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香港受降仪式的台前幕后
2018-12-21 08:48:58  来源：中国论文网  点击：  复制链接

　　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与英国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每一个有爱国心的炎黄子孙都不会忘记这一天,它是近代史上的第一个国耻日!也就是《南京条约》,清政府屈辱地把香港割让给英国,从此让香港开始了长达157年的殖民统治!

　　1941年12月8日,日本在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同时,挥军进攻香港。从此,香港经历日占时期3年零8个月的苦难。1945年,随着美国在广岛、长崎投掷两颗原子弹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随后1945年9月2日的东京受降仪式在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美国驻日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向全世界人民发表讲话:“今天,枪炮沉没,一场大悲剧结束了,一个伟大的胜利赢得了。天空不再降临死亡,海洋只用于贸易,人们在阳光下可以到处行走。全世界一片安宁和平,神圣的使命已经完成……我们体验了失败的痛苦和胜利的喜悦,从中领悟到决不能走回头路。我们必须前进,在和平中维护在战争中赢得的东西……”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谁来收复日本占领后的香港?成为中国、英国和美国三个主要对日作战同盟国暗中较量的焦点。

　　其实,在日本投降后的第三天,远东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在杜鲁门总统的授权下,发布了第一号受降令:凡在中华民国、越南及北纬16度以北地区之日军,均应向蒋委员长投降。香港就位于北纬16度以北地区,而且在战争期间隶属于中国战区的广州作战区。这说明驻港日军应向中国军队投降,中国收回香港是理所应当的。

　　在接到盟军的一号受降令后,蒋介石即任命第2方面军司令张发奎为接收广州、海南、香港等地的受降官。命令张发奎的新1军和13军集结于靠近香港的宝安地区,执行香港的受降事宜。

　　但是,历史却没有让香港的回归提前!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两国都从日军突袭的切肤之痛中,深切认识到中国长期坚持抗日战争的巨大作用。美国总统罗斯福因此决定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来对待。1942年元旦,美、英、苏、中等四大国领衔,与其他22个国家共同发表宣布对德、意、日等法西斯轴心国联合作战的《联合国家宣言》。同年1月3日,该同盟国家宣布,由蒋介石担任中国战区(含越南、泰国及将来盟军可能控制的附近区域)陆空军最高统帅。

　　为了表示与中国平等结盟抗日的诚意,同时鉴于日军已经占领中国大半领土,致使西方国家实际上无法维护先前拥有的在华特权,美、英两国政府进而宣布愿意与中国政府谈判,废除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两国在华的不平等条约。

　　可是,英国首相丘吉尔及其政府却提出:香港主权的归属问题不在此次“废约”谈判的范围。中国政府认为,香港历来是中国的领土,既然英国无法守住而让日本占领,中国就更有权在抗日战争中收回包括香港在内的一切失地。因此,1942年12月27日,蒋介石在中国外交部草拟的谈判提案上批示:英方应在新签订的条约中,宣布愿意归还九龙租借地。可是,英方代表坚持拒绝谈判归还九龙问题,致使中英谈判面临破裂。12月3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披露自己由震怒转向妥协的心路历程:

　　“晨5时醒后,考虑与英国改订新约事。我虽不要求其对九龙问题作出任何保留之约言,而彼反要求我声明九龙不在不平等条约之内,否则,彼竟拒绝签订新约。果尔,我政府惟有自动发表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声明,以不承认英国在华固有之权利;一俟战后用军事力量由日军手中取回,则彼虽狡狯,亦必无可如何。此乃为最后之手段。如彼无所要求,则我待签字以后,另用书面对彼说明:交还九龙问题暂作保留,以待将来继续谈判,为日后交涉之根据。”“对英外交,颇费心神,以九龙交还问题,英坚不愿在新约内同时解决,余暂忍之。此实为对英政策与技术一大改变也。”

　　于是,1943年1月11日正式签署的中英新约,除了宣布取消英国在华的治外特权之外,没有涉及英国归还九龙租借地问题。10天后,中国政府才以外交部长宋子文的名义,向英国驻华大使提交照会,表示“中国政府保留日后重行提请讨论此问题之权”。

　　同年11月下旬,美、英、中三国首脑在埃及开罗举行解决世界战局与战后国际前途的秘密会议。蒋介石与丘吉尔这对幕后较量的对手,终于有机会就战后谁来收复香港的问题,折冲樽俎,当面较量。

　　罗斯福是开罗会议的发起人。基于反殖民主义与自由贸易的理念,他早在同年春夏间,就对来访美国的宋子文、宋美龄兄妹主动表示,被日本占领的中国东北、台湾和香港,战后应该归还中国。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努力造就中国与美、英列强平等相处的大国地位,以便“让中国继续战斗下去,拖住日本军队”。他的传世名言是:“平等对待中国,是防止在未来东西方之间出现鸿沟的最好方法。”

　　11月24日下午,罗斯福与蒋介石会晤时,主动提出战后香港归还中国并改为国际自由港的议案。即战后中国国民政府继续实行“容纳”共产党的政策,组织“国共联合政府”,在此条件下,他愿意劝促丘吉尔同意将香港以及英国在广州、上海等地的租界归还中国。随后,罗斯福还在开罗寓所里,向盟军驻华最高军事代表史迪威等人谈论将香港归还中国的计划:“让我们先在那儿升起中国的国旗,然后在第二天,蒋介石就会作出一个漂亮的姿态,让香港成为自由港。这就是处理香港问题的方法!”

　　在三国巨头的一次会晤中,罗斯福有意问蒋介石:“你对香港如何打算?”蒋正要回答,丘吉尔却抢先抗议说:“先生们,请注意,香港是英国的领土。”

　　蒋介石立即反驳:“过去英国以暴力入侵中国,与清廷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国民政府概不予承认,战后随时可以收回香港。”

　　丘吉尔想不到蒋介石竟然如此顶撞他,只好佯作委屈地反问:“既然盟国共同致力于战胜日本,为什么英国还要像残暴的日本那样,遭受领土被剥夺的惩罚?”

　　在开罗会议上,丘吉尔虽然保持绅士风度,却抑制不住竭力保全大英帝国原有殖民地的焦躁心态。他向罗斯福等美国人一再申明,在其有生之年,不能让大英帝国解体;大英帝国的任何疆域,都不能作为商议主权转移乃至别国托管的对象。据中国驻英国大使顾维钧回忆,丘吉尔甚至甩出这么一句狠话:“中国要收回香港,除非跨过我的尸体!”

　　毫无疑问,丘吉尔是矢志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杰出的西方政治家,但在决心维护大英帝国殖民体系方面,丘吉尔又是一个落后于反殖民主义时代新潮流的正在衰落的英帝国的孤臣孽子。他反对在战后将香港归还中国,质疑中国有资格进入主导国际事务的四大强国行列,不愿派遣更多的海陆军投入美、中两国力主尽快解决的缅甸战场,以免扩大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这一切,都导致开罗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和决议陷入僵局。

　　11月25日下午,罗斯福在茶会上对蒋介石“慨然叹曰”:“现在所最令人痛苦者,就是丘吉尔的问题。”“英国总不愿中国成为强国。”蒋介石因此在日记中愤愤写道:“开罗会议之经验,英国决不肯牺牲丝毫之利益以济他人。彼对于美国之主张亦决不肯有所迁就,作报答美人就英人之表示。其于中国存亡生死,则更不值一顾矣。英国之自私与贻害,诚不愧为帝国主义之楷模矣。”

　　12月1日,由罗斯福、蒋介石、丘吉尔签署的《开罗宣言》正式发表。宣言首次以国际文献的形式,宣布将日本侵占中国的东北、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这是抗战的中国在大国政治中取得的重大外交成果。不过,宣言没有提及战后香港的归属,这就给中英外交留下继续争执的问题。

　　对日作战的公开盟友与收复香港的潜在对手,正是当时蒋介石与丘吉尔乃至中国与英国关系的深刻写照。

　　1941年12月日军攻港期间,驻港英军与战前增援的英联邦加拿大军担负起武装抗日的使命,与日军浴血奋战将近18昼夜之后,宣布投降。逃出香港的部分英军则与原港英政府的一些华人公务员,于1942年3月组织英军服务团(BAAG),在港澳地区秘密建立抗日情报与营救网络。这个组织在战后香港的归属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向同盟国投降。盟军西南太平洋战区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随即就划定区域接受日军投降一事,发布第一号总命令。其中规定:“凡在中华民国、台湾、越南及北纬16度以北地区之日军,均应向蒋委员长投降。”

　　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位于“北纬16度以北地区”;占领香港的日军隶属日本的“中国派遣军”第23军,该军司令部就设在广州,司令官田中久一中将兼任香港占领地总督。既然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已奉命“向蒋委员长投降”,香港日军也理应步冈村宁次的后尘。

　　蒋介石因此坚持中国战区统帅拥有对香港日军的受降权。8月21日,他任命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担任广州、香港、雷州半岛及海南岛等地的受降官,接受该地区日军的投降。张发奎随即命令第13军部署于广九铁路沿线,待命收复香港。

　　然而,在此之前,英国早已展开抢先收复香港的各项工作。1945年夏天,英国政府内阁办公室的“远东计划小组”已经根据殖民部和外交部的意见,制定战后收复香港的计划,并就战后香港进行政制改革问题,提出具体的建议。8月13日,英军参谋总长提议,一旦日本宣布投降,就应派遣一支特遣舰队专程接收香港。当天,英国外交部致电在重庆的驻华使馆,要求他们指示在粤港地区活动的“英军服务团”,设法将英国政府的指令送达尚还关押在港岛赤柱国际集中营里的原香港辅政司詹逊。该指令称:英国正在寻求美国参谋总长的同意,从英国太平洋舰队中派遣一支舰队,前往收复香港;詹逊应在日本投降后,设法恢复港英政府的行政管治,并在英国海军特遣队司令官抵港后,向他移交行政管治权。

　　8月15日以后,詹逊在集中营里得知日本已经宣布投降,便向驻港日军要求恢复他先前拥有的管理香港的行政权力,要求给他以及他任命的官员提供住所,使用无线电台。日军很快同意他的要求。此后,“英军服务团”给詹逊带来英国政府的指令,詹逊于是宣誓就任香港代理总督,召集关押在各集中营里的原港英政府高级军政人员,筹组管理市政的临时政府,驻港日军暂时负责维持治安。8月23日,英国殖民部电告詹逊,英国海军特遣舰队即将从菲律宾的美国海军基地出发,赶赴香港。27日,詹逊在香港电台向港人发表广播讲话,宣布英国舰队即将抵达香港,接受日军投降,恢复英国在港统治。

　　英国擅自抢先收复香港的举措,得到美国新一届政府领导人的默许。先前赞同在战后将香港归还中国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不幸于1945年4月逝世。同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英国新首相艾德礼专门就恢复英国在香港统治的问题,致电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请他“指示盟国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命令日本最高统帅官保证驻英国殖民地香港的日本地方司令官,应在英国海军部队的司令官到达香港后,向他们投降”。杜鲁门随即同意将香港受降权让予英国。晚年,他回忆说:“罗斯福总统并没有作出什么诺言,但是他却暗示过,他不愿妨碍中国人战后为争取收回香港而与英国人进行的谈判。这是和我们鼓励中国取消治外法权和外国租界的总的政策是一致的。但是我们认为这个问题须经过公开讨论,因此我们仍然遵守我们承认既定权利的原则,指示麦克阿瑟将军部署香港向英国司令官投降的事宜。”

　　面对英、美两国已经达成的默契,蒋介石与中国政府依然坚持只有中国才拥有对香港日军的受降权。8月16日,中国外交部次长吴国桢奉命召见英国驻华大使薛穆,要求英国遵守麦克阿瑟将军发布的受降总命令第一号,不要派军队占领中国战区内的任何土地。当天,吴国桢还召见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请他转达蒋介石以私人名义写给杜鲁门的一封信。信中说:香港属于中国战区,不属于英国负责的东南亚战区;英国派海军接收香港,违反盟国规定,实为盟国不幸;因此,请杜鲁门知会英国政府,不要违背总命令第一号和采取不适当的行动。

　　同月20日,蒋介石再次致函杜鲁门,说:“我要强烈地提出忠告,不要对波茨坦公告和盟国最高统帅所发出的受降条款作任何片面的改变。现在改变受降命令,会制造不良的先例,会在香港以外的一些地区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英国应该遵照总命令,撤回要在香港登陆的部队,打消在这一地区接受日军投降的企图。”“如果正如英国大使所宣称,您已致电艾德礼首相,为了不使您为难,我提出如下的建议:日本在香港的部队应向我的代表投降;在投降仪式上,将邀请美国和英国的代表参加;在受降后,由我授权英国部队登陆并重行占领香港。”

　　这表明,蒋介石坚持中国战区统帅在香港拥有不可争议的受降权的基础上,愿意作出让步――“授权”英军重新占领香港!此前,英国驻华大使薛穆曾经判断:蒋介石在香港问题上将只争面子,而不争主权。这一判断可谓有先见之明。当然,蒋介石所争的不仅是个人的面子,而是中国作为战胜国理应在香港领土上赢得的面子。这个面子,会给以后中国争回香港主权埋下伏笔。何况,此时蒋介石已经不可能获得像已故的罗斯福总统那样的大国领袖支持,就国内局势而言,蒋介石正急需依靠美国的海、空军运输力量,将多年退缩在西南的“国军”主力,紧急运往东北、华北和西南沿海地区,以便迅速恢复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并且准备和已经在抗日战争中迅速壮大起来的中共武装打内战。为此,蒋介石不仅不能以中国收回香港的言论,来冒犯美国的盟友英国,反而需要争取英国的谅解,同意将香港作为“国军”主力北上的重要运输中转地。于是,蒋介石坚持的底线只能是:以中国战区统帅的名义,授权英国司令官接受香港日军投降。

　　8月25日,英国特遣舰队驶抵香港以南的中国担杆列岛海面。该舰队由两艘航空母舰、两艘巡洋舰、两艘驱逐舰、一艘战列舰以及多艘鱼雷艇、潜水艇组成,可谓阵容庞大。8月30日早晨,特遣舰队驶入维多利亚港,迅速荡平日军部分官兵自杀式的负隅顽抗。当海风吹散硝烟之后,英军官兵清楚地看见港湾岸边的一栋栋华人楼宇,几乎都飘扬着中国的国旗。

　　9月1日,英军司令官夏悫宣布成立香港临时军政府。当天,英国政府知会重庆,同意由蒋介石委托夏悫接受香港日军的投降。中国军事代表团随即飞抵香港,就香港受降和“国军”取道香港北上的问题,与港英当局谈判并达成协议。双方同意自达成协议之日起,至1947年8月15日止,“国军”可以从广州开入香港,租借九龙塘部分民居作为临时军营,然后乘海轮北上。据估计,此后途经香港北上的“国军”超过10万人。

　　1945年9月16日,夏悫代表英国政府和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在香港总督府举行受降仪式,接受日本驻港陆军司令和华南舰队指挥官的签字投降。中国、美国和加拿大的军事代表出席了受降仪式。

　　1946年5月1日,被日军囚禁的前港督杨慕琦返港重任总督,恢复了英国对香港的统治。蒋介石在美英帝国主义面前的各种原因的考量致使香港回归祖国的时间整整推迟了52年。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3-03-05 10:3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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