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怎样审判日本战犯（下）
2017-08-21 14:49:02 来源：北京青年报，作者：刘统 点击： 复制链接
当年广州法庭的检察官说，取证工作非常艰难。第一，时间过了好几年，老百姓印象模糊，具体是哪一天发生的事情，说不清楚;第二，战争期间，当年的老百姓都跑了，再找原始证人非常困难;第三，中国老百姓不愿意打官司，怕事，而且没有法制观念。你不可能让一个没有文化的人一下写出符合法律规定的文书来。上海收集了四万多份证据，广州收集了一万多份，但是后来到了法官那里一鉴定，说上海只有500份能用。这说明审判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能用多少就先用多少。
中国人能够具体举证的，基本上都是日本宪兵特务。因为他们长期在一个固定城市活动，老百姓基本都认识，能叫出名字。所以我们国家各个法庭开庭审理的第一案都是宪兵和特务。法庭上慷慨激昂，老百姓哭成一片。像常熟有一个宪兵姓米村，号称“常熟之狼”，不知道害了多少中国人。一到法庭上，中国人愤怒控诉，要审4天才能把他结案、定罪、枪毙。一开始中国的审判也像复仇审判，因为老百姓能够提供的证据就是这么多。
把宪兵特务一个个绑赴刑场，那倒是大快人心，但是日本宪兵不服——怎么我们就成了战争罪犯?济南法庭枪毙一个宪兵，是个大学生。枪毙他的时候，他正了正眼镜，系好风纪扣，说：我到中国来担任宪兵，自然是罪有应得，但是枪毙我之前，我也希望中国政府学学日本的法律。我们宪兵是个职务，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上级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你们现在枪毙我，我固然没有话说，但是我也希望你们去追究追究，到底是谁给我下的命令。记者把他的这些话都记录在案，说值得深思。
这样看，国内的审判一开始就不太上道，还在低层次上徘徊。于是东京审判的班子、美国的大检察官、国防部组织了一个咨询组，分头巡视、指导10个法庭，使法官们豁然开朗，上了一个台阶。第一，知道我们的审判的重点应该是针对日本的高级将领。第二，知道怎么样去配合东京审判搜寻证据。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两大争议
1946年5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开庭，中国的梅汝璈法官作为首席法官之一出席。开庭审判二十多位日本甲级战犯，没有一个认罪的，都认为自己无罪。于是美国大法官就开始宣读起诉书，读了一天半，长达上百页。这个起诉书显示了东京审判的水平，就给日本战犯定了三条大罪名：第一，反人类罪。这是从纽伦堡法庭审判得出来的，希特勒德国灭绝犹太人，灭绝一个民族，这叫反人类罪;第二，反人道罪和反和平罪。就是酷刑、拷打，残酷压迫劳工;第三，战争罪。就是在战争期间对军人、俘虏、非军人的残酷屠杀虐待。
用这三条大罪名去套日本战犯，那就准确得多，就不会拘泥在一些细节上。这三个大方向是对的，但是审判开始之后，立刻就出现了问题。日本也有辩护律师，而且法律水平也都是非常高的。他们首先就说你这是“事后法”。法律最重要的一个依据就是事前法，就是先定罪名，然后你犯这个罪我才能判。但是反人类罪过去国际法上没有过。这一下就给法官出了个大难题。你要是墨守成规，案子就没法审。法官和检察官就说了，希特勒德国屠杀犹太人，还有日本人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屠杀，这在人类历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正因为他们犯了这样的罪行，我们才给他定这个罪，所以事后法也是合法的。
日本右翼后来就翻案了，说东京审判是胜利者的审判。什么叫反人类罪?你们美国人扔了两颗原子弹，杀了我们20万平民，你们是不是反人类罪?这是一个争议的焦点。
第二个争议的焦点，是东京法庭自己给自己造成的麻烦。天皇不追究，那怎么追究这些战犯的罪行?于是检察官就给他们起了个罪名叫“共同谋议”，就是说侵略中国、侵略东南亚、袭击珍珠港都是你们这些甲级战犯共同谋议的。这听起来有道理，但是这些甲级战犯立刻就纷纷反驳，说：我们没有共同谋议，我们彼此之间都没有什么私人关系，而且我们所在政府也不是同一届，我们怎么共同谋议?共同谋议是东京审判时迫不得已的说法，因为所有的决策都是天皇的“御断”，而你把天皇放过了。在这方面，日本的右翼学者后来做了大量的翻案文章。
我们中国学者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后来我们到日本去查档案。确实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在几次重大关键问题上，是日本基层的一些军官、一些狂热的法西斯分子给你生米做成熟饭，自作主张干出来的。像“九一八事变”，主谋有两个：河本大作、石原莞尔。当时关东军只有两三万人，石原莞尔他们就想以蛇吞象，日本的政府和军部都认为是不可能的，说完全是军事冒险。结果石原莞尔他们就敢干。所以，在日本侵华战争的初期出现了一个特殊的情况：以下犯上。下面一些狂热分子干起来，由于一次一次都成功了，所以日本的政府和军部就默认了。
东京审判，确实共同谋议的证据不足。但是日本侵华一步一步的方针都是天皇御断的。最后天皇不是纵容了日本军部吗?日本军部不是压倒了日本政府吗?然后不是对中国进行了全面的侵略吗?但是罪行你得一个一个地具体算，这样才能清算每一个具体的日本甲级战犯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审判南京大屠杀的主犯
中国审判对东京审判最大的配合就是南京大屠杀的问题，这后来成为日本反人类罪、反人道罪、战争罪的最大证据。当时南京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到处去寻找证据，去挖万人坑。最重要的罪证是在1939年出版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作者是一位英国人，叫田伯烈。书里许多原始资料是国际上第一次看到，这都是因为当时外国人有豁免权，日本人没敢跟西方人翻脸，所以这些传教士、记者还能够到处拍照片。可以说，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对东京审判是一个极大的震撼。
我们国内在南京大屠杀的审判上也是最下工夫的。把这些罪证全部传到东京的法庭，对东京审判是一个极大的促进。我们抓住了两个集中的案例，一个是谷寿夫，作为进入南京的四个师团长之一，作为南京大屠杀的主犯受到了应有的审判。谷寿夫在法庭宣判的时候，表现得很从容。他说如果部下造成了那些不幸的事件，自己可以承担责任。把自己塑造成一个非常壮烈的形象。台湾作家王鼎钧当时在南京当宪兵，他写的回忆录里说，国民政府的审判杀了日本人的身体，没有杀掉他的灵魂。他不认罪。
另一个是东京审判的工作班子找到的，他们在日本翻报纸来寻找罪证，看见东京的《每日新闻》有一个追踪报道，叫“百人斩”。两个日军少尉比赛看谁先杀100个中国人。常州、无锡，一直到南京，最后报道说向井杀了106个，野田杀了105个。这两个家伙已经遣返回国，回老家当农民去了，中国要求引渡，美国的宪兵到乡村把这两个人逮捕。结果向井和野田一上法庭大呼冤枉，说这是假新闻，我们当时是想当英雄，所以吹大牛，我们根本没杀那么多人。中国的法官怒斥：你们胡说，你们这个报纸是个大报，而且是连续的报道，怎么可以抵赖?于是宣布这两个人罪大恶极，判处死刑，在中国宪兵的押解之下，到南京城外枪毙。
田中久一中将即将伏法
在南京大屠杀的审判带动之下，中国的审判逐渐走向了高潮，走向了正轨。审判的重点是将级军官。在这方面，广州法庭做得相当好，他们从一开始就抓住了华南派遣军的司令官田中久一中将，他是侵略华南的首要战犯。取证也非常的困难，日本人在投降之后把所有的证据都毁掉了。怎么审?我们就从他底下人的罪行开始挖。比如说田中当时要进攻湖南，命令部队筹粮，日军就跑到了开平，老百姓把守着碉楼，日军炸开碉楼，屠杀了一群老百姓。这本来是一个大佐指挥的部队，但是广州法庭认为田中久一是首席指挥官，就应该承担这起屠杀的责任。审到半截，美军法庭把田中抓到上海，说他对迫害美军飞行员也有责任，广州法庭坚决不同意，说那是小罪——这就体现了我们的法律自主权，不能样样都听美国的——结果又把田中抓回来了。一共进行了14次庭审，最后判处死刑，就在广州执行。谷寿夫中将和田中久一中将，都是在中国本土被枪毙的官阶最高的日军将领。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08-21 14:5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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