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推罪给日本国民 打扮成“民主化身”裕仁天皇是如何逃避审判的
2016-04-28 10:21:03 来源：吕福海 点击： 复制链接
裕仁天皇
1946 年3 月8 日，日本裕仁天皇将五位近臣召集到他在皇宫内的办公室里，近臣们落座后向他提出了一系列事先拟好的问题，其中有一些是麦克阿瑟的军事秘书暗示给他们的。不久之后，一份概要由天皇的一位近臣转交给了麦克阿瑟的军事秘书，内容是根据天皇在当天上午以及之后3 周内进行的另外4 次口述整理出来的，这份文件就是昭和天皇的《独白录》。在这份独白录中，裕仁试图将自己描述成没有实权又远离政治的“英国式”立宪君主，除了两次例外，即1936 年的“二二六事件”和1945 年的投降，他一直避免干涉决策的制定，他还暗示对英美宣战是无可避免的，尽管他个人是反对的，可“作为一个立宪政治下的立宪君主，在战争行为发生时，我不能不同意东条内阁的决定”。
裕仁的这番说辞被盟军驻日司令部（GHQ）接受，麦克阿瑟早就打定主意要做天皇的保护者，为此，他不能让裕仁成为东京审判的被告。紧接着，在GHQ和日本当局的授意下，所有受审的日本战犯异口同声地将本应由天皇承担的战争责任推到了东条英机身上。
避开审判之后，裕仁天皇仍旧全力打造自己“有教养的退休生物学家”形象，他开始忙碌于研究真菌植物和海洋生物，并于1984 年获得了日本财界颁发的“国际生物学奖”，他还脱下军装，换上西装，变成一位沉默、忧郁又安静的绅士。战败前，裕仁曾是“神的化身”，世人很少能目睹他的形象、听到他的声音，每当提及他，人们总会联想到这个战后塑造出的“和平主义者”形象，正因如此，人们也很难想到这位文弱的天皇竟会是将千百万人推向死亡深渊的战争罪犯。
从小接受军国主义教育
在古代，天皇家族的大部分成员确实说得上文弱，可近代以来，这一情况发生了根本转变，天皇家族不再以研究《源氏物语》和《古今和歌集》之类古典文学为课业，是在明治天皇的领导下变成了一个高度军事化的贵族家族。明治维新的最主要范本就是德意志帝国，日本参照德国建立了近代陆军和超然于议会的天皇制内阁，同时，日本皇室也按照普鲁士标准进行了自我“优化”，明治天皇穿起了西式军装，在他领导下的天皇家成员，也大都进行了系统的军事学习。二战中，日本皇族有很多人直接参与了战争策划和指挥，比如海军大将伏见宫博恭亲王、陆军元帅闲院宫载仁亲王以及曾指挥日本陆航部队对南京、上海进行过轰炸的东久迩宫稔彦亲王。
裕仁作为皇位继承人，对他的教育要比一般的皇室成员严格得多，因为他继位后就将成为日本“皇军”的总司令。裕仁出生后不久，明治天皇就在和嘉仁（后来的大正天皇，裕仁生父）、节子（裕仁生母）商议后，决定找一名海军或陆军将领来做裕仁的养父，并把裕仁寄养在养父家，以培养他的尚武精神，最后，选中了退役海军中将川村纯义。川村是旧萨摩藩武士出身，他将培养无私、坚韧、尊重他人意见和无所畏惧的性格确定为裕仁的教育方针。在川村家，裕仁还经常和弟弟们一起玩扮演日俄战争的游戏。当然，裕仁扮演的总是胜利的一方，一些参加了日俄战争的指挥官偶尔会到川村家看望裕仁，他也会被带着观看阅兵式或参观军舰。
7 岁时，裕仁进入学习院初等科，此时，明治天皇为他这位被寄予厚望的皇孙安排了一位导师，即日俄战争中成为“军神”的陆军大将乃木希典。在乃木的安排下，裕仁进行了“斯巴达式”教育，每天早上，裕仁和弟弟们都必须向乃木敬礼并尊称他“阁下”，裕仁欣然从命，由于裕仁身体比较瘦弱，乃木还专门安排了他进行体育锻炼，并训练他保持威严的仪态。乃木希典为明治天皇殉死后，裕仁的教育又被转托给另外一位在日俄战争中的“军神”：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具体教育事项则由海军大佐小笠原长生负责，小笠原安排的讲师包括人称“萨摩的乃木”的大迫尚敏陆军大将，这位将军曾在日俄战争中指挥第七师团攻占了“二〇三高地”，这一胜利的代价是第七师团伤亡过半，大迫的儿子也在这场战役中阵亡；还有海军理论家佐藤铁太郎，他为裕仁讲授的是马汉的海权论；宇垣一成、奈良武次等日后左右了日本陆军发展的将领为裕仁讲授了陆军理论。除此之外，裕仁还进行了马术和射击的练习，尽管宫中侍从们认为射杀鸟兽有碍“君德”，不希望他练习这些技术。
裕仁的成长环境与他的祖父、父亲都有很大的不同。明治天皇虽然被后世赞誉为“圣主”，但他出生时，日本还处于德川幕府统治之下，在15 岁之前，除了京都朝廷之外，很少有人听说过这位天皇；裕仁的父亲大正天皇命运不济，从小就患有脑病，导致精神失常，一次出席会议时，他竟拿起桌上的文件卷成“望远镜”，对着在场的外国使节瞭望，如此有辱国威，重臣们都无法忍受了，最后只能抬出皇太子裕仁来摄政。裕仁出生时，近代天皇制已经完全确立，天皇再次被赋予了“神格”，在日本的政治体系中占据了超然于国会的统治地位，《大日本帝国宪法》明确规定，“天皇应尊重法律，但没有任何法律可以制约天皇”；裕仁更是一出生就成为“现人神”，就连他的弟弟们都不能有任何冒犯“神”的举动，一次，雍仁（裕仁的弟弟，后来的秩父宫）因为抢夺玩具和裕仁发生争吵，一气之下，用玩具大炮的一个部件打了裕仁，结果，一个被吓坏了的女官赶紧把雍仁拖进祈祷室，让他在天照大神和他父母的肖像前道歉，并发誓再也不打哥哥了。
从这样的教育经历不难看出，裕仁绝非一个完全不懂军事的“外行”总司令，作为乃木、东乡两大“军神”的门生，他在军中享有着“战略家”的名望。裕仁不仅是军队的统帅，作为“现人神”的他更是军人的精神支柱和效忠对象，由《军人敕谕》和国家神道构建起的近代武士道精神强调，军人必须誓死效忠天皇，这样的话，他们死后可以进入靖国神社，进而化身为神继续守护日本列岛。如果说，在战前的日本只有一个人能驯服军队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裕仁。
主动发起、扩大战争的蛛丝马迹众所周知，在军队势力崛起之后，日本政府和国会对军队根本无力钳制。按照成例，日本内阁中的陆相和海相都要由现役军人担任，日本陆军就多次利用这一规则，以不提交陆相人选的方式逼迫内阁集体辞职。日本陆军有一个大佬级的人物，著名的田中义一，他就因政府无法满足陆军增设两个师团的要求，联手陆相上原勇作逼迫西园寺公望内阁辞职，还作为幕后黑手炮制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
皇姑屯事件时，担任日本首相的正是这位田中义一。这位呼风唤雨的田中首相，因为在汇报皇姑屯事件时前后不一致，失去了裕仁的信任，结果遭到了裕仁的严厉训斥，最后，裕仁对田中说了一句“不交辞呈吗”，就把田中从首相之位上辞退了。
大正天皇在位时，日本出现了一个被称为“大正民主”的民主化时期，政党政治也开始发端，裕仁继位后，他决定不再支持政党政治，转而实施以官僚为中心的集权化，这种集权最终演变成了二战期间的大本营统制。二战中，日本的全部军政事务都集中由大本营决定，大本营的一部分工作人员就在皇宫中办公，御前会议也成了决定战争和外交事务的最高决策机制。
尽管裕仁拥有着绝对权威，也身居决策层的核心位置，但他在大多数战争决策中都没有扮演最主要的角色。究其原因，一方面，裕仁个人的军事素养较低，对战略问题的理解总是不尽透彻；另一方面，他又非常重视他人意见，结果很多军事战略都是由将领们制定好之后，再由他拍板。七七事变后的一系列决策就非常能体现裕仁的军事能力，起初，他并不愿意全面与中国开战，因为他担心苏联从背后袭击，在与闲院宫亲王和陆军大臣杉山元谈及这一忧虑时，两人向他表示，不必担心陆军因中国战事就无力防备苏联，因为“即使与中国发生战争，两三个月也就解决了”。裕仁召见近卫文麿等人，询问他们的意见，得到的答案也是“能够在三个月之内解决”，于是，对中国作战的计划就被批准了。可是，事态很快发生了变化，日本在中国的军力明显不足，这时裕仁又提出“干脆把满苏边境的军队也调过去”，对于这个过于拙劣的建议，统帅部直接给了他“那不行”的回复。
在战略决策中既非发起者，又非主要策划者，这样的身份确实给裕仁逃脱战争罪责提供了便利，可他在战时发布的一些命令却留下了他主动发起、扩大战争的蛛丝马迹。在九一八事变中，裕仁曾指示“如果张学良在锦州附近重新集结部队，事态扩大不可避免，必要的话，余可同意事件扩大”，他还批准了对锦州进行空袭，这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次城市空袭。1938 年12 月2 日，裕仁签发了第241 号大陆令，对中国实施无人区作战，也就是“三光政策”，要消灭“敌人和当地人中的假想敌”以及“居民中被认为有敌对性的15 岁以上至60 岁的男子”，裕仁在非常清楚所谓“平定华北”性质的情况下签署了这道命令，批准日军在华北进行毁灭性作战。
对美宣战是裕仁最为着力推脱的一项战争责任，但实际上，把日本推向与美国决战之路的最主要力量正是裕仁。在美国对日本实施制裁后，日本战略储备吃紧，日本面临着要么接受美国的条件撤出中国和东南亚，要么与美国作战的选择，此时，裕仁做出了必须在保留海军战力的前提下与美国媾和的判断。然而，石油储备日消月损，海军要想保持战力唯有主动出击，1941 年9 月，裕仁召见杉山元和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永野上奏说“假使这里有一个病人，如果置之不理，肯定会死去，如果手术的话，有70% 存活的机会，如果医生的诊断如此，就只能认为这是不得已的天命，今日事态正是如此……如果一味拖延时日，身心衰弱时再被迫作战，那就无能为力了”，裕仁回答“好吧，我明白了”，于是确定了对美开战的计划。
虽然事后，裕仁和他的近臣总是以颁布开战诏书是在偷袭珍珠港之后作为借口，辩称对美宣战是东条英机所为，天皇不得不追加确认，可日本防卫厅编纂的《战史丛书· 大本营陆军部》中的一段记载证明，裕仁不但认可海军“先下手为强”的战略，更是早就知道了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全盘计划，1941 年11 月的一次会议上，他问永野修身：“你说过，由于季风，登陆将会很困难，12 月也能登陆吗？……海军的开战预定是在什么时候？”永野说：“预定在12 月8 日。”裕仁继续追问“8 日不是星期一吗？”永野回答道：“我们认为休日后第二天最好，因为周末人们会玩得比较疲劳。”
美日为天皇脱罪展开行动
从在战争中的作用来看，裕仁天皇虽然不是战争的主要谋划者，但却是日本军国主义和对外侵略的最大支柱，每逢日本国家战略走在岔道口时，裕仁又总是将日本推向扩大战争和侵略的方向，因此，完全应该把他定为首要战犯，东京审判的审判长就曾说过“如果不审理天皇，战犯一个也不能处以死刑，为了维护法律的公正，他应该被处以监禁”。可是，裕仁不仅没有被处以任何刑罚，甚至都没有作为被告被起诉，因为早在东京审判开始以前，麦克阿瑟就决定保护天皇，并将他排除在审判之外了。
保留天皇制是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时提出的唯一条件，美国也默许了这一要求，美国需要天皇向日军下达终战命令，以确保日军迅速、有序投降，在占领时期，美国也需要借助天皇及其政府来维持日本社会的稳定，保证美国在日本所推行的改革可以被日本人接受。然而，要让天皇免于起诉并不容易，美国国内已经出现了要求审判天皇的声音，为了压制国内的反对意见，麦克阿瑟给艾森豪威尔发出了一道“密电”，他断言，“没有发现明确且确凿的证据证明，过去的10 年里，（天皇）可能参与了程度不同的、日本帝国的政治决策的确切活动……直到战争结束为止，他与国事的关系大部分属于被动的，并机械地对辅弼者的建议做出反应”，其实，麦克阿瑟和他的参谋人员根本就没有对天皇进行过调查。为了让杜鲁门政府感到压力，他还说，“对他的指控无疑会在日本国民中产生骚乱，其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天皇是日本人统合的象征，排除了天皇，日本就会瓦解，很可能就需要供养一支百万人的军队，无限期的维持秩序”。
在麦克阿瑟压制美国国内反对意见的同时，裕仁和日本政府也为脱罪展开行动。他们将战败的责任推卸给了日本国民，裕仁在战败后不久给皇太子明仁写了一封信，解释战败的原因，他说，“我国人过于相信皇国，轻视了英美；我军人过于看重精神，忘记了科学；明治天皇时期，有山县（有朋）、大山（岩）、山本（权兵卫）等陆海军名将，但这次，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军人跋扈，不顾大局，知进不知退”，一番总结下来，唯独不提他自己的问题。天皇和政府的引导，让很多日本人都出现了为战败而自责的情绪，这样的情绪下，人们自然开始淡忘天皇的罪责，反而开始感激天皇无条件投降的“圣断”将他们从战争中拯救了出来。
要保住天皇，还得让天皇的地位和未来美国人要在日本进行的改革充分契合，裕仁和日本政府都清楚，美国势必在日本推行民主化，因此，必须让天皇成为日本民主的化身。1946年元旦，裕仁天皇发布了《人间宣言》，这道诏书一开头，他便回顾了明治天皇的“五条誓文”，其用意就是要申明他自己的统治是延续了明治天皇的传统，而明治天皇则是通过向神明宣誓“广开议会，万事决于公论；上下一心，盛行经纶”开启了日本的民主化历程，这样，曾亲手终结了战前政党政治发展的裕仁就摇身一变成了继承明治天皇遗志的“民主化身”。为了加强宣传效果，时任日本首相的币原喜重郎也在《朝日新闻》上刊载文章，说“诏书开头，陛下引用明治元年三月发布的五条誓文，我国民主主义的发展已在此誓文中奠定了基础……现在，我们国民又有了更始一新的机会……我们要建设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和平主义和合理主义的新国家，以安圣心”。
此后，裕仁开始了在全国各地的巡视，起初，日本政府还有人担心人们会因战败和生活艰难而怨恨天皇，导致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可令人意外的是，这位“人间天皇”所到之处都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如此情景让裕仁的地位更加巩固了。
替罪羊不二人选
美国不打算审判天皇，反而为了保护他与日本政府协力合作，大多数日本人也不再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少数皇室成员希望天皇主动承担责任，但他们的要求是裕仁退位，而非接受审判），更对他非常的感激和拥戴，这使得裕仁逃避战争罪责“万事俱备”，差的只是一个“替罪羊”了。给裕仁当替罪羊，东条英机是不二人选，他是日本对美宣战时的首相，又是开启日本全面侵华的七七事变的始作俑者，中美两大盟国对他都恨之入骨；对日本人来说，东条英机同样是一个万夫所指的角色，他把日本推向战败，让数百万人埋骨异乡，为了推进战争，他实行严厉的经济管制，让国内的民众忍冻挨饿，还为了压制反战言论大搞宪兵政治，他在战败后畏罪自杀，由于不敢切腹，他用希特勒送他的手枪射穿了自己的肺部却最终被救活，这一行为被美国人斥为“被抛弃了的家伙的最后耻辱”，日本人更是对他鄙夷至极。
东条伤愈后被关押在巢鸭监狱，不久后，他的一位前下属在美国当局的默许下向他传话，他必须为了保护天皇活下去，东条接受了。在东条英机开始准备供词之前，麦克阿瑟的副手考特尼· 惠特尼少将向日本前首相米内光政传达了杜鲁门和麦克阿瑟“希望以天皇不承担责任的方式保护（日本的）国体”，米内向东条的辩护律师盐原时三郎转达了这次谈话。轮番施压之下，东条在供词和法庭作证中遵循了日本政府对天皇在1941 年对美宣战中作用的解释，“由于国家最高机关已经决定没有其他选择，天皇不得不批准”。与东条一起受审的战犯也出于保护天皇的目的，一致将战争责任推到东条身上，判决时，东条在全部55 条罪行中犯有54 条，成为罪行最多的首犯。
可以说，东京审判在关于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上毫无公正性和真实性可言，完全是基于政治需要，由审判者和被审判者一起演出了一场事先安排好的戏。在审判进行的过程中，裕仁也一直关注着事态的发展，而他最关心的自然是东条英机的供词，据说，他还特意给东久迩宫亲王打电话询问过东条受审的情况。
责任编辑：唐旭 最后更新：2016-04-28 10:2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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