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如何帮日本细菌战犯逃脱东京审判
2015-08-25 10:26:48 来源：腾讯历史 点击： 复制链接
导语：
日军731部队罪恶滔天，然而在战后东京审判的法庭上，由于美国的力保，日军细菌战将领根本就没有出现在被告名单中，更谈不上追究什么罪责。
东京审判为何会对罪大恶极的日军细菌战犯视而不见？美国为何要竭尽全力替这些人开脱罪名使其免于被起诉？
美国帮日军731部队逃脱审判始末
1、战后美国竭力搜集日军细菌战情报，但日本细菌战专家因害怕被审判故意隐瞒真相
自从日军投降后，1945年后半年至1946年底，美国在东京的情报部门收到了很多有关日本在中国东北进行细菌战研究和实验的匿名告发信，加上之前美国在战时搜集到的情报，美军确信日本细菌战研究人员曾进行过人体实验，并已经拥有大规模细菌战作战能力。日军通过这些在美国被禁止的研究方式获得的细菌战资料对美国军方和科学家有着特殊的吸引力。因此，美军迫切想获得日军细菌战情报，以了解其研究水平和进展。美军占领日本后，迅速通过各种途径找到了不少日军细菌战部队的专家和将领，特别是1946年1月美军情报部门发现并拘留了731部队的负责人石井四郎。美军随即“对石井进行了为期7周的秘密讯问”，在这7周当中，美军还对另外20多名石井的亲信人物（包括一些军医）进行了审讯。
但是美军的审讯进展并不顺利，没有获得多少有价值的情报。因为日军在战败前烧毁和藏匿了细菌战部队的所有材料，同时命令所有的参与者要对所见所闻的事实和自己曾是细菌战部队成员的身份绝对保密，因此美军很难获得有价值的实物证据和口供。同时，由于害怕被审判，石井等虽然承认了731部队的存在，但完全否认做过人体实验以及在实战中使用过细菌武器。增田知贞、北野政次等日本细菌战部队其他核心人员在接受审讯时也都装作一无所知。对此美方情报人员报告说：“从不同审问对象所获得的情报大同小异。在调查中，没有发现日军在该领域进行研究开发的任何文字证据。接受当面调查的对象异口同声说因为有关文件都是绝密，因此已按照陆军的命令全部予以销毁。所以，获得的情报只是被调查者的记忆所及。”这种情况让美国情报部门非常头疼。
1942年日本联合微生物学会会员合影，前排两名军人中，左为731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右为北野政次。
2、石井四郎等人以细菌战情报为筹码与美国博弈，要求赦免其罪责
石井四郎等人之所以不愿意配合美军的审讯，一方面是“因惧怕被定为‘战争罪犯’而提供不完全的情报，以逃避责任”，另一方面石井等也非常清楚美军对这些情报的渴求以及自己对美军的价值，因此他们想用自己所掌控的细菌战情报跟美军讨价还价，使得主导东京审判的美国帮他们“免罪”，保他们逃脱惩罚。他们用以下方式与美军情报人员进行周旋：
方式一，吊足美军胃口。石井等人在当面否认进行过人体研究和细菌战实战，却私下通过参与美军审讯的日本翻译龟井贯一郎向美军情报官员暗示：“除了已供认的以外，还有很多攻击性武器的细菌实验和开发，在中国内陆曾对中国军队进行过细菌战实战试验，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不只是石井部队一个部队而是有一群部队进行了人体实验并取得了成果。”这样一方面会让美军情报部门因为他们的价值舍不得将他们送到国际法庭，保证他们的安全，另一方面也会刺激美军获得情报的欲望。
方式二，石井四郎、增田知贞等731部队核心人员向美军审讯人员提出要“免除战争犯罪的书面保证”：“我们愿意合作……但是我们对我们的朋友也负有义务，我们曾宣誓永不泄露人体实验的秘密，我们担心我们中有些人会被作为战争罪犯起诉。如果你能向我们提供书面豁免保证的话，也许我们能弄到所有的情报。”同时日本翻译龟井也帮腔说：必须让这些“掌握详尽实验结果的人确信你的调查是出自纯科学的目的（也即确保日本人的证言不是被用于战争犯罪审判），我相信这样你会得到更多的情报”。龟井还告诫美方人员说：由于所有与细菌战有关的人都已宣誓不能泄密，“你将不得不克服那个障碍……除非提供豁免，否则将不会得到什么情报。”
方式三，为了迫使美国同意赦免细菌战研究者的战争罪责，日本人还打出了苏联牌。当时冷战已经开始，他们非常清楚美军对苏联的敌对情绪，因此增田知贞曾语带威胁地向美军审讯者表示：“如果我们与某个共产主义分子联系的话，他有可能告诉苏联人”。龟井也暗示美军说：“日本人相信如果他们披露这些（攻击性细菌武器）情报，共产主义分子会发现，写信给盟军最高司令部，告诉苏联人，引起舆论，迫使调查公开……日本人倾向认为保持沉默是最明智的”。因此龟井建议美军将对细菌战知道最多的人“转移到美国本土”保护起来。
方式四，石井对美军审讯采取拖延和敷衍方式，以迫使急于获得全部情报的美军审讯人员答应帮其免罪。他一方面表示无法向美国人提供详尽的技术资料，因为731部队所有记录都已销毁了，而且他从来也“不了解那么多的细节，许多知道的也已忘记”，并声称他根本就不知道细菌战实战试验。另一方面，在适当的时候，他又表示：“如果你们书面同意赦免我、我的上司、部下的全部责任，我将会把我知道的一切情报提供出来。”他同时表示“愿意被美国雇佣为细菌战专家……在准备与俄国人进行战争时，我可以提供我20年以来的研究和经验，我曾在实施和防御细菌战的战术问题上提出过许多设想，可以写出几部关于细菌战的书”。
从这些手法来看，石井四郎等人为让美国帮其洗脱罪名可谓费尽心机。实际上，美国为了单独和抢先得到日本细菌部队最新研究成果，早在1945年秋就开始考虑采取许诺免究石井四郎等人战犯责任的方针，麦克阿瑟同意了美军情报人员的如下提议：“要弄清七三一部队的情况，只有保证不把他们作为战犯追究，进展方能顺利。”但对于石井的要求，美国国务院表态说：“对关于向石井将军及其同事保证只将其提供的情报作为谍报系统，而不作为战犯的‘证据’之事，不予同意。……因为即使无此保证，也可以从石井及其同事获得必要的情报……而且提供这样的保证文字，以后对美国会引起麻烦的事态。……同时，必须采取一切可能手段，防止石井的有关细菌战的情报在公审时公开。”由此可见，美国国务院还是非常谨慎的。
图注：1945年3月，石井四郎全家在哈尔滨合影。后排戴礼帽二人自左至右为石井四郎的哥哥石井三男和石井刚男，分别在731部队中担任动物班班长和特别班班长。
3、苏联也想获得日军细菌战研究情报，提出与美军共享资料，被美方拒绝
就在美军和石井四郎相互博弈僵持不下的时候，第三方势力苏联也加入了进来。据1947年3月21日麦克阿瑟在给美国当局的一份报告中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苏联检察官要求审问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哈尔滨市近郊从事细菌战研究的石井中将、菊地大校、太田大校。……他们强烈要求分享美国获得的有关（细菌战的）情报。……根据身份尚未确认的俘虏的供述，上述三人所进行的实验的结果，导致两千多中国人死亡。据此，苏方提出该要求。……苏联的要求表现出对七三一部队大量生产鼠疫菌、霍乱菌以及鼠疫跳蚤的兴趣。”其实苏联很早就开始密切关注日本的细菌战研究，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东北后俘虏了一些曾经参与细菌战研究的日本专家，在审讯中他们了解了日军细菌战人体实验和实战实验的一些大致情况，但是始终无法得到核心材料和机密。正是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细菌战情报，苏方才会在战争结束一年多以后在国际上公开此事，同时向美国提出审讯石井四郎等人和与美军分享情报的问题。
美国对苏联要求的第一反应是拒绝，因为随着冷战的迅速发展，美国的领导人们害怕让苏联在军事上占到任何的优势，不想让苏联人从日本方面得到任何东西，而“石井等人目前为止提供的资料证明对确认、补充、完善美国细菌战研究的某些领域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并且对未来研究的新领域也具有启发。”因此麦克阿瑟决定采用各种方式拖延对苏联的答复，苏联对此非常气恼，便直接要求美国“将石井和大田移交给苏联人，将他们因反对苏联的战争犯罪送交审判”，但遭到了麦克阿瑟的断然拒绝。
然而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美方决定同意苏联审讯石井等人。因为此时东京的情报部门正为石井等人的不配合头疼，他们认为，如果同意苏联审讯石井，“苏联不可能从日本人处得到美国尚未得到的情报，相反，美国有可能从苏联人讯问的路子里分析出苏联在细菌战方面的知识和活动”。因此华盛顿联合总参谋部就此事回电麦克阿瑟说：“关于苏联就细菌战问题审问石井将军、菊地大校、太田大校事，以如下条件为前提予以同意：A、在苏联审问之前，先由美国的有关方面负责人与菊地大校、太田大校见面，进行美国方面的先期审问和监视苏方的审问。B、在先期审问中，如果获得认为不能让苏联知道的重要情报，必须指示菊地、太田不得将此情报泄露给苏联。C、指示日本的细菌战专家不得把在苏方审问之前美国方面已进行过先期审问的情况告诉苏方。”但是为了不失去这些有价值的细菌战专家，美国始终拒绝追究石井等人的战犯责任，因此华盛顿联合总参谋部还特别交代麦克阿瑟：“明确告诉苏方，对于已被揭发出来的日军对中国人民进行（细菌战）的犯罪行为，不存在能够追究战争犯罪的确凿证据；美方允许苏方审问，并非追究战犯的行为，而是美方对友好国家所显示的外交姿态。”
为了应对苏联的审讯，美军做了充分的准备。首先，为了能够让细菌战专家在面对苏联审讯时不透露有价值的信息，美国为日本细菌战的专家们准备了对付苏联人审讯的证词。其次，为了避免给苏联将石井等人送上国际法庭留下口实，美国决定只说明日本细菌战对中国人的残虐行为，不得提及对苏联公民的可能的虐待。“因为对于日军对中国人的犯罪行为，苏联人没有追究战争犯罪的明确的权利”。最终，在美国的安排下，石井等人并未被移交给苏联人去进行起诉，而是仅仅在石井的家中与苏联调查官进行了会面，但由于美国的严密监控，苏联从石井处几乎没得到什么有用的情报。
关东军司令梅津美治郎视察731部队时与军官合影，前排自左依次为太田、大谷、梅津、菊池（参谋）。
4、苏联的介入给美国和石井都带来了压力，最终促使双方达成密谋
美国一方面想方设法拖延苏联的审讯要求，另一方面美国也看穿石井“与其被苏联逮捕，不如依靠美国保全性命”的心态，转而用苏联来威胁石井。对苏联人的恐惧使石井由最初的拖延态度变得顺从起来，他开始提供一些对美军来说有价值的情报。美军情报部1947年5月6日的文件表明：迄今为止石井等人透露的情报，是由于“利用日本人对苏联的恐怖心里，说服他们要与美国合作”的结果。由此情报部认为，“对于不被认为有可能受到战争犯罪审判的军衔较低的日本人，运用‘说服’战术，抬出可怕的苏联，可从他们那儿得到更为重要的情报，包括人体实验及用于植物细菌武器研究成果的最有价值的细菌战情报”。
但是石井等人也非常清楚自己对美军的价值，苏联的威胁显然不足以让他们交出所有的资料。因此美方情报人员也承认，如果没有给石井及其同伙的“书面的免责文件”，石井不会全部坦白。随着苏联对石井等人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并一再提出种种审讯要求，对于美国来说，确保石井等人与自己充分合作变得越来越紧迫。正是出于对苏联的担忧，美国最终决定同石井等人达成交易，以保证他们不被追究战争罪责来换取他们手中的细菌战资料，尽管其仍不同意以纸面形式加以保证。因此，美国国务院在1947年9月的一份秘密文件中做出明确决定：“一、对石井以及其他有关日本人不得作出任何承诺，继续使用现在的方法，尽量收集更多的细菌战情报。二、不对石井等人作出免于战犯起诉的承诺，但（可以告诉他们），美国出于安全保障的考虑，不追究石井以及有关人员的战争犯罪责任。”美国国务院还对这么做的原因进行了详细阐述：“a、日本的细菌战情报对美国的细菌战研究计划具有重要价值。b、已获得的资料提纲不足以作为起诉石井以及其他有关人员的证据。c、七三一部队细菌战的情报价值远远超过追究石井等人的战犯行为所产生的价值，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极为重要。d、通过战犯审判，公开七三一部队的情报，与其他国家共享，这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不利。e、从日本方面获得细菌战情报作为谍报系统处理，从石井等人获得的细菌战情报不得作为追究战争犯罪的证据。”由此可见，美国认为，只要不让会给美国带来麻烦（即留下文字记录或给予战犯免责之事被暴露），就可以与石井等进行交易。石井等人和美国当局周旋了一年多，终于换来了保命符。
作为对美国的回报，石井四郎等人交代了他们所掌握的日方细菌战情报，据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份秘密文件称：“19名细菌战研究计划的关键人物撰写了一篇长达60页的人体试验报告，还有一篇20页的“关于多年来对农作物破坏试验的研究”，以及一篇由19人写的“对家畜细菌战的研究”。一名病理学家整理出8000张关于用人体和动物进行细菌战试验研究中的解剖病理观察玻片和幻灯片。其中有关鼻疽、鼠疫、炭疽的3本解剖报告，有两本长达300页，另一本长达700多页，报告中还分布着数百张人体组织培养的幻灯图片。石井本人写了一篇关于他本人20年来从事生物战各方面研究的专题报告文章。”对于这些情报的价值，这份文件评估说：显然美国在大规模生产实用性武器方面遥遥领先于日本，然而日本用人体作的研究是无价的，因为相对于美国通过动物实验进行推测细菌战效果的方式，日本人用人体做实验所得的资料更加直接和完善。应该说，这些情报的确让美国在细菌战研究方面获益匪浅。
731部队的焚尸炉，专门用来焚烧经过各种细菌实验后，在解剖室被活活解剖后的被实验者尸体。
5、东京审判美国四招力保石井四郎等人“过关”
在美国和石井等人相互博弈和达成密谋的过程中，美国一早便开始为石井等人的“免罪”忙活。当时占领盟军总司令部为美国独占，盟军最高统帅有对战犯有减刑之权，同时远东国际法庭和国际检察局完全被美国所控制和操纵，因此，美国做起保日本细菌战犯“过关”的勾当来很是得心应手：
第一步，阻止媒体公开报道日本细菌战相关事宜。比如1946年1月美国《纽约时报》等媒体披露了日本细菌战头目石井四郎被捕的消息后，美国当局立即做出反应，1946年1月7日，美国情报人员找到美联社驻东京分社社长拉尔夫，“要求他不要撰写任何会使石井认定美军想要得到更多有关试验的情报的报道”。从1946年4月开始，有关日本细菌战的主犯、他们以前的活动以及有关他们在盟国手中的情况等的公开报道都被秘密查封了，“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结束后很久，日本细菌战也一直没有在美国媒体作为公开讨论的话题出现过”。
第二步，阻止对日军细菌战战犯罪行的调查。当时驻日盟军总司令法务局查出关东军兽疫预防部及731部队等皆有使用俘虏从事细菌战实验的事例。如果将此事公开，明显对美军秘密获取情报不利，因此，麦克阿瑟指示法务局：“为维护美国本身的利益及防范未然起见，必须保持最大限度的秘密。……该项调查必须遵照下列要求：①在未获得同意之前，不准对外发表任何相关声明或各种资料。②各项报告及密告信皆列为机密。③尔后进一步获取的情报均须上交。④尔后进行的审问，均须在盟军翻译审问部审问中心的指示下进行，从前发布给各地事务所的调查课题一律加以撤回。”在此种严密的规制下，法务局的调查被迫中止。不仅如此，1947年3月，美军联合参谋总部还专门命令战争犯罪调查官们：“未经同意，对该事件不得向起诉方向做工作并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开……今后所有的调查，都由同盟国翻译审问部中央审讯中心进行，各现场已着手进行的追踪调查全部停止。”
第三步，用各种方式否定现有对石井等人的指控。首先，美方的法律方面人员声称，现有告发石井及其他人的文件是“基于匿名信件、传来证词、流言”。其次，对于审讯在中国实施细菌战的日军的要求，美方坚称“并未揭示作为战犯起诉的充足的证据，提出的受害者也身份不明”，并以对“细菌战部队曾在奉天用美国俘虏作实验”的指控来自日本共产党为由否决其可靠性。再者，对苏联提供的关东军头目及石井部下的供述，美方认为其来源有问题，因为缺乏可靠性。由此，现有的指控都被美方认为不成立。
第四步，在远东国际法庭上对其他国家审判日本细菌战犯的要求不予理睬。对于中国、苏联等其他同盟国审判日军细菌战犯的要求和指控，主导审判的美国检察官基南根本没有理睬，这就出现了美国陆军法律顾问所说的情况：“无论是石井，还是他的同伙，都不包括在等待审判的日本主要战犯之中……石井的部下中没有一人被指控或作为战犯嫌疑犯被关押，我们的文件中，也没有对他们不利的充足的证据”。
在美国的庇护下，石井等人终于挺到了1948年3月，从那时起东京战争犯罪法庭不再接受新的证据，也就是说如果美国不想追究，他们已经没有了被追究战争责任的危险，他们终究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而且结局似乎都还不错：石井四郎主持了美国在日本设立的细菌战研究机构，北野政次成为“中村”研究所所长，山内忠茂任“兴和”化学药品公司东京研究所所长，河山善为庆应大学教授，吉村寿人为京都医学院教授，笠原四郎为木户里传染病研究院组长等等。
而苏联对于美国独享细菌战情报的做法恼羞成怒，既然无法获得相关情报，苏联便将审判日军细菌战犯作为与美国进行角力的政治工具：1949年12月，苏联独自把拘留在苏联的12名731部队有关人员在伯力滨海军事法庭进行审判；1950年2月3日，苏联政府特照会中、美、英三国政府，证明被美国庇护的日本天皇裕仁、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5人是在准备和实施反对人类的细菌战的主要战犯，建议委托特别国际军事法庭予以审讯，又为美国国务院所拒绝；1950年苏联公开出版了《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同时指责美国对日本细菌战犯的包庇。当然，这些动作不但没能阻止美国与石井等人的交易，反而使二者的合作更加亲密了。
东京审判被判刑的日本战犯，由于美国从中作梗，日本细菌战战犯无一人被审判。
结语：
不管是美国还是苏联，他们真正想要的都是日军的细菌战情报，至于是否审判这些战犯，由谁审判，怎么审判，只是他们手中可资利用的一张牌。在情报的现实价值与审判的道德价值之间，前者远比后者重要。
责任编辑：罗莎莎 最后更新：2015-08-25 10:3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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