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揭秘沈阳审判（下）
2017-08-26 10:43:27  来源：南方都市报(深圳)  点击：  复制链接

　　审前侦讯 工作团先后前往12个省市区收集材料取证

　　随着朝鲜战争结束，1954年3月，最高检察院派出700人的东北工作团抵达抚顺战犯管理所，开始对关押的战犯进行起诉前准备工作。加上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以及临时抽调来的审讯员、翻译、书记员等，工作团实际人数达900多名。

　　成立“东北工作团”的原因是，当时关押在中国的日本战犯属于机密，但工作团人员庞大，且侦讯工作不仅仅是在管理所内进行，调查取证需要和许多地方、单位联系。如不成立专门组织，都由最高检出面，困难太大。而“工作团”是一种通称，不引人注意，利于对外保密。由于当时东北是个大行政区，便冠以“东北”二字，以示在东北地区工作。

　　工作团是委员会制度，采取集体负责制，设主任、副主任，工作团委员会主任由当时最高检检察长李甫山担任。侦讯工作开始时，虽然经历三年多的教育改造，但仍有不少日本战犯拒不认罪。侦讯人员开始在战犯中开展认罪检举运动，向战犯宣布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这让有的战犯开始动摇，尤其是中下层战犯。

　　为了配合侦讯工作，战犯管理所还从日本进口一些日本影片、新闻纪录片，订购一些日本报刊供战犯们阅览。日本战犯从电影、书报中看到战后日本真实的景象，以及民众十分苦难的情境，原来傲慢十足的民族自尊心受到刺伤，一些将级战犯还流下眼泪，承认日本确实战败了，并开始认罪检举。根据战犯交代的情况，工作团先后派出50多人前往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河北、北京、天津等12个省市区进行调查取证，收集到控诉书、证词、鉴定书、照片以及日伪档案书报等材料1.8万余件，为战犯的主要被控罪行提供扎实证据。

　　组建法庭

　　毛泽东推荐庭长人选，组建特别军事法庭

　　1954年10月，工作团向周恩来汇报侦讯结果。随后，中央决定起诉、审判一些罪行严重的战犯，对于其他战犯免予起诉并无罪释放回国。经最高检研究，决定起诉45名日本战犯，其余战犯则分三批先后无条件释放回国。

　　被起诉的45人中，藤田茂等8名日本军方战犯及包括古海忠之在内的28名组织、操控伪满政府侵略中国的战犯在沈阳进行审判。其余9人则在山西太原进行审判。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1956年4月通过的《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由最高法院组织特别军事法庭对45名战犯进行审判。在当时审判中担任书记员的郭志文回忆：“特别军事法庭的人员来自四面八方，有军队的，有地方的，有学校的。”

　　特别法庭庭长由当时的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事审判庭庭长贾潜担任。今年87岁的沈关生是贾潜当时的秘书，他记得贾潜为人谦虚，认为审判日本战犯这样大的国际性审判，应该请一个国内比较有声望的人担任，“但周总理找他谈话，说你是毛主席再三考虑后认定的最合适人选。”因为贾潜是学法律出身，又在最高法做过很多审判工作，具有法律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经验，听了总理的介绍，贾潜表示任务很重。周总理则对他说：“你觉得任务重是好事。”

　　两名副庭长分别由当时的最高法刑事审判庭副庭长朱耀堂和解放军军事法院副院长袁光担任。因为审判对象既包括日本军队将领，又包括伪满政府里的文职官员，所以8名审判员分别来自最高法和解放军军事审判庭。

　　组建特别军事法庭的同时，中国政府专门为每名日本战犯聘请律师。权德源当时所在的中央政法干校东北分校的校长王敏求就担任法庭律师团的团长。权德源也因为是“学过法律又懂点日语”的年轻教员，被调到特别军事法庭先后担任书记员和助理法官工作。另一名担任书记员的王观强透露，当时还给每位书记员做了一套衣服，红颜色的。

　　庭审控诉杀人方法各种各样，“证人证词听着真是要流泪的”

　　对于当年特别军事法庭的内部设置，权德源记忆犹新。“在东边雪白墙上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台上是审判长、审判员席，台下区域是正方形，前面是书记长席，北侧是公诉员席，对面南侧是律师席，审判长正对面北侧是被告人席，旁边是翻译员席，南侧是证人席;审判区域外，后面是旁听席，有100多个座位。”如今位于沈阳市皇姑区黑龙江路的中国(沈阳)审判日本战犯特别军事法庭旧址陈列馆的审判大厅几乎原样复制了当时的场景。

　　1956年6月9日，特别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审理日本陆军第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在内的8名来自日本军队的战犯。由袁光担任审判长。当时担任书记员主要负责现场记录，没记清楚的还要晚上回去听录音补记。

　　王观强依然清楚记得，在证人指证环节中，藤田茂的部队被指控在1936年2月26日包围山西省武义段，对当地村民用军刀砍、刺刀刺，刺死后扔到井里。一位名叫张葡萄的妇女指控藤田茂将她的婆婆用刺刀从背后刺死后，又从她怀里夺去年仅4岁的女儿砍死扔到井里。随后她自己也被带到井边被踢进井里，她也因此逃过一劫。“但是她的全家却在这次屠杀中被日本人杀光了。”王观强说。

　　袁光的女儿袁塞莎记得父亲曾向她谈起过的这个片段，“张葡萄在叙述过程中非常悲愤，恨不得扑上去抓住前面的战犯。”

　　“杀人的方法各种各样，法庭上那些证人作证的时候，我听得真的是要流泪的!”回忆起当年的庭审情景，沈关生很感慨。在第二场对古海忠之等伪满政府官员的审判中，对于证人的控诉，曾任伪满政府总务厅次长的古海忠之哭着承认“全部是事实”。

　　宽大处理

　　“没有一个死刑，没有一个无期”，所有被告人泪流满面

　　经过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被告人最后陈述，藤田茂等8名日本军队战犯分别被判处13至20年有期徒刑;古海忠之等28名伪满政府日本战犯则分别被判12至28年有期徒刑。

　　“没有一个死刑、也没有一个无期。”对于这个审判结果，当时还年轻的沈关生怎么也想不通，“我们死伤3500万人，如果都把他们判死刑，也补偿不了我们死的人。”但领导的开导让他想明白了，这些战犯大多数都是日本普通民众，是被政府拉入战争的。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让他们成为中日友好使者，远比判死刑有意义。

　　宣判当天在现场的权德源记得，宣判结束后，所有被告人泪流满面，感激中国法律对他们的宽大处理。除被起诉的45名战犯外，其余被免予起诉的日本战犯分别于1956年6月21日、7月15日、8月21日被释放回国。沈关生说，释放的时候，战犯管理所给每个战犯发了衣服“从里到外，从上到下都是新的”。

　　中国政府还给每名战犯发了50元人民币。“1956年50元人民币可以买多少东西啊!”沈关生感叹道，“但是这50元钱，除了买一些必要日用品外。他们买了《人民画报》，要带回日本宣传中国的建设成就。”(部分资料来源：《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纪实摘编》、《战犯管理纪实》)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08-26 10:4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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