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陪都重庆公务员生活条件如何？（2）
2017-11-14 14:24:06  来源：南方都市报  点击：  复制链接

　　衣无料，公教人员衣衫褴褛

　　战时陪都重庆因纺织工业遭到重创，外援通道又极不畅，衣物的获取亦是异常艰难。据浦薛凤回忆，当时公教人员十之八九来自外省，千里万里辗转流亡，只能携带少许衣服，起初一二年尚不感觉困难，至三四年后，新者已旧，旧者已破，破者已补，补者已捉襟见肘。且亦有因生活困难，早将可售之衣出售，及欲添衣而“一月薪金尚购不到一套旧西装。”帽子也成了奢侈品，“予自己所戴呢帽，即是油腻发光。化成则冬夏光头，笑称时髦。”浦托人从安南代购回薄大衣一件，“幸重庆冬不严寒，尚可勉强支持。皮鞋则因为朝晚步行，特别消耗，所以破旧不堪。”若不幸为空袭所炸，则更是连破旧衣物也无力再添置。“总而言之，战时重庆之一般公教人员，以言衣服，不特极不整齐，亦且近于褴褛。”(《太虚空里一游尘：浦薛凤回忆录(中)》)

　　冯玉祥见其女儿“弗矜穿我的大小袄，有些不雅，想给她买一件黑外套，随便找了一件要800元钱，我们穿不起，还是不买吧。”(《冯玉祥日记》第5册，1940年12月17日)

　　上海交大学生潘君拯自上海至重庆八千余里跋涉，一路所见，“沿途很少穿新衣的。布匹极端困难，连阴丹士林都算奢侈品，要课重税。沿途大中城市的纺织厂都叫鬼子占了”。“当时全国有几百万将士在抗日，解决他们的被服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潘君拯：《从孤岛到陪都——— 抗战时期流亡学生的回忆》，《近代史资料》总117号。)

　　行无车，党国要人滑竿代步

　　战时重庆的交通，显然也不敷分配。罗家伦身为中央大学校长、国民政府赴新疆监察使，没有自己的车，当然也没有配司机。1943年9月他回重庆参加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出行都是靠蹭车：9月6日，“本偕咏霓同进城，因相左，另乘车行，致未及参加开幕典礼”。9月12日，“上午休会，下午公祭林故主席，我因无车不能往，甚为怅怅!”9月14日，“偕咏霓兄进城，彼赴工矿调整处，我即借其车至中民医院接二宝回”。9月19日，“下午梅荪云来约赴歌乐山中央医院探穆藕初先生病，在邮局前候了一小时许未见车到，”后才知是因故未来。

　　一般人的行，则更是麻烦，虽有黄包车，但价钱很贵，山城多上下坡，高低不平，车行速度很慢，晚上车夫休息后，更不易叫上，就只得步行。至于公共汽车，“非常拥挤，车辆又少。自都邮街登车到上清寺，开驶只需二十分钟。但有时站立等候(平常每刻钟一辆)，连三接四，都已客满，故可等候至二小时之久。特别是重庆多雨满街泥泞，谓非狼狈而何。”

　　1942年8月16日，64岁的黄炎培续娶夫人姚维钧，在巴蜀礼堂举行了结婚礼，有张一麐、穆藕初、杜月笙、沈钧儒等130余人参加。次日，黄姚二人由城内往黄桷坪，从清晨出发，下午4点半才到达目的地，路上几经周折：“清晨，偕维钧准备下乡，藕初以汽车由家瑞女士陪同，赴朝天门，家瑞别去。二人带黄昌熙购票坐小汽轮下水，抵寸滩上岸，不意人多拥挤中所带行李较多，未及运完而轮已开，致维钧及一部行李均留船上，余坐江干茶肆读《论衡》，自九时半候至十三时，维钧之轮到唐家沱折回，乃始相聚。……偕维坐滑竿行二十里至黄桷坪，已下午十六时半”。(朝天门至黄桷坪之距离约14公里)

　　1942年10月14日，顾维钧回到重庆，“飞机在长江中一个小岛上着陆”，代表蒋介石的陈仪、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及王宠惠等三十余人前往迎接，随后坐滑竿离开机场。(注意，不是想象中的一长溜黑色轿车鱼贯驶出机场!)“我感到坐滑竿并不舒适，特别是自江边上坡登上几百磴石阶时更不舒服。……滑竿不过是一把没有遮盖的藤椅。当轿夫抬着我上石阶时，我的脚和腿悬在空中，比我的身体还要高。”(《顾维钧回忆录》，5，第91页)

　　1943年8月7日，熊式辉与王世杰等谈公事后回家，“傍晚无车，劳顿不能步行，乘滑竿返汪山，沿途见贫民疾苦及当前轿夫以肩力争生存之惨状，真令人有活地狱之感。”(《海桑集——— 熊式辉回忆录》，第419页)

　　蜀道难，出入交通险境频生

　　战时进入重庆的交通相当困难，潘君拯从上海到重庆，搭过的交通工具有木船、汽轮、汽车和火车。“火车最方便，但筑路费事”;“机车和车辆都是进口的，被敌机炸毁一辆或被日寇抢去一辆就少一辆”。后方筑了不少公路，但路况很差。“从贵阳西去昆明，北去重庆，沿途多险段。……向北要过七十二弯”。西南公路大部是山路，多急弯陡坡，“车辙深，晴天像香炉，雨天像浆糊。大雨以后多滑坡，山上的大石头滚下来压在公路上，阻碍车辆通行;或者一段路面整个滑下去了，公路中断。”汽车上坡时，部分乘客下来推车，徒弟拿着一块三角木，跟在汽车后面，当汽车爬不上坡向后倒退时，赶紧把木块塞在后轮下面，阻止汽车下滑。下坡时更危险，如刹不住车，遇急弯时来不及打方向盘，车子就会冲出路面，坠入深谷。“在七十二弯，从高处往下看，破车随处可见。”当时中国是贫油国，汽车和汽油都是进口的，汽油是军用物资，极其珍贵。当时有一句口号：“一滴汽油一滴血。”在这种情况下，民间用木炭作发动机燃料，车身旁装一个煤气发生炉，内填木炭，点火后用手摇鼓风机送风，然后用燃料产生的一氧化碳气体供给发动机。到站后要出灰，洗布袋(滤清器)，加料，极为繁琐。徒弟辛苦得很。“木炭车马力小，这也是车祸频发的原因之一。”(潘君拯《从孤岛到陪都——— 抗战时期流亡学生的回忆》，《近代史资料》总117号)

　　而到战争结束时，因大批职员、家属急欲离渝返回南京等地，出川交通工具之紧缺，超乎了一般人的想象，只好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有关系的，找高层人员去搞票，据唐纵日记：“今天有三位太太找我帮忙买票。现在的交通真困难，如再不能停战，恢复交通，政府将给人民怨死了!”(《在蒋介石身边八年——— 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没关系或关系不硬的，如沈剑虹的夫人，则只好改坐木船离川：“1946年内子等候飞机票无望，终于携同长女从重庆改搭木船，经三峡抵达南京转乘火车抵达上海，找到了我的老家”。(《半生忧患——— 沈剑虹回忆录》)

　　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铨叙部政务次长、山东省党部主委的王子壮，与其家人的回家之路更是十分坎坷：战后出川交通“异常困难，长江水雷即不能遽扫，以无工具也，到京者今均以飞机，四时余可达，大批人员则有赖车船，此种工具在久困之余缺乏异常，交通当局日在设法，似纷扰将月，尚无结果”。(《王子壮日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版)直到1946年4月初，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机关陆续迁出，职员大部乘飞机，物品则多用木船，“因今年冬春雨水枯竭，江水甚浅，仅有之若干小轮”尚需用来运输军粮。而由于大批人员返京，年前物价还便宜一倍的南京此时却已高过重庆，王子壮一家如回南京安家，整修旧居等至少需款百万，“余何从得此，因与马次长商以能候水涨直接还都为佳，如此可以多运日用物品，免在京多所消耗也。但水涨不知何日”。“人人皆谈回京，而余则有种种困难，京地房子勉强修理可用，但内中家具一无所有，以现时京中物价之昂，非一二百万莫办，余何处筹措。为修房已精疲力竭，只能晚回，候有大船能带些日用物品，赖以节省。……但今年大旱，江水特浅，普通小轮尚须分段，……故惟大轮而能直达者为佳，为天旱所阻，据云最早亦须下月始能达此目的”。

　　物价高，官员生活近乎赤贫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公教人员的生活虽受到严重影响，但还未到难以忍受的程度，因为消费品价格的增长相对缓慢：“最重要的是战争头两年食品价格上涨和缓——— 在重庆仅为8.5%。原因是1938年和1939年国民党地区受惠于大丰收———在当时未被占领的15个省中，收获量高出战前平均水平8%。其他日用必需品，如衣服和住房的价格比食品上涨快——— 例如衣服的价格到1939年年中大约翻了一番。但大多数中国人可以推迟购买新衣服。而住房的费用，除难民群集的城市外，则上涨不大。其结果是在头两年里，大多数人能够承受通货膨胀的影响而不过分困难。”(费正清、费维恺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

　　但到抗战中后期，他们的生活状况日益恶化。这种明显的变化起自1940年，据《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物价史料汇编》所载1937-1941年6月《重庆各项商品平均零售价格表》，从1937-1939年，食品类的价格基本持平，而自1940年起，各种食品价格陡然开始爬升，其中每市斗中等山米1937、38、39、40这几年的价格分别为：1.253、1.203、1.297、7.067元，而到1941年6月更上升到每市斗41.87元，其他主要食品的价格也基本类似。171940年，王世杰在其日记中也多次提到物价问题，十分直观的记录了这一年中米价上涨的惊人速度：

　　3月15日：“物价近日到处猛涨，……据调查，重庆市之物价，如以七七事变时之物价为准(100)，在二十八年一月，尚不过一七〇，到本年一月，则已跃至三八〇以上。(即每一元之实值仅等于战事发生时之二角六分)此事最为可虑”。(《王世杰日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

　　8月9日：“近日物价高涨，……重庆市米价，在政府尽力平抑之下，每市石(一百二十余斤)亦达七十元以上。”

　　11月7日：“物价仍继续高涨。重庆市米价竟于三星期中每市石涨四十元(每市石价达一百二十元)”

　　11月16日：“近日重庆市米价，较诸四星期前，突涨一倍(即由每市石八十余元涨至一百六十余元)。一般公务人员及教员学生均有断炊之虞。今午在蒋先生宅商讨发给公务人员及学校以‘平价米’办法。惟办法不得其人恐亦不易有良结果。”

　　另据易劳逸的研究，“1940年食品价格开始暴涨”，“在1942-1944年，物价每年上涨约237%;1945年仅1月到8月，价格就上涨了251%。”“在1940年，官员工资的购买力已下降到战前水平的大约1/5。到1943年，实际工资跌落到1937年的1/10。虽然他们的境况因每月有米、食油等津贴而有所缓解，但官员们经常生活在——— 用张嘉璈的话说——— 赤贫之中。”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1-14 14:2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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