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无条件投降”吗？
2015-11-14 17:34:20 来源：作者：冯玮 点击： 复制链接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向议会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国投降。 （新华社/图）
日本的“皇国意识”并未因战败而被清除。2000年5月15日，时任日本首相的森喜朗公开宣称：“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的国家。”2013年4月28日，安倍在“主权恢复日”三呼“天皇陛下万岁”，就是明证。
“知道”（nz_zhidao）告诉你为什么“波茨坦公告”是“促令日本投降”而不是“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发表《大东亚战争终战之诏书》（简称《终战诏书》），宣布接受《美英中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简称：《波茨坦公告》）。
同年9月2日，日本天皇和政府代表重光葵、武装部队代表梅津美治郎在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向同盟国签署投降书：“我们兹宣布日本帝国大本营及在日本控制下驻扎各地的日本武装部队，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
为什么“波茨坦公告”是“促令日本投降”而不是“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是省略的表述还是两者含义确有不同？《波茨坦公告》本身是否设有条件？日本接受该公告是否提出了“条件”？澄清这一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历史真相，而且涉及为何战后日本总是拒绝反思侵略历史的原则问题。
不仅仅是表述上的差异
战至日本无条件投降，曾是盟国对日作战的基本原则。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首脑发布的《开罗宣言》明确提出“三大盟国将继续坚忍进行其重大而长期之战斗，以获得日本无条件投降”。但值得注意的是，中美英三国1945年7月26日发表的《波茨坦公告》的措辞，和《开罗宣言》相比有微妙变化。《波茨坦公告》共13条，其中第5条规定：“以下为吾人之条件，吾人决不更改，亦无其它另一方式。犹豫迁延，更为吾人所不容许。”第13条规定：“吾人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诚意实行予以适当之各项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
必须强调，《开罗宣言》的“日本无条件投降”和波茨坦公告的“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不仅仅是表述上的差异，而是对日政策上的差异。因为，在此期间，美国统治阶层对如何处置天皇和天皇制，经历了激烈争论，在政策上发生了不容忽略的变化。
一开始想保留天皇制
1942年8月，美国国务院特别调查部设立了以克拉克大学乔治·布拉克斯理博士和哥伦比亚大学胡格·博顿博士等远东问题专家为中心的研究班子，着手研究战后对日政策问题。据博顿回忆：“国务院在1942年秋首先选择的研究课题有……是否应保留天皇制？如应保留，那么是否应限制天皇的权力？如应限制，又应限制到何种程度？”
1943年5月25日，美国国务院战后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成员科威尔，递交了一份题为《日本天皇的地位》的报告，强调保留天皇制符合美国的利益。报告强调，“天皇制是极为有用的财富，不但是促进国内稳定的利用对象，而且是导致盟国对日政策能取得预期变化的利用对象。”
1944年3月4日，胡格·博顿主持制定了题为《天皇制》的文件，主张保留天皇制。该文件于同年5月9日作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PWC-116d号文件提出。
1945年9月2日，在东京湾“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的日本向盟军投降仪式。 （新华社/图）
“天皇地位未定论”最终占了上风
1944年5月，原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取代胡格·博顿出任远东司司长。老奸巨猾的格鲁提出了既不明言保留、也不明言废黜天皇制的“天皇地位未定论”，并获得前国务卿赫尔的支持。他们认为，提出“天皇未定论”有三大裨益：第一，能缓和美国内部主张废黜天皇制的“强硬派”和主张保留天皇制的“稳健派”的矛盾；第二，能令日本政府感到“国体”能否“护持”尚无定论，并使日本左右两种政治势力同时对美国寄予期望；第三，能使美国根据日本战后的政局，采取灵活的政策和策略。
1945年7月2日，陆军部长史汀生组织拟定了一份关于战后处理日本的草案，史称“史汀生备忘录”。这份备忘录成为美国提出的《波茨坦公告》草案，其中写道：“可以容纳一个现王朝统治下的君主立宪制。”但是，“公告”草案遭到国务院和主张废黜天皇制的军方“强硬派”激烈反对。7月6日，助理国务卿麦克利什向刚刚就任国务卿的詹姆斯·F.贝尔纳斯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强调：“无论天皇现在对我们会多么有用，他都可能是今后一代人最大的危险源。”7月14日，参谋长联席会议联合战略评估委员会建议删除“公告”草案中关于保留天皇制的内容。
7月16日，美国在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沙漠成功进行了原子弹爆炸试验。原子弹爆炸成功，为“强硬派”增添了一个重要砝码。迫于“强硬派”压力，7月17日，国务卿贝尔纳斯建议删除“公告”草案中保留天皇制的内容并获得杜鲁门总统的同意。7月18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根据杜鲁门的意见提出，将保留天皇制的内容改为“日本国之最终政治形态，由日本国国民自由表明之意愿决定”。这一内容后体现于《波茨坦公告》第12条。原先决定明言的“保留天皇制”，改为“天皇地位未定”。
日本外相对公告的解读
1945年5月8日德国投降后，如何实现“体面媾和”正式提上了日本最高统治阶层的议事日程。1945年7月7日，天皇裕仁亲自向铃木首相提议，派遣执天皇亲笔信的特使前往苏联。”在裕仁的《天皇独白录》里，他对所以作此抉择这样写道：“所以选择苏联进行斡旋，是因为其他国家皆势单力薄，即使进行调停，仍有遭英美压制，难免最终无条件投降之患。若是苏联从中斡旋，则其既有实力，又与我有缔结中立条约之情谊。”
另一方面，日本通过其他途径通过透露底线进行试探。7月7日，美国驻瑞典公使致电国务卿贝尔纳斯，称日本驻瑞典使馆武官小野寺信少将向瑞典亲王伯纳多特表示，保留天皇制是日本唯一投降条件。
日本的“试探”并未获得正面回应。7月26日，《波茨坦公告》颁布。翌日，日本外相东乡茂德在他的“外交手记”中记述了他收到公告的直感：“我通读了由美国播送的本公告。由于公告写道‘以下为吾人之条件’，因此十分显然，盟国并没有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同时，东乡茂德还在“外交手记”中记载了当天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讨论如何回应《波茨坦公告》的情况：“与会者达成了待苏联有了明确态度后再作处理的一致意见……政府对公告不表明任何意见，由情报局（按：战时掌控媒体的机构）指导报纸等媒体尽量以不醒目的方式刊出，低调处理，并由事务当局对公告进行删节后发表。”
7月30日，首相铃木贯太郎在记者会上表示：“我认为三国公告重申了开罗会议精神。政府并不认为它有什么价值，因此予以‘黙殺’（英语被译为ignore即“无视”）。我们将朝着继续进行这场战争的方向迈进。”
原子弹和苏联出兵
见日本“无视”《波茨坦公告》，美国决定按照既定方针使用原子弹，彻底摧毁日本的抵抗意志。1945年8月6日上午8点15分，B-29型轰炸机“爱诺拉·盖”号在广岛投下了代号为“小男孩”的第一颗原子弹。原子弹在距地面近600米处爆炸，强大的光辐射、冲击波将大量建筑夷为平地。放射性污染更对该地区进行了持久的伤害。
当天夜晚，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了“投弹声明”：“7月26日在波茨坦发出的最后公告，是为了拯救日本国民使之免遭灭绝。但是，他们的领导者却断然拒绝接受这一公告。”
8月8日上午11时，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苏联大使佐藤尚武，称由于日本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通过苏联进行和平斡旋的基础已经丧失，苏联将和日本进入战争状态。8日，核物理学家仁科芳雄等人前往广岛现场考察后向政府提交报告：“确实是原子弹。”9日上午11时，美国向长崎投下了代号为“胖子”的第二颗原子弹。两颗原子弹先后造成约14万人和7万人死亡。同一天，苏军展开代号“八月风暴”的军事行动，由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指挥苏联红军远东三个方面军，从三个方向对日本关东军发起攻击。当天，首相铃木贯太郎表示：“今晨苏联开战使我们陷入绝境，继续战争已不可能。”
日本接受公告
8月9日，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就提出“护持国体”一个条件，还是再附加自主撤兵和复员、自主处罚战犯、对占领不予保障三项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进行讨论和表决，结果首相、外相、海相主张只提1个条件，陆相、参谋总长、军令部总长主张提1+3个条件。铃木贯太郎首相遂禀报天皇：“仰圣上根据圣虑作出决断，并以之作为会议决定。”天皇裕仁遂作出了“第一次圣断”。天皇侧近内大臣木户幸一再他的日记里记述了天皇的“圣断”。“十一时五十分至翌日二时二十分，在御书房附属室举行了御前会议。根据圣断，决定以外务大臣案，即仅以确认皇室和天皇统治大权为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
10日凌晨3时，日本内阁通过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决议。10时，外相东乡茂德向美、英、苏、中四国发出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电文：“帝国政府注意到，昭和20年（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首脑共同决定并发表、尔后苏联政府签署的对我国的公告（即《波茨坦公告》）所列举的条款中，不包含变更天皇统治国家之大权的要求。基于这一理解，帝国政府接受上述公告。帝国政府相信，上述理解正确无误。切望即刻对此表示明确意向。”
8月11日下午，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代表美英中苏四国作出答复：“对虽然接受《波茨坦公告》，但同时认为‘公告所列举的条款中，不包含要求变更天皇统治国家之大权之要求的日本国政府的通告，兹阐述吾等之立场如下：日本国之最终政治形态，当按照波茨坦公告，由日本国国民自由表明之意愿决定。”即再次重申了《波茨坦公告》“天皇地位未定”的立场。
8月13日上午，日本再次举行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核心组成员会议，对是否接受盟国要求进行表决，并再次形成如8月9日会议翻版的三人赞同、三人反对的结果。
8月14日上午10时50分，日本最高当局举行战时最后一次御前会议，由天皇“第二次圣断”，接受《波茨坦公告》。当天，日本政府致电美英中苏四国：一、由天皇颁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的诏书；二、重申为了实施《波茨坦公告》的各项条款，由天皇授予日本政府和大本营执行美英苏中四国上述要求的权限。日本东亚历史文化学会会长、国立山口大学副校长纐纈厚指出：“在败战决定过程中的‘圣断’，不仅成功地护持了国体，而且还成功地使天皇制国家的内核保留至战后。”
尊重“日本国民自由表明之意愿”？
1945年12月，日本舆论调查研究所就天皇制的存废进行了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支持保留天皇制的高达91.3%。但天皇制的保留，究竟“由日本国国民自由表明之意愿决定”，还是由美国利益决定，值得探讨。
毋庸赘言，保留天皇制并不意味免于追究天皇裕仁的战争责任。1945年9月12日，在埃德温·赖肖尔博士主持下，美国政府三院部协调委员会附属远东政治性军事问题分科委员会，拟定了一份题为《关于日本天皇及天皇制的处理》的文件，主要内容：（1）可以预料，若天皇在位期间或退位后，由盟国强制性地将其作为战犯进行审判，将引起全体日本人的反感，扰乱占领军的各项工作。但是，若在占领期间天皇自发性地主动退位，国际军事法庭可以对天皇的战争责任进行研究，若证据确凿，应予以起诉。（2）若天皇在占领期间死亡或退位，即位者应让日本方面选定。可能由其长子、12岁的皇太子即位，由他人摄政。若如此，则其应和现任天皇一样，在听令于盟军最高司令官的前提下发挥作用。
1945年8月8日，美国、英国、苏联、法国签署了作为《关于控诉和惩处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定》附件的《欧洲国际军事法庭条例》（通称“纽伦堡审判条例”）。1946年1月19日，盟军总司令部宣布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并颁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条例》（通称“东京审判条例”）。然而，这两个作为审判甲级战犯法律依据的条例，有一个显著差别，即《欧洲国际军事法庭条例》明确规定，“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道罪，是国际法中的罪行，犯有此等罪行的人，包括国家领导人，不得享受‘国家豁免权’的保护，必须为此承担个人责任”。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条例》则没有这项规定。为什么有此差别？东京审判结束后的记者会上，澳大利亚籍审判长威廉·卫勃的表述就是答案：“天皇的权威在终结战争时已得到毋庸置疑的证明。同样，在发动战争时天皇所扮演的显著角色也为检方所阐明。但是，检方同时明确表示对天皇不予起诉。”完全由美国主导的检方为何不起诉天皇？美籍首席检察官季南明确告知：“使天皇免受审判是盟国的政治决定。”
美国驻日盟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不追究天皇裕仁战争责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46年1月25日，麦克阿瑟致电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强调“……如果认为应将天皇作为战犯进行审判，那么必须对占领计划作极大变更。如是，那么在开始实际行动之前必须做好一切必要准备。毫无疑问，对天皇的控告必将在日本国民中引起极大振荡，其反响之烈，不管我们如何评估都不会过分。天皇是凝聚所有日本人的象征，将他清除就是使日本这个国家崩溃。”
麦克阿瑟反对追究天皇裕仁战争责任的立场，与他的军事秘书波纳·费勒斯准将的影响有直接关联。波纳·费勒斯在战前曾跟随日本惠泉女子大学校长河井道子学习“武士道的精神和天皇制”，他向麦克阿瑟递交了一份意见书，强调：“在我军实现无血进驻日本时，需要获得天皇的帮助。由于天皇的命令，700万日军士兵放下了武器，迅速解除了武装；由于天皇的命令，避免了700万美军士兵负伤，战争的结束超乎预期。如果一边利用天皇，一边将天皇作为战犯进行审判，对日本国民是一种违背承诺的行为。因为，包括天皇在内的日本国民，接受了明确表示保存日本国体的《波茨坦公告》。如果将天皇作为战犯加以审判。日本政府将会瓦解，各地的暴动将会此伏彼起，并引起日本国民暴动。即便他们没有武装也难以避免发生流血惨案。为此，需要有大量占领军和数以千计的官员去应付，从而势必导致日本国民感情的恶化。”第二天，波纳·费勒斯又递交了一份意见书，作了三点补充：“第一，若废黜天皇，可能在日本引发革命。第二，华盛顿若将天皇作为战犯送交国际审判，必然引发日本全国性暴动。白人在特别警戒区之外必然会遭到暗杀。第三，始料未及的战败，已使日本国民感到耻辱。能够依赖作为精神领袖的天皇，是日本国民唯一的安慰。”
同时，美国也非常清楚日本的“皇国意识”和“大和民族优越论”的危害。1946年1月1日，由“盟总”授意，天皇裕仁发表了自行否定“神格”的《振兴国运之诏书》，称“朕与尔等国民之纽带，始终以相互信赖和敬爱而缔结，既非由单纯神话及传说而形成，亦不以天皇为现御神，本国国民是优越于他民族之民族，赋有支配世界之命运的虚构观念为基础。”该诏书因而以“人间宣言”闻名。
拒绝承认侵略的关键
但是，日本的“皇国意识”并未因此而被清除。2000年5月15日，时任日本首相的森喜朗公开宣称：“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的国家。”2013年4月28日，安倍在“主权恢复日”三呼“天皇陛下万岁”，就是明证。
2013年4月23日，日本首相安倍在国会答辩时称，“‘侵略’的定义在学术乃至国际上都没有定论，取决于看待这个问题的是哪一方。”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社论，质问：“为什么德国可以诚实面对历史，与欧洲团结起来，而日本一些人却不能承认侵略史实？”这实际也是许多人的疑问。日本不能“以德为师”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天皇制和旧政权的保留，是日本某些人长期拒绝承认侵略、拒绝正视历史的关键因素。这也是我撰写拙文的原因。
责任编辑：雷攀 最后更新：2015-11-14 17:3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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