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降:为什么选择芷江
2015-08-07 15:30:47  来源：新浪新闻  点击：  复制链接

　　从怀化西去38公里，就是芷江侗族自治县。受降坊在芷江城外七里的七里桥，桥是石拱桥，跨度不到100米，桥边一座石碑，上刻“日军投降之地”。七里桥对面，隔着湘黔公路(今320国道)，是世界上惟一一座二战胜利纪念标志建筑——被称为“中国凯旋门”的“芷江受降纪念坊”，纪念坊以白石砌成，四柱三门，造型像一个“血”字，坊上有这样的碑文：“和平未到绝望，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1945年8月21日，正是在这里，侵华日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在此地与中国陆军领导人洽降，并在投降备忘录上签字。如今，受降坊的正式名称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馆。

　　一纸降书出芷江

　　纪念坊是1947年国民政府修建的，受降会场在牌坊北边十余米，是一栋黑色结构的木平房，屋内用木栅分为东西两区：东区墙上挂有孙中山画像，四张木桌围墙而设，桌上桌布雪白，牌子上写着参加洽降仪式的代表姓名：萧毅肃、冷欣、柏德诺、今井武夫……西区只有一张长桌，牌子上写着“记者席”。一切和60年前《宁远日报》记者易君左对现场的描述并无二致：

　　“右面中墙上，是一张很大的，国父半身像，国父像的前面排成弧形的几张桌子，上面仅仅铺着一张洁白的桌布。”对于这张桌布，兴奋的易君左将之形容为“好像是法官的案台”。

　　那一天，所有的新闻记者都似乎处在一种异常的兴奋之中，从易君左的报道中可以看出，会议未开始以前，会议室里有过一度紊乱：“记者席完全被外国记者和他们带来的打字机霸占，而打字机‘达达’的声音立即盖过了来宾的嘈杂。”

　　此时，房间的另一端：“喜气洋洋的中美军官互相道贺，而最突出的是主持会议的中国陆军参谋总长萧毅肃将军和美国代表波特勒将军响亮的笑声。”

　　那一年萧毅肃47岁，是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最信任的将领，也是洽降会议上的重要文件《中字第一号备忘录》的起草人。萧毅肃是代表何应钦坐在这里的，据说，当时何应钦就在板壁后。为什么身为中国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不出席这次会议，一直是抗战历史上的一个话题。但是采访当日，恰逢萧毅肃将军的二儿子萧慧麟专程从美国赶到芷江，向纪念馆捐赠自己所著的《萧毅肃将军佚事》一书，萧慧麟是这样叙述的：

　　“当时日本人的建议是分三区投降：南京、北京和广州。我父亲说，这是谁乱建议。日本的军事领袖中心只有一个，分三区投降，不愉快了找谁?何应钦听说了这个建议之后，就很生气，说不干了。我爸爸说，这个时候怎么可以不干呢?我们也应该提一个议案，提出我们要统一受降。国民政府采取了这个计划，派遣何为统一受降的将领。这个议案是我爸爸写的，所以他顺理成章地被派去芷江协助受降了。去了以后，才知道冈村宁次不来，来的是他的副总参谋长，本着对等的原则，只好我爸爸出面了。”

　　8月21日下午3时20分，今井武夫等洽降代表4人脱帽入室。4人走过空位，对着萧毅肃将军深深一鞠躬，然后如同面对上级长官般挺直地站着。萧毅肃神色严肃地请他们坐下，开始介绍自己与其他中美代表，却并不还礼。萧慧麟解释说，这也是事先安排好的：“中国当时没有受降的经验，日本向国外投降也是第一次。所以当时把德国在柏林投降的方案拿来参考。后来我父亲对我们说，对待日本投降，我们要保持尊严。他们向我们敬礼是应该的，但我们就不必还礼。”

　　洽降过程中，今井一直在使用“停战”代替“投降”。这一点引起了萧毅肃等人的警觉。萧毅肃立即怒斥：“日本无条件投降已成事实，日本天皇已经广播了日军投降诏书，你刚才不用‘投降’而用‘停战’，殊为不妥。”然后促使今井等人交上身份证明，并要求今井出示洽降的授权证明。验明正身后，根据中字第一号备忘录，今井武夫交出了中国战区、越南日军兵力配置图及第一线战斗序列的详细表册。备忘录由工作人员以中、日、英三种语言高声朗读：规定在中国战区内，计中国大陆(东北三省受雅尔塔条约之限由苏军控制)、台湾、澎湖以及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日本陆海空三军应接受命令，向中方指定之受降主管全部投降。

　　关于芷江受降的场面，芷江电视台留有1分多钟从日本东京国家档案馆转录的资料电影。影像中的今井武夫一直在拿一块手绢擦头上的汗，神色悲哀。1976年，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他自己的心情：“为了顾全日本军官最后的体面，我们乘用的MC机是借用总司令官的专机，它饱经战争苦难，不仅漆皮脱落斑驳，而且满布弹痕，越看越觉得寒酸，实在也是万不得已。这就很自然让我想到安倍贞任向接待他的源义冢所诉说的诗句(源义冢是日本平安时代的武将，曾征讨安倍贞任，安倍贞任战败投降，被杀)：饱经岁月苦，线朽香横斜。且顾残衣甲，褴褛难掩遮。战败的我们，前途如同堵着一座黑暗的墙壁，消除不尽绝望的孤独和不安的心情。”

　　盟军第二大机场——芷江机场

　　何应钦在《八年全面抗战之经过》中回忆了选择受降地的经过：

　　8月15日，我最高统帅，致电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指示其六项投降原则，原电如下：

　　一、日本政府已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二、该指挥官应即通令所属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派代表至玉山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

　　三、军事行动停止后，日军可暂保有其武装及装备，保持现有态势，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

　　四、所有飞机及船舰应停留现在地，但长江内之船舰应集中宜昌沙市。

　　五、不得破坏任何设备及物资。

　　六、以上各项命令之执行，该指挥及所属军官，均应负个人之责任，并迅速答复为要。

　　8月17日下午5时32分，冈村复电。这一次，冈村宁次的语气相当恭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阁下，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赐电敬悉，今派今井总参谋长，桥岛参谋2人，率同随员3人，准于本月18日乘机飞至杭州等候尊命，再起飞玉山，敝处使用双引擎发动机一架，并无特殊标识，并请咨照玉山飞机场派员接见，仰赖照料为感。”

　　“委员长接获冈村宁次上述复电后，因玉山机场于大雨后跑道损坏，不能使用，临时决定改为湖南芷江机场，遂于8月17日电饬冈村宁次遵照，旋决定日投降代表来芷江日期及其应当遵守事项。”

　　芷江机场位于城西北的“教场坪”。芷江东邻中方县鹤城区，南接洪江市、会同县及贵州省天柱县，西连新晃侗族自治县及贵州省万山特区，北界麻阳苗族自治县及贵州省铜仁市，因此自西汉建郡以来一直有“黔滇门户”、“全楚咽喉”之称。早在1934年，军事家蒋百里就极力主张“中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空军基地宜设在云南昆明，战时大本营宜设在湘西芷江、洪江一带”。1938年，蒋介石出于西南抗战需要在此地修建机场。1938～1939年，从芷江、麻阳、会同、溆浦、凤凰、沅陵等湘西11个县征集而来的1.9万民工，用了整整一年时间，将这里修建为机场。芷江西临舞水，东靠雪峰屏障，没有铁路，公路穿山凿洞而过，极为崎岖简陋，然而正是这种并不便利的交通条件，在很长时间内使芷江机场处于一种良好的隐蔽状态。二战期间，这里成为仅次于昆明空军基地的“盟军第二大军用机场”。在抗日战争期间，这里是保密的重点。凡是涉及这一机场空军作战及战果的报道，都以“红岩机场”、“湘西基地”、“湘西某地”等代号代替。

　　受降纪念馆馆长吴建宏这样解释芷江机场在当时的重要作用：“芷江的地理位置优越。芷江处于昆明、重庆、南京之中心地带，无论是重庆、昆明派出的中美受降代表，还是南京日军总部派出的乞降代表，乘飞机来芷江都很方便，连最远的南京，乘飞机到芷江也不超过4小时可到达。加之机场跑道保持完好，可供各种飞机安全起降。”

　　然而，之所以成受降地点，最重要的还是芷江厚重的军事背景。“当时芷江机场为中国战区第二大军用机场，又是对日战略反攻的前哨阵地，不仅机场上拥有数百架飞机，具有强大的空中实力，而且在其周围驻扎着大批中国地面部队。这对日本方面来说，本身就是一种军事压力。因此，可以发挥解除日军降使的精神武装，打掉其嚣张气焰的巨大威慑力。”

　　国民政府的考虑无疑是正确的。1945年8月21日，今井武夫第一次见到了传说中的中国芷江机场：“从飞机上方俯视芷江飞机场，只有一条单方向的跑道，并未很好地加以铺装，但是分散隐蔽在各处的飞机却有数百架之多。我在逗留期间看到它们每天冒着季节性的浓雾，日夜不停地起飞降落，与日本空军简陋的现状相比较，不得不惊叹敌方空军实力之雄厚。”

　　驻守芷江机场的是陈纳德率领的中美空军混合大队。1944年，中美空军部队进驻芷江后，陈纳德将军将驻芷空军的作战区域明确划定为“华中特别是黄河以南，平汉铁路以西地区;南京、上海以东地区”。芷江空军除负责夺取制空权之外，还担负着对日军粤汉、湘桂等铁路、公路运输线及长江、湘江、洞庭湖等处水路运输线的轰炸和封锁，切断日军后方补给，阻滞其南下西进和支援中国陆军地面作战。

　　1944年3月10日，美国《洋客》杂志登出了记者肯宁汉在芷江机场的见闻：“混合大队的组织也确是混合编制的，每一种航员与指挥官都有官阶相同的中美人员各一，拟定计划与训练、发布作战要旨均由中美军官联合进行，以便中美混合的航空官兵都能明了确切的指示。”

　　在合作中，中美空军甚至发明了特殊的沟通词汇，肯宁汉饶有兴味地记录了一种叫做“洛格斯”的词汇：“有一天，美籍驾驶员C上尉在B-25轰炸机上身子靠拢一位中国副驾驶，在后者耳边高声叫道：‘我们离目标还有15分钟路程，告诉他们准备。’于是在通话机里响起连串的中国话，它们在我的耳机里，在天电的声音之外，发出如同歌唱一般的高声。这句话似乎是在通知机尾的两中国射击手王、俞两上士的，他们俩都回答‘洛格斯’。‘洛格斯’已经不仅仅表现美国人的气派，而成为一个临时通用的词汇。”

　　现年82岁的王清是益阳二中的退休教师，走进他居住的宿舍，他正在摆弄一架老式英文打印机，那是他60年前为陈纳德做翻译时的主要“武器”。王清还记得，当年中美空军对华东、华中日军作战的飞机都是从芷江飞出去的。飞虎队的主力是两架P-61，称为“黑寡妇”：“以前黑寡妇没来的时候，飞虎队在对日军作战中经常吃亏，但是黑寡妇一来，飞虎队在空中作战再没有吃过亏。”

　　芷江机场在抗战期间所出动的数千架次飞机，屡次成功破坏日本本土和大陆占领区的城市和交通线。为了破坏芷江机场，日军频繁发动对空军基地的轰炸。现年80岁的陈海梧是隆回县的退休教师，60年前，他在芷江机场担任机械师：

　　“日军主要是炸跑道，炸飞机，所以当时用竹子和木头做了很多假的飞机模型，和真飞机一个样子。就摆在跑道附近，所以日军以为他们炸到了真飞机，其实炸的是假飞机。”

　　日军的角度是一种讽刺

　　洽降会谈中，国民政府在芷江为日本代表准备的接待条件其实相当优厚。《中国晨报》记者严怪愚当年曾是湖南报界在现场的两名记者之一，他也是惟一详细描述为日军准备的招待所的记者：“为灰色平房，食宿房屋各一栋，宿处系倒U字平房，共六间，每室备有未加油漆的木椅、木桌、木床各一张，红色门帘，被单皆系新置，且有休息室，朴素而整洁，连日方投降专使人员都觉得中国方面宽大优惠。”但严怪愚也注意到，尽管招待官员确实如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提到的“言行甚至于流露出要警惕不使引起败军使节的负辱自杀”，但一名叫做木村的代表，捧起饭碗时依然“哽咽难食”。

　　吴建宏馆长认为，从日军角度，选择芷江作为洽降地，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讽刺。因为在1945年，正是芷江一战，彻底导致了日军在湘西的大溃退。当时美国《纽约时报》发表评论说：“芷江会战胜利佳音，可视为对日战争转折之暗示”。

　　关于这一场转折性战役，国民党将领白崇禧在《白崇禧回忆录》中这样描述：“敌为保护粤汉、湘桂二路之安全，并破坏我反攻准备，拟占领湘西芷江我空军基地，遂发动湘西会战。”

　　居住在汉寿县的曾岳峰今年78岁，当年，他曾是国民军74军58师174团2营5连3排8班班长，而他打的第一场战斗就是湘西会战中的“雪峰山会战”。雪峰山会战自1945年5月10日打响，是8年抗日战争中的最后一次会战。当年日军的作战目的直指位于雪峰山西麓的中美航空重要基地芷江，故“湘西会战”又被称为“芷江作战”。雪峰山东麓，则成了攻、守芷江的主战场。雪峰山东麓洞口县江口镇青岩村村民肖岩生至今仍然记得湘西会战大反攻时的情景，他回忆说：“那时战斗特别激烈，双方打得地动山摇。我在山上看到，中美空军的飞机一批接着一批地飞到江口、青岩一带轰炸日本侵略者。日军没有任何防空武器，被炸得喔喔直叫，山上到处都是被炸得血肉横飞的日军尸体。8日下午以后，日军像潮水一样溃败了。我没有想到日本军队逃得这么快。”

　　湘西会战历时两月，最终以日军彻底溃败而告终。会战共击毙日军12498人，伤23307人。白崇禧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这场会战做出了总结，他认为胜利的原因之一是湘西地形险峻，易守难攻，在地理上于敌方不利。当时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副总参谋长冷欣认为：“自湘西之战，我军予敌以攻势的彻底打击，并进而克复桂柳。当中美两军正部署乘胜反攻广州之际，日本已经接受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苏四国的《波茨坦宣言》，宣告无条件投降。

　　胜利的喜悦

　　胜利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来了。1945年8月10日，还在昆明的萧毅肃被蒋介石传到南京开会，讨论总反攻的问题，开着开着，得知日本即将投降。一开完会，萧毅肃就赶快回到重庆家中。一年都不回来一次的父亲忽然回到家中，萧慧麟和母亲都喜出望外：“那天我爸爸好高兴，他一进门说日本投降了，当时我家住在重庆市凯旋路，我妈妈高兴地说——这回真是凯旋路了。”

　　市民们是从报纸上得到消息的。《中国晨报》记者严怪愚记录下了那一瞬间：“8月15日，当时在安江出版的《中央日报》发出号外，说日本已经无条件投降，安江全镇轰动，镇民及安江纺纱厂的工人的欢乐，几乎到达疯狂的程度。”

　　79岁的镇民刘道明当时还是中学生，他看到了一生中见到过的最大的收音机：“一听说抗战胜利了，大家都跑到街上去。你知道过去有那种美式收音机，那么高，大概有两米;要几个人抬。那天几个人从柳树坪抬起，然后就满街游啊，当时播报的是日本天皇念的《波茨坦宣言》。芷江街上的爆竹渣好厚一层。”

　　8月21日的洽降会，就是在这样的狂欢中召开的。当年的芷江师范学生夏海滋说，那一天为了能看到洽降飞机着陆后的盛况，他和几个同学爬上芷江师范校园的大树上远眺飞机场：“只见1架、2架、3架，数不清的飞机陆续起飞，然后两架编成一组，环绕芷江的天际飞行。”接着，和《宁远日报》的记者易君左一样，他看到了彩虹，“远方的天空还有晴朗的一角，阳光下西方的米公山头，奇怪的是，还有雨，可是在东方的云幕上出现一道七色彩虹。”

　　易君左在报道中写道，那天“一个外国记者伸出拇指，说：中国的虹，中国的吉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