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9日,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大礼堂迎来了它最重要的时刻——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这里向中国政府呈交投降书。
担任警卫参谋的王楚英,当时负责受降典礼的内外布置。他清楚地记得,从中山东路黄埔路口一直到礼堂外1200米,每隔50米竖着一根旗杆,挂着中、美、英、法、苏五面国旗。每个旗子下站着两名宪兵,两名新六军武装士兵,一直到大礼堂门口。
“上午9点,冈村宁次在受降书上签下‘冈村宁次’四个字,然后盖下了图章。”王楚英告诉记者,“当时现场的一千多人应该都看到了,冈村宁次的手一直在抖。”
受降仪式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二十分钟,但意义重大。“八年里,我们浴血奋战、团结一心,才赢得了最后的胜利。这是全中华民族的胜利,也是全世界的胜利!”说起当初的心情,王楚英依然慷慨激昂。
王楚英1923年出生在湖北黄梅,是中国远征军老战士。据老人回忆,他14岁参加淞沪会战,之后随部队转战皖南。1939年考入中央军校17期,1941年毕业后,到云南作战。随后参加入缅远征军,组织华侨抗日志愿队,后任史迪威的联络参谋兼警卫队长。1944年,王楚英调任新六军14师作战科长。
1945年8月,他到昆明美军参谋指挥学校受训。“8月初的一个晚上,我们正在礼堂看电影。九点半左右,美国一个教官跑过来,大声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日本投降了!’礼堂里马上沸腾了,伴随着欢呼声与叫喊声,全场的帽子都飞上天了!”回忆这一场景时,王楚英依然激动不已。
“我从来不喝酒,但那天也被人灌醉了。在昆明街头,哭喊着拥抱,敲锣打鼓狂欢。”王楚英继续回忆说,“城里的老百姓原本都在睡觉,后来也都被我们吵起来跟着敲锣打鼓,放鞭炮庆祝。”
老人说,胜利狂欢后的第二天,他就接到军长廖耀湘的电报,要他马上回芷江军部。到芷江后,廖耀湘对他说:“你不要回昆明了,有任务。”
紧接着,王楚英以警卫负责人的身份,亲历了中国战区日军从芷江洽降到南京签降的全过程。
1949年,王楚英前往台湾,1954年回到大陆,此后在南京市城建局勘测大队工作了24年。如今,他在南京城西的一处居民小区安度着晚年。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07-16 15:5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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