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老兵亲历南京受降 称会场要求“勿侮辱日方代表”
2015-10-09 16:02:31  来源：华西都市报  点击：  复制链接

　　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军校礼堂举行，这是中华民族近百年来抵抗外来侵略的第一次胜利。

　　时任新六军14师40团第一营少校营长的赵振英，当时是投降签字仪式会场内外警戒工作的负责人，也是当时“会场内唯一能自由走动的人。”

　　时任宪兵十团中尉排长的于文瑞则作为带班警卫，带领3名宪兵站在日军投降签字仪式会场签字台出入口，负责警卫工作。

　　“亲历南京受降，这是中国参战军人的最高荣耀。”两位老人说。

　　2014年7月7日，在纪念卢沟桥抗战爆发纪念仪式上，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接见了坐在轮椅上的抗战老兵赵振英，并和他握手。

　　“中国虎”受降

　　全美械装备震慑日本人

　　赵振英所在的新六军，被称为“王牌中的王牌”，军长廖耀湘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在缅甸的对日作战当中，新6军作战勇猛，曾经获得了“中国虎”的美称。

　　1945年8月，抗战已接近尾声时，蒋介石要求新六军进驻南京。他想用这支全副美式装备的“中国虎”，向投降的日本人展示中国的军威。

　　也正因为如此，在日本投降之后新6军被指定为收复南京的第一支部队。

　　此前在湖南芷江，赵振英所在的新六军还负责了日军恰降等相关工作，1945年8月28日，赵振英的第一营从湖南芷江飞往南京。

　　“我们8月底到南京，负责守卫南京的大校飞机场。我记得很清楚，大校飞机场附近有很多老百姓，他们都拿着锄头、镐向我们招手欢迎。”赵振英说，作为少校营长的赵振英随后被上峰委派，负责1945年9月9日日军投降签字仪式会场的警戒工作。这个任务被当时的广大将士视为“中国参战军人的最高荣耀”。

　　此后，赵振英率领第一营开始为受降仪式忙碌起来。而他作为会场警戒部队的最高长官，为了彰显国威军威，还专门提前到会场附近的一家裁缝铺，订做了一套马裤制服，并临时订制了一双马靴。

　　1945年的9月初，包括于文瑞在内的30名宪兵及其他一些官兵，也乘飞机飞往南京。

　　于文瑞说，当时对于30名宪兵的选拔标准是只有班长以上衔级的才有资格参加，而且要求人精明强悍、机智勇敢、应变能力强，仪表出众。作为中尉排长的于文瑞在部队成绩非常好，很幸运地当选。

　　于文瑞说，当时经过4个多小时的飞行，运输机飞抵南京上空，盘旋一周徐徐下降。

　　“当时我们是战刀出鞘，子弹上趟，以防万一，”于文瑞说，“当时日本投降情况还不是十分明朗，入选的又都是级别较高的宪兵军官，所以要求他们降级扮成普通宪兵。因为担心日军投降之后做出孤注一掷的举动，而实际上，日军官兵见到中国人都毕恭毕敬。”

　　在赵振英和于文瑞来到南京的那一刻起，他们的命运就和彪炳抗战时的重要时刻连接起来。

　　警卫负责人

　　全场唯一可以自由走动的人

　　赵振英回忆，投降签字仪式的地点在南京中央军校的大礼堂。从礼堂门口一直到外面的大街上，每隔50米，就竖着一根旗杆，用蓝白相间的布条包裹，旗杆上挂着同盟国中、美、英、法、苏的五面国旗。

　　“每根旗杆下，都站着一个全副武装、精神抖擞的第一营士兵，他们身着绿色卡其布美式军装，戴着钢盔与白手套，背军用背包，手持美式冲锋枪。为了防止走火，士兵的枪膛里并没有上子弹。”赵振英回忆说，“我当时站在日本七个投降代表大概左后方的位置。”

　　赵振英说，这些士兵的人数与站位，是他前一天就安排好的，并经过了再三演练。

　　受降地中央军校也作了专门布置，大礼堂正门上悬挂着中苏美英的国旗，正门上方的塔楼上嵌着一个巨大的红色“V”字以示胜利之意，下面悬着一块红布横幅，上面贴着“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会场”14个金字。正门和其他出入口均有新六军战士和宪兵守卫。

　　于文瑞说，作为带班警卫，当时在现场他也是要听从赵振英的指挥，当时他带领3名宪兵站在日军投降签字仪式会场签字台出入口，负责警卫工作。

　　如今于文瑞老人回忆起当年的情景还能记得起赵振英给他下的命令，但赵振英却记不起于文瑞了。

　　赵振英说，在在签字仪式的10多分钟里，他是会场里唯一能够自由走动的。而他的任务，就是时刻注意部下的军姿，防止出现意外。

　　亲历现场

　　当时的日本人就跟丧家犬一样

　　赵振英会议说，仪式从当天9点左右开始。8点52分，时任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等5人，走进会场落座。8点58分，日本投降签字代表、驻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茨及参谋长小林浅三郎等人步入会场，站在签字台后面，向中方人员深深一鞠躬后，落座聆听“受降宣言”，而后，由指挥官命令他们签字。

　　“当时他们把帽子摘了下来，放在桌子上，低着脑袋、哭丧着脸。”赵振英说，投降签字仪式开始时，冈村宁茨让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将大本营发给他们的那个投降书，恭恭敬敬地送到何应钦面前，何应钦看了看后，用毛笔蘸了蘸墨水，签下日文和中文各一份，再由中国陆军总参谋长萧毅肃交给冈村宁茨。冈村宁茨双手捧接后，低头阅读，小林浅三郎则在一旁给他磨墨。

　　“冈村宁茨看完后，取笔蘸墨，写上自己的名字，然后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枚印章，盖于名下，但因他实在太紧张，印章盖歪了，露出尴尬难看神色，最后降书由小林浅三郎呈交给何应钦。”赵振英说，当天上午9点10，中国战区日本投降仪式完毕，整个过程大概十多分钟。

　　于文瑞回忆说，当时的日本人就跟丧家犬一样，低着头、弓着身子进入会场，见到中国人都双手贴膝鞠躬。

　　“那时的感觉，就是两个词：光荣、扬眉吐气。”于文瑞说。

　　“受降仪式结束后几天后，南京举行军民大庆祝活动，军民上街游行，全南京是锣鼓喧天、彩旗飘扬。”赵振英说，“我还记得，在游行的队伍中，曾骑着一匹大马，走在第一营的队列最前面，现在想想真的是很威风。”

　　2014年7月7日，在纪念卢沟桥抗战爆发纪念仪式上，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接见了坐在轮椅上的抗战老兵赵振英，并和他握手。

　　文物为证

　　抗战受降典礼邀请函注明：勿侮辱日方代表

　　南京受降，是中国抗战最荣耀的时刻，如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辟专区展陈当年受降典礼现场使用过的桌椅以及一份极为难得的受降典礼邀请函。

　　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受降典礼”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举行。抗战馆展区内有“南京受降现场的桌椅”，桌子上还摆放着笔墨，墙壁以日军呈交降书的大幅照片为背景。

　　在展区的另一侧墙壁上挂有一个电视屏幕，滚动播放当时南京受降的影像。

　　在屏幕相仿展示的一份受降典礼邀请函，上面著名受邀人为苟吉堂。

　　苟吉堂，抗战期间历任第31集团军参谋处长、第29军副军长、第3方面军副参谋长等职。作为抗日有功人员，被授予光华奖章、忠勤勋章、云麾勋章等。美国政府授予他美国自由勋章，以表彰他在二战期间对盟军的贡献。

　　在中国战区受降典礼上，苟吉堂以国民革命军第3方面军副参谋长的身份，手持邀请函，应邀参加了在南京举行的中国战区受降典礼。这份邀请函为白色信封封装，内附邀请函、注意事项各一页，以及红色的入场证。

　　在注意事项一页当中，对会场纪律进行了明确要求：勿对日代表有侮辱之言语及行为;签字进行中不得吸烟、任意离座、谈笑喧哗;军官穿着黄色军常服，文官穿着中山装或西服，摄影师勿靠近签字人拍照，新闻记者非经许可不得包围降使发问等。

　　据悉，由于“南京中国战区受降典礼邀请函”存世数量很少，是关于南京受降为数不多的重要物证，系“国家一级文物”。华西都市报记者王国平

　　附：

　　赵振英简介

　　年龄：98岁

　　番号：新六军14师40团第一营

　　职务：少校营长

　　重大事件：亲历芷江洽降及南京受降仪式，1945年9月9日南京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担任会场警戒工作的负责人。

　　从军经历：黄埔军校14期学员，1939年加入54军，1944年任中国驻印军第14师40团1营营长，后归辖新六军。

　　于文瑞简介

　　年龄：100岁

　　番号：国民革命军宪兵十团

　　职务：中尉排长

　　重大事件：亲历芷江洽降及南京受降仪式，并担任南京受降仪式现场警卫。

　　从军经历：1937年考入南京宪兵学校第七期，毕业后分配至国民革命军宪兵十团。

责任编辑：刘文庆 最后更新：2015-10-09 16: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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