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歌可泣的根据地银行（二）
2017-12-16 15:25:37  来源：中国金融家  点击：  复制链接

　　战争环境下银行的特殊任务与架构

　　“这些银行是敌后抗日根据地政府领导并出资设立的，是各根据地政府组织机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政府的金融机关，也是根据地全体人民的银行。”马林表示。根据地银行除经营存款，发放农贷，投资工商业，办理汇款外，还接受政府委托，发行本币，代理财政金库，经理公债，买卖金银，开展对敌货币斗争。

　　总而言之，抗日根据地银行的基本任务是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府的政治经济政策，发行货币，开展货币斗争，保护人民财富，稳定物价,支持财政，发展生产，从而巩固抗日根据地，支援抗日战争。

　　“在工作里挽救边区的贫困，用脑和手制造民生的繁荣，伸出金融的力量打击敌人，替边区装上一付铁的神经，像个战士工作，俭朴而认真像个统帅。在经济战线上挺进，边区银行工作者来自大众，为大众我们不怕任何牺牲。”这首《晋察冀边区银行行歌》生动地反映了当时根据地银行的任务。类似这样的歌曲马林会唱很多，斗争中的这些创作也从一个侧面彰显了当时抗战金融工作者的精神面貌。

　　“与这些根据地银行所处地位和担负任务相似的是，这些银行的组织架构也受当时战争环境影响，具有明显的战争痕迹。”马林告诉记者，抗日根据地的银行一般是先建立总行，以便开展工作，然后逐步建立分支机构。如晋察冀边区银行在边区政府所在地设总行，在冀晋、冀察、冀东、冀中行署所在地设分行，在县政府所在地设支行或办事处，县以下根据需要设立营业所或兑换所。由于敌后抗日根据地处在被分割包围的战争环境中，总行由边区政府领导，分支机构既由总行也由所在地的行署和县政府领导。

　　1941年，各抗日根据地为了克服财政困难，生息民力，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实行“精兵简政”，切实整顿各级组织，抗日根据地银行的组织领导也进行了调整。陕甘宁边区银行改由财政厅领导，晋绥根据地的银行也与贸易局合并，改由财政厅领导，山东、太行、冀南、冀鲁豫等地的银行与工商局合署办公。马林认为，这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组织形式是完全必要的，使银行工作与抗日根据地政府中心工作、货币信贷与行政管理、金融与贸易进一步密切结合起来，更加适合战争的情况，发挥了银行应有的作用。但是，这种组织形式下，即使在当时，银行与地方政府在资金使用、货币斗争等问题上有时也存在一些矛盾。

　　另外，苏北抗日根据地银行机构设置一开始就和行政公署财经处在一起。如1942年4月10日成立的盐阜银行附属财经处内，除东坎设有办事处外，其他各县并无银行专门机构。金库主任由财经局局长兼任，发放农贷、收兑金银和伪“中储券”等业务由财税机关代办。又如，淮海银行的机构设置是在政府财经处(局)内设银行科(课)，对外则以淮海银行及其支行或办事处名义开展活动，配备必要的工作人员。当然，这种更为特殊的组织形式，是在已经实行精兵简政、环境极为艰苦，而银行业务又不易开展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具有明显的战争痕迹。

　　抗日根据地的银行内部一般均不设董事会与监事会，重要事项的决定，一种由根据地政府决定，另一种是由根据地政府指派若干人组成的银行委员会决定。例如，陕甘宁边区银行委员会就是该行最高权力机关, 1943年以后，由西北财经办事处兼任。有关业务方针的拟订与监督，货币发行数量的确定与检查，资金的增减，分支行的废立，大额放款和投资，利率的规定，收益的分配等，均由西北财经办事处决定。边区银行设行长、副行长各一人，领导若干，处、科分别负责货币管理、发行、贷款、金库和营业、会计、出纳以及人事总务等工作。

　　抗日根据地银行在加强组织建设的同时，还加强了制度建设。陕甘宁边区银行从1942年开始先后制定了农业贷款章程，定期、活期存款章程，信用、抵押放款章程和货币交换所章程共10多种。会计出纳制度也进一步健全。江淮银行成立初期没有一套完整的会计制度，其会计制度是在借鉴旧银行的会计制度基础上，在实践中逐步完善的。

　　以支持抗战和生产为目的的信贷活动

　　抗日战争期间，各根据地银行建立初期，首要任务是发行货币，开展对敌货币斗争。其次是根据需要和可能，陆续办理信贷业务。一般是先办理机关性往来存款和农业贷款，后办理其他贷款和存款。如晋察冀边区银行，1938—1940年主要是发行边币，肃清伪券杂钞，停止法币流通，确立边币市场，代理金库，垫付财政款;1941年，开始办理水利贷款和农工商业贷款以及合作、救灾贷款，发挥银行调剂金融，支持生产的作用。

　　地处后方、环境相对稳定的陕甘宁边区银行，从1937年到1940年， 其主要业务是吸收机关的部分存款，经营光华商店，积累和壮大资金力量,后来建公营工厂后，陕甘宁边区银行直接投资各公营工厂，并随时给予资金周转。

　　“皖南事变”后，根据地遭受经济封锁，财政困难，陕甘宁边区银行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边区经济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方针，放款范围也在不断扩大。放款主要是对财政、机关单位放款，生产建设放款和商业物资放款三大类。1941-1943年，财政性放款占第一位，主要是弥补财政赤字，解决经费问题;生产建设放款占第二位，主要是配合大生产运动，奠定根据地生产建设的基础。1943年以后，生产建设放款居第一位，说明边区财政好转，经济已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在扩大贷款的同时，陕甘宁边区银行还积极吸收存款，开办了储蓄存款。

　　马林告诉记者，据现有资料分析，当时陕甘宁边区银行信贷业务有三个明显特点：一是存款占放款比例小，1941年末的比例4%，1942年末的比例是10% (如按平均余额计算也只有4%)。二是存款依靠放款(放款未用之前的暂存款)，放款依靠发行。三是放款中大部分是对公营企业和财政部门，具有向企业投资和为财政弥补赤字的性质。因此这种放款收回少，和拨款差不多。这种情况，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的条件下，银行资金来源与资金需要的矛盾，另一方面也说明银行运用放款和发行这种手段，支持生产，支持抗战，贯彻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是完全有必要的。

　　以扶持生产为目的的低利政策

　　根据地银行在贷款中以生产贷款为重点，把支援农业放在首位。据不完全统计，1939—1945年，冀南银行放款总额中农业放款占38.09%。 北海银行放款总额中农业放款占62. 5%，晋察冀边区银行放款总额中农业放款占34.9%。这对发展边区的农业生产、活跃市场、稳定物价、 保障军民需要和支持抗日战争，都起了积极作用。

　　根据地银行生产贷款中农业放款占第一位，是由根据地的经济条件决定的。因为农业占抗日根据地经济总产值的绝大部分，90%以上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当时根据地军民的吃、穿、用和军政费用主要靠农业。因此，发展农业生产是边区党政军民的首要任务。

　　根据地银行的利率政策一贯采取低利，不以盈利而以扶持生产为目的。晋察冀边区银行规定，农业贷款最低为四厘，工业为五厘，商业为六厘。1942年，陕甘宁边区银行放款利率为一分二厘，最高为一分五厘。在战时物价上涨的情况下，低利政策是政府对得到贷款的贫农一种贴补，用于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促进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因此，低利政策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经济政策，也具有中国共产党的阶级路线的内容。

　　可以说，抗战时期各根据地银行成立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支持生产和抗战，随着抗日战争形势和根据地环境的变化，在不同时期，根据地的中心任务有所不同，而根据地银行的任务也会随时调整，无论是银行的任务与架构，还是银行的信贷活动和利率政策，都带有明显的战争烙印。“毛泽东主席曾预测解放战争需要五年左右的时间，后来只用了三年时间就彻底打垮了国民党反动派，这和财经的支持有深切的关系。在抗日战争中，这些银行发挥了可歌可泣的历史作用。”马林如是评价抗日战争时期的这段金融史。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2-16 15:2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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