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出这一电稿的人名叫徐怨宇,多年以后,他回忆起那一幕时,增加了一个细节:“飞机沿长江东飞。到了金口,我伏在两位驾驶员中间,不一会,看到江汉关钟楼迎面而来。我对驾驶员说:‘可不可以绕三镇一圈,给在日军统治下的同胞们一个消息?’他们点点头,以鲇鱼套至青山这段江面为径,围着三镇飞了两圈。我俯身看到,鹦鹉洲、龟山还是漫草秃岭;武昌汉阳门和长街(现解放路)上人迹稀稀,黄鹤楼(当时是奥略楼)台阶前有几个荷枪日军望着天空,曾家巷等一些地方几乎一片瓦砾……再看汉口江汉关前,距日军哨兵不远处有几个人力车工人放下车来,跳跃着向飞机挥动草帽,显然在大声欢呼。”
这是第六战区前进指挥所的飞机,机上载了4名随军记者,以时任中央社恩施分社主任的徐怨宇为首(当时湖北省政府驻在恩施),他将要记录“接收武汉”的历史时刻。
飞机降落前,机上众人不知日军是否诚心投降,徐怨宇和大家一起,将手枪上了膛。
降落后,日军殷勤招待,布置了仪仗队,准备了烟酒糖果点心等。徐怨宇看见日方准备的小车上插了太阳旗,就示意一名副官带两名宪兵,拔掉了太阳旗,日本司机怒目而视。
日本人带来了“登革热”
车队出发,先到三元里附近的“樱花食堂”(今二中附近)休息吃饭,“一进门,就发现二三十名穿着和服的青年妇女头也不抬地跪在两旁的地板上,让我们从她们的夹道中走过。”
饭后,车队驶入怡和村(今解放公园路上)前进指挥所驻地。徐怨宇当即督促架起电台与重庆通报,发出了本文开头引用的那则新闻报道。
到武汉的几天里,徐怨宇看到了这样一些景象:入夜后日军卡车调动频繁,明显是在抢运和转移重要物件;日本军人一旦落单就受到市民打骂;街头破败,市民大多衣服破烂面有菜色,一些穿着体面、营养不错的家伙,无不忧心忡忡。
9月1日,他到汉正街去找亲戚。想不到汉正街上,竟然大多数商店没有开门,不少店门上贴着这样的字条;“全家生病,暂停营业。”原来武汉爆发了“登革热”,汉口已有60%以上的人传染上了,主要症状就是发烧,终日不退,不思饮食,死亡率不高。
当晚,徐怨宇和指挥所的几个人员都发起烧来。日军联络部长告诉他们:“登革热”是热带森林地区特有的一种细菌感染,武汉这场疫症的发生,是从菲律宾调到汉口的日军某师团带进来的,日本人自己也不能避免,但他们恢复较快,不是用药物医治,而是大吃鸡鸭鱼肉,增强体质来对抗。
受降仪式历时9分钟
9月17日,前进指挥所将受降命令修正本交日军冈部直三郎大将,命令9月18日下午3时在汉口中山公园受降堂举行仪式接受日军投降。
受降堂设在中山公园张公祠内。此祠是清朝湖广总督张之洞第13个儿子张仁蠡任日伪汉口市市长时,为纪念其父在鄂功德所建平房式祠堂。国军进城后,铲掉“张公祠”匾额,换上了“受降堂”三个金字。
9月18日早晨,从怡和村往中山公园去的马路两旁,布满了岗哨。中山公园内一片寂静,只是在公园西北角的那块大草坪上,拥满了军政头面人物,还有几个美国军官夹在里面。
9月18日下午3时,中方受降长官———第六战区司令孙蔚如将军等来到受降堂。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冈部直三郎大将等4人,乘坐一辆插着小白旗的黑色轿车按时到达中山公园,被除下军刀,立正脱帽向中方受降官敬礼。
仪式上,孙蔚如将军将“第一号命令”交给日方冈部直三郎,冈部签字。据此命令,中国军队解除了武汉地区二十余万日军的武装。接收局、厂、仓库三百余所,获取枪炮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不可胜数。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07-27 16:3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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