职时间长，经历丰富，几乎各主要产盐区、各销区和总所鹾署都工作过，早年任职哈尔滨盐务稽核分处，巡视吉林、黑龙江，后历任淮北、松江、长芦、福建、川南盐务稽核所经理，鄂皖两岸盐务稽核处稽核员，盐务稽核总所视察，华北盐务总视察，长芦盐运使，四川盐务稽核所经理及川康盐务管理局局长，盐务稽核总所总视察，盐务总局副局长等职，在民国时期盐政管理、盐务改革、盐法实施等方面视野开阔、躬身笃行、锐意进取并多有建树，被称为民国盐务界”四大金刚”。

　　曾仰丰治盐经历丰富，他曾经两度来川管理盐税盐务，第一次为民国十四年十一月至十七年十二月(1925 年 11 月至 1928 年 12 月)，任川南盐务稽核分所经理，时四川军阀争夺地盘之战甫停，争夺盐税的自流井善后会议业已召开，各军纷纷提取盐税款，仅自流井就有四川军务督办刘湘、省长赖心辉、边防督办刘成勋委派的提款委员驻井提款。曾仰丰在川为期 38 个月的主要精力都在与各路军阀斡旋，商讨对策，确立规矩，维护盐务稽核的主体地位与财政功能。曾仰丰第二次主政川盐是在民国二十九年六月至民国三十四年十月(1940 年 6 月至 1945 年 10 月)任川康盐务管理局局长，时值全面抗战已经 3 年，沿海各省产盐区及广大国土相继沦陷，成本低廉的海盐沦入敌手，湘、鄂、黔、桂等省淮盐供应断绝，人民有淡食之虞，全赖川盐给济。

　　国民政府为了安定人心、稳定市场、增加财源，在抗战初期采取了一些刺激生产的措施，川盐生产整体上迎来了一个发展的良好时机。本文重点即讨论曾仰丰在抗战时期的自贡盐业增产赶运过程中，以”国用、民惠和商利”为宗旨，以”裕国、利民、便商”为目的，以”改良生产，减轻成本，便利运输”为路径，使抗战时期自贡盐业生产连续不断地保持高效，极大地满足民食军需的作为。

　　二、全面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四川成了国民党统治区大后方的政治经济中心，自贡更成为了国统区制盐工业的重镇。”川省盐赋，迄二十六年已增至 2600 万之钜，在全国盐区中，亦占重要位置。沿海产盐极富，以生产成本论固有重大经济价值，然而一旦敌寇侵踞，内地各地咸感缺盐恐慌，此时则多赖于川盐之济销。在昔太平天国时代，其往例也。今之日寇深入，芦淮之盐绝，湘、鄂、赣、陕诸省，均急待川盐之济销，此川盐于国家战时之重要，尤不可忽也!”作为四川盐业的中心，自贡制盐工业对于保证军需民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在两湖军民食盐断绝的情况下，自贡盐场实际上已经承担了供应川康、滇、黔、湘、鄂、陕各省 7000 多万军民食盐的重任。

　　自贡盐场能否增产赶运，保证食盐供给，成为抗战时期的当务之急。为此，国民政府财政部于 1938 年 3 月明令川盐增产，并提出”增加产量首先从富荣东西两场着手”，要求自贡盐场年产食盐增加 300 万担，比 1937 年的 328 万担将近要翻一番。从自贡盐场 1938 年 1 月的生产情形看：实际推水卤井合岩盐井、黑卤井和黄卤井共计 57 眼，月产卤 315734 担，煎盐锅口合计火锅、炭锅 6333口，产盐 282865 担，要达到年增产 300 万担食盐是很困难的。古人云：”煮海易，煮井难;煮滇井易，煮蜀井难。难凿井，难汲泉。泉汲，难在设锅;锅设，难在置车;汲泉，井漏，补难;已汲，井枯，废难。”如果说这还是指川盐生产技术层面的难，那么在抗战初期要求川盐增产300 万担且保证运输供给，则还面临着卤源增加、燃料开拓、原材料筹备、井灶设备欠缺以及交通运输条件不适应等等问题，与上述诸端密切相关者也是最大的困难即资金缺乏。不解决这些问题，川盐增产赶运济销目标难以实现。

　　在实施川盐增产赶运政策中，国民政府为配合这一经济政策的实施，于 1939 年 1 月 1 日将四川盐务局改为川康盐务管理局，并设立富荣东西两个盐场公署，各产区分设分署，以便加强管理;财政部还先后委任被称为民国盐务”四大金刚”的缪秋杰、张绣文、曾仰丰等任川康盐务管理局局长。与此同时，在自贡盐场各界尤其是盐务机关要求建市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第一个因盐设立的市级行政机构——自贡市于 1939 年 9 月 1日宣告成立，这对于盐场各界是一个莫大鼓舞，也便于各项增产赶运事务的协调落实。这两项措施对于川盐增产赶运是一个巨大的推动，但富荣盐场要从年产300万担增加到650万担，场产上卤源、动力、锅灶、器材及各项设备都十分缺乏;场区灶户分散，交通不便，全仗人力抬运;外运则航道不畅，船只运力不足，周转期长，不能负担更多的运输任务。尤其是运销盐号，大都是川帮组织，资力较弱，难期承运增加运额等问题十分明显。时主持川盐大局的缪秋杰在盐务总局和财政部等有关方面的支持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善生产条件，改进管理方法，排除万难，增加生产。

　　针对川盐增产压力全在富荣盐场的实际，缪秋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千方百计增加盐产量：一是举办生产贷款，发放各类补贴。报请财政部批准并由财政部担保向”四联”(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行联合办事处)贷款 1350 万元，由盐务总局拨款 100 万元，共计 1450 万元，作为生产贷款资金，转贷场商从事增卤、建灶以及购买原材料之需。其名目繁多，诸如增卤贷款、凿深贷款、建灶贷款、燃料贷款、机器贷款等等，均由盐局方面监督使用。随着淘办旧井、新凿井大幅度增加后，产卤量增加了，但咸量减淡，多数卤井不及官咸(3.6 两)标准。为鼓励场商开发新井，盐务当局向场商发放补咸、少产、淘井津贴。二是组织生产物资采购，保障原材料供应。

　　抗战时期各类物资尤其是生产性的物资奇缺，自贡采卤制盐的主要材料钢丝绳、镔铁筒、煤炭以及各类机器设备供应紧张。为适应增产需要，1938年将四川省盐业燃料统制处改为统制委员会，直接隶属于四川省盐务管理局，并向”四联”贷款500 万元作为统购统销周转资金。为解决自贡盐业增产对钢丝绳、镔铁筒等大量需求，盐务局还设立器材科，专门办理器材设备，供应各井灶，还派出专人到各地收购、到香港订购钢丝绳，经海防、云南运到自流井。三是极力推广制盐先进技术。1938 年中期，四川省盐务管理局成立了川盐改进技术委员会，一面改进炭灶，以适应威远黄荆沟煤质，一面协调关系，排除地方势力干扰，邀请久大精盐盐业公司设立自贡模范制盐厂，推广适应机器压制”砖盐”，以取代传统能耗高且卫生条件差的”巴盐”。自贡模范制盐厂还采用钢板大平锅取代传统圆锅小灶，对川盐产制技术革新起到了先导作用。

　　三、1940 年 6 月曾仰丰主政川康盐务管理局，时值全面抗战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川盐增产赶运进入第二年，川盐生产在增产赶运新政的刺激下轰轰烈烈发展，盐产量也提高很大。1939 年自贡盐场盐产量已达 503 万担，较 1937 年增加了 175万担，增长了 53.35%。但要维持这种发展局面，并逐步提高产量，则面临着很大的困难。用曾仰丰当时的话来说，”盐场情形异常严重，因其时富荣两场，官商仍注重于盲目增产”，”公家对于各旧井，给以保障及津贴”，”致使产盐成本因之增高，人民负担亦随之加重”，”接事之后，川康区财政已达山穷水尽之境”。曾仰丰不得不对自贡盐场的各种管理政策进行改弦更张。综观抗战时期曾仰丰在川康盐务管理局之所为，有以下几个方面是很突出的：

　　首先，废除盐斤平价法代之以牌价法，平衡场商、运商利益，缓解盐务当局财政困难。自贡盐场在奉令增产之初，川康局因各岸运销商囤积居奇，抬高盐价，深感忧虑。为保持岸价在一定的水平，遂采取平价办法，即将场盐按定价出售，运商则由官方在盐斤征收平价基金 3 元/每担，用以补给场商，叫作补价，借此稳定各岸盐价，是为平价法。但战争期间，物价突飞猛涨，基金入不敷出，曾仰丰主事川康局时不敷之数已达 2000多万元。

　　如此，造成应补场商价无款支付，场商应付统委会的煤价及器材价，亦无款支付，而统委会既无收入，便无款继续购买生产器材，川盐财政大有崩溃之势。曾仰丰经过多方调研，得到总办缪秋杰关注，要求筹一妥善补救办法，又在财政部的支持下，对销岸盐斤采用牌价办法取代原来的平价法。所谓牌价法，即是岸价与场价分离，在岸盐斤实施牌价销售，每担食盐加收抵补费 5 元;运商与场商均按当时产盐成本交易;如因公布牌价时间较迟，致使商人减少收入，盐务当局即在所收抵补费中如数补偿;原来收取的平价基金每担 3 元，仍然照旧抽收，用以归还原有银行积欠之款项。自 1940 年 9 月实施，川盐财政危机风波渐次平息。到 1941 年初，在财政部徐可亭次长的大力支持下，将其他盐区购盐钞票运往自贡，每月约有 3000 余万元，川盐财政困难方逐渐解除。

　　其次，废除威远煤炭及制盐原材料统购办法，理顺制盐原材料的供销关系，维护各方利益。自贡盐场制盐所需煤炭主要仰给于威远黄荆沟煤矿，在奉令增产赶运初期，由国民政府军委会与四川省政府会同设立统制处，以统制威远煤炭的产运，保障自贡制盐生产。后因统制处管理不善，经财政部同意，将统制处改为燃料材料统制委员会，隶属川康盐务管理局，由该委员会在威远设立威煤统购处办理统购事宜。威煤统购极不成功，到 1940 年冬天，统购处经济状况已经十分糟糕，难以为继。其最大的症结为统购体制下，一方面，威煤只注重生产而不注重运输，究其运力每月最多不过 6 万包，但当时统购的数量则超过每月 8 万包，所以到 1940 年冬季，存槽而未运自贡之煤已达 447000 包，积压资金 7470000 元，因而煤价和运费不免时有拖欠，甚至有出现劳工暴动的危险;另一方面，实施的预煤交易机制，所谓预煤者，即是煤斤尚未产出，公家已经先行支付煤价，因而出现到期未足额交付者，有上期应交之煤必拖延至下期涨价始交者，有以劣煤充数者。预煤交易致使煤质日劣，煤量日减，势必严重影响到自贡盐业增产赶运。曾仰丰于 1940年底开始着手对威煤实施统制不统购的策略：一是从购运平衡入手;二是改预煤为现煤交易;三是防止煤价恶性上涨，统制不统购。

　　1941 年 8 月，威煤购运情势已大为改观，到 1942 年底，威煤统购问题已基本解决。制盐器材方面，主要是统购钢绳及铁皮。为满足自贡盐场对钢绳与铁皮需求，川康盐务管理局曾先后在香港、贵阳、海防、昆明和仰光等地设立了运输处，很快又将其改为西南运输处，并先后自备了卡车 200 余辆，可以说是机构臃肿、开支庞大、效率低下，反就 1941年年底运费论，运输处自运每吨每公里高达 7.2元，而当时委托商人代运，价格不超过 3 元。对钢绳、铁皮的售价，也没有按照实际成本核算。1940 年以前定价过低，有商人将领得的钢绳转售他人，造成公家亏折，钢绳外溢!曾仰丰于是采取了自称为”自力更生”管理办法，即钢绳与铁皮无论何时售出，均照当月能够购入之价核定售价。这样可以将收入之款添购器材，如此循环，资金困难得到解决。第三，推行量销配运、量运配产措施，理顺自贡盐场增产赶运背景下的产运销关系。增产赶运初期，在四川盐务管理局及后来的川康盐务管理局缪秋杰局长的领导下，自贡盐场各界纷纷响应，成效显著，到 1940 年，全国产盐量 2123 万担，四川产盐量为 922 万担，自贡产盐量 503 万担，自贡产盐量占全国 23.6%，占全川 54%。但1940 年 6 月宜昌失守后，济销湘、鄂之盐无法下运，加上物价日益上涨，人民购买力减弱，至 1940年冬至 1941 年春之间，自贡盐场所产之盐形成了供过于求的局面。在物价上涨的同时，商人的成本也因之剧增。过去每盐一傤只需成本数千元，到 1941 年竟达 10 万元左右。销商无力接购，运商无力运输，场商即无从售出!自贡盐场场、运、销三商均陷于经济极度困难之中。

　　是年冬季，自贡盐场官商在场、在途、在岸积压之盐已经达到300 多万担，而积压成本则达到 40000 万元。出现了产场各灶因仓灶积满，无地以容，不能继续生产，即便是沿江一带，盐船停泊，各种驳船、橹船均不能起卸，同归积压，运输阻滞，莫此为甚。据此，曾仰丰认为，要解决自贡盐的困局，必须推行”量销配运，量运配产”的措施，遂向财政部建议：迅速筹款收购余盐，既可解救商人之困，又可预备钢绳铁皮之需，还可使民食不致匮乏;大量租佃盐仓，将所有收购余盐全部入仓存储，使盐斤不致在场堆积于灶，在岸搁压于船只;立即着手预备停推盐岩淡卤井，以减轻盐价、经济钢绳和调整供求;对于边、计各岸及保边计岸之盐，要求均应运至各集散地点，其应收之销税以及归公之各款项和商本等等，均直接收之于销盐商人，以减轻运商之资本，易于推动食盐销售。这些措施在 1941 年底陆续实行，既照顾了产运销商人的切实利益，又解决了国计民生对食盐的迫切需求，故该年度是自贡盐场抗战时期盐产量最大的年份，食盐产量达 526 万担。

　　第四，暂缓推行盐专卖制，结合川盐实际，实施过渡办法。抗战时期的盐专卖制，是民国盐务政策中的一项重大变化。虽然，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在”抗战建国并重”国策下，对大后方工农矿交商各项事业进行了全面的开发和建设，促使大后方经济较快地发展起来。但是欧战爆发、苏德大战等都直接影响了中日战局和中国经济。尤其是苏德战争后，中国战局紧张，外货和洋米等物资输入完全断绝，抗战初期尚能控制的物价涨势，现在又迅猛上涨，战时盐源不足，运输维艰，不法商人乘机操纵，大量囤积，以待重利，致使销区出现盐荒，广大人民买不到盐吃，严重影响国计民生。

　　故而 1942 年元旦财政部宣布于当年 1 月 1 日实施盐专卖，要求对所有过去原有专商引岸及其他关于私人独占盐业之特殊待遇及权益，即自专卖实行之日起，一律废除。由于两个方面的因素，曾仰丰在川康盐务管理局没有能够立即推行这一制度：一方面，当时川康局辖区资金短缺情况十分严重，”积欠银行 10000万元，已觉精疲力竭，要求彻底官专卖，万难做到”。另一方面，虽然财政部布告实行盐专卖制，但还没有可以依凭的法律法规颁行，到该年5 月 26 日，国民政府才明令公布《盐专卖暂行条例》，8 月 8 日，国民政府又令饬知，该条例着自本年 8 月 10 日起实行，并以全国为其实施区域，10 月 5 日，盐务总局奉部颁行《盐专卖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也就是说，从财政部布告实施盐专卖到全面实施盐专卖，前后拖延了整整 10 个月之久，无章可循。故曾仰丰决定针对川康盐区实际，实行一个过渡办法：在产场实行统一场价，所产盐斤，名义上均由官收，按统一场价卖给运商和近场地带之盐贩，而按照实际成本付给场商;在销岸则由运商将盐运至各处集散地点，由官收仓，按照当月盐本转售销商，而照实际运费及成本发还运商;在销地方面，因各县成立有战时食盐购销处，大都系地方官绅勾结组合，资本薄弱，接盐甚少，还任意加价，造成各岸运商之盐既不易于脱售，而人民又徒加重负担，曾仰丰遂向财政部盐务总局建议，删除购销处大纲内”统购、统运、统销”字样，俾任何商人均可到食盐集散地点领盐销售，如此既可减少一层剥削，使人民减轻一分负担，又符合实行官专卖以谋国利民福之宗旨。

　　第五，倡导川盐改良生产技术，减轻生产成本，实行大规模集体生产，以增强川盐的竞争能力。曾仰丰认为，川盐最关重要者是改良生产技术，减轻食盐生产成本，只有这样才能实施川盐生产的机械化、科学化，最终达到经济生产的目的，也才能够与海盐竞售，否则，必将有优胜劣汰之日。曾氏反复强调，要达到此目的，必先有大规模的集体生产，宜将卤、火、枧、盐四个环节各集成一大集团，方能从根本上改良技术，节约开支，减轻成本，也便于推行科学化、机械化生产。他还设想，如果卤井成立一公司，那么，那些量少卤淡的井完全可以停推，浓卤井可以采用科学方法增加产量;火井如果能够成立一公司，亦可以用科学方法增加其产量，甚至实现著名电气工程师陈仿陶先生提出的以火发电，以电推卤，废气产盐的设想;如果炭火灶能够成立一团体，可改用平底锅或真空管制盐，这样不但较目前制盐方法更加经济，而且产量也必然增加。

　　曾仰丰在自贡任职期间注意盐场先进科技建设，在当时的条件下，实属难能可贵，这些设想极大地推动了自贡盐场盐业生产的技术改进。早在1939 年时，川康盐务管理局与资源委员会合办了自流井电厂，电力为 500 千瓦，1940 年开始供电，但电推汲卤用电量很大。1942 年元月，开始设计宜宾至自流井间高压输电，赓即施工，并于 1943年 4 月通电，电力 500 千瓦。当时的自贡盐场，用电力推卤者 8 家。1941 年 12 月 31 日，自贡盐场宏源公司开始采用”灶用制盐真空机”制盐试验，建立真空机一联、安装真空锅四口，每口直径 5 尺、高 9 尺，用正德井黑卤试制，产盐 2295斤，耗煤 1800 斤，平均成盐一斤，耗煤八两，比敞锅煎盐节省燃料 50%以上，盐质比火炭花盐还好。取得了成盐迅速、节省燃料、减少人工、盐质甚佳的效果。自贡盐场制盐技术进入了真空制盐阶段①，随后，试办真空制盐和组建各种集体生产公司便不断涌现。

　　1944 年自贡试验盐厂筹办真空制盐，1945 年自贡盐场筹组四川盐业股份有限公司;自贡盐商为改进制盐技术，组建四川、中华、西南等真空制盐公司，为新中国建立后自贡制盐工业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第六，疏通运道，便利运输，修建釜溪河三处堰闸。交通运输是制约自贡盐场盐业经济发展的瓶颈，曾仰丰两次任职自贡对此有非常清醒的认识。

　　早在 1927 年曾仰丰在自流井任川南盐务稽核所经理时，就为解决盐场运输问题，建议将盐井河扳闸(堰)改造为新式船闸，还拟请水利专家美国人陶德任设计，但当时驻军不同意，未能实现。1938 年缪秋杰任川康盐务管理局局长时，认为该河船闸工程对自贡盐场运输极为重要，并约请华北水利委员会觇测设计。1938 年至 1939 年设计井河船闸三处：金子凼、沿滩、邓关，预算 125 万元，由盐场建设费支付。工程由总工程师朱宝岑负责施工，于1939 年底开工，但人事变迁，到曾仰丰调任川康盐务管理局局长时，由于物价上涨，工程被迫停工。曾仰丰于是奔走重庆，向银行界请求贷款，使工程得以继续进行。工程由局长曾仰丰和首席帮办陶守贤指导，朱宝岑总工负责，历时 1 年半，三处船闸终于在 1942 年 5 月洪水期前竣工。

　　1942 年 7 月 7 日举行通航典礼，通航选在”七七”，亦是对抗日救国的纪念。该工程运转后，运量提高 5 倍，若以当时物价估计，每年可省运费 3800 万元。盐场的交通，除公路、桥梁之建设外，曾经建筑过轻便铁路。1939年 12 月，自流井至邓关铺设轻便铁道动工，很快就达至沿滩，但因铁轨不足，仅从东兴寺西官仓一号至沿滩黄天坝官仓，全长 15 公里，于1940 年元月通车运盐，返空运煤。1942 年船闸通航，又因黄荆沟煤矿急需铁轨，只好拆卸他用而停废。黄荆沟煤矿煤产主要用于自贡盐场炭灶，但因运输困难，不能大量运济盐场。除修筑威新、向山、向黄等公路外，浚疏威远河则为势所必行。威远铺子湾至自流井牛角沱，长约 60 公里，1940 年请华北水利委员会勘测设计，1941 年开工，至 1945 年通航。工程期间，款不敷出，超概算(1100 万元)数倍，经总局批准乃向中国、交通二行洽定工程借款 2424 万元，由整理费及征收通过费付还本息。该工程修筑雷家凼、罗家坝、破滩口、鸭子滩、河墩子、廖家堰、高硐、观音滩等双堰船闸九道。原来河道年运量不到 13 万吨，改建后年运煤可达 40 万吨，运量提高 3 倍。

　　四、综观抗战期间曾仰丰在川康盐务管理局局长任上对自贡盐场发展所做的各项努力，与他一贯主张的”裕国、利民、便商”主旨是非常契合的。无论是在继承前任局长缪秋杰发展川盐思路，抑或结合自贡盐业发展情形和增产赶运需要提出的变革主张，都非常深刻地体现了曾仰丰对中国几千年盐务管理悠长与弊端的深刻洞悉，也显示了曾仰丰几十年从事盐政管理的深入思考，更彰显了曾仰丰务实的工作作风和干练的个人能力。关于曾仰丰的研究几乎还是空白，本文仅仅是对曾氏在抗战时期主政川盐大局时为协调川盐增产赶运与自贡地方盐业经济发展实际所采取的一些非常措施进行一番初步的梳理，也是对民国盐务家曾仰丰研究的一种尝试，欲以就教于方家，还请不吝赐教。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0-17 09:4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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