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行”壮士孙永钧的抗日人生
2020-11-27 10:13:49  来源：人民网  点击：  复制链接

　　国难当头别妻离子参军报国

　　孙永钧，1904年11月出生于连云港赣榆区城头镇城头村的一户农民家庭。天资聪颖而又爱学好动的孙永钧，很小就被送进了私塾读书，晚上还跟师傅练习拳脚功夫。私塾先生为他按排行起名永钧，字伯衡。读书期间，孙永钧勤奋好学、积极上进，而且性格开朗、心地善良，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深得先生喜爱。3年后，因家里供不起，孙永钧辍学回家帮父母料理生意。不几年，父母便帮孙永钧娶妻成家，独立支撑门面。

　　九一八事变后，城头镇驻扎了许多穿军装的人，在街上竖起招牌：当兵吃粮，报效国家。此时已是孩子父亲的孙永钧，竟不顾父母与妻子的苦苦相劝，把家里的营生一扔，便报名参了军。因孙永钧长得高大魁梧，再加上有文化、会武术，参军入伍后被编入抗日名将张治中任总司令的第九集团军八十八师二六二旅下面的一个连。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淞沪抗战爆发。2月，孙永钧随部队开赴上海，支援十九路军对日作战，奉命担任江湾北端至庙行、蕴藻滨一线的防御。2月20日，日军对庙行八十八师阵地发起猛攻，孙永钧与战友一起迎击日军，在大、小麦家宅一带与敌展开激烈肉搏战，终于打退了日军的进攻。此后，随部继续战斗在江湾、闸北一带。由于孙永钧作战勇敢、应变能力强，具有一定的指挥水平，逐渐得到上司赏识，一步步被提拔为班长、排长、副连长，到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时，他已是炮兵连长，驻防上海。

　　参加淞沪会战成为“八百壮士”

　　1937年10月26日，淞沪会战进入最后阶段。日军攻陷大场、江湾、闸北、庙行地区。为避免全军覆没，中国最高军事当局决定将主力撤至苏州河以南阵地。为掩护大军撤退，第八十八师奉命留下1个团，死守闸北，牵制日军。五二四团中校团附谢晋元主动请缨，他以所属一营为基干，组成加强营：分3个步兵连、1个机枪连、1个迫击炮连，共450余人(一说是420余人)，其中孙永钧为迫击炮连连长，担任“死守上海最后一块阵地”、掩护50万国军撤退的重任。因部队对外仍用团番号，称有800人，故有“八百壮士”之美誉。

　　这最后一块阵地，就是四行仓库，这里曾是第八十八师司令部驻地，储备了不少弹药和粮食。27日凌晨3点，孙永钧等从前线撤退到四行仓库。该仓库南面紧挨苏州河，东面是英美控制的公共租界，西面、北面已经被日军占领。这幢钢筋水泥建筑的7层(一说是6层)大楼，是大陆、金城、盐业、中南四家银行的储备仓库，楼高墙厚，易守难攻。可此时四行仓库已成“孤岛”、四行壮士已是“孤军”。孙永钧带领全连英勇作战，配合其他4个连的官兵，从27日中午，一直打到30日午夜，歼敌200余名，而国军仅伤亡30余人。其中，孙永钧腰部中弹，身负重伤，被战友们抬下火线，送往医院救治。

　　31日，中国军事当局再三电令孤军撤退，谢晋元才带领剩余的四行壮士挥泪退入租界。这些都是躺在医院的孙永钧，听别人后来告诉他的。在医院治疗了2个多月，等孙永钧能下床稍作活动时，有医护人员告诉他，日军包围了租界，上海已全部沦陷，四行壮士被安置在“孤军营”，失去自由。面对此种困境，孙永钧只能在好心人的帮助下，逃离上海，返回老家养伤。

　　返乡抗日壮志未酬成烈士

　　1938年7月，等身体逐渐康复后，孙永钧便主动找到主张抗日的爱国县长朱爱周，要求参加国民党地方武装——赣榆县保安大队。 朱爱周听说他是参加上海四行仓库保卫战的抗日壮士，十分钦佩，并委任他为保安大队下属的一名中队长。1939年2月开始，日军侵占赣榆东南沿海城乡，经常四出“扫荡”，烧杀抢掠，残害同胞。这再次激起了孙永钧的抗敌决心，便经常带着他保安队的人袭击日寇。1939年3月，赣榆县城沦陷后，为增加抗日力量，朱爱周将原赣榆县保安大队扩编为常备总队，11月，又将常备总队扩编为常备旅，朱爱周兼任旅长，下辖3个团，其中孙永钧任一团二营副营长。1940年3月22日晨，刚移驻县境第六区韦家岭村一个多月的旅部，突遭日军偷袭，反击中朱爱周为掩护部队撤退，不幸壮烈殉国。

　　5月1日，顽固分子董毓珮继任赣榆县长兼保安旅长。他对日妥协，专事反共，并以“立场不稳”为由将孙永钧开除。孙永钧见依靠董顽抗日无望，便找来村里一伙青年人讲抗日救国的道理，讲上海抗战的悲壮事迹，他们都深受感动。众人经协商，决定去山东临沭找八路军，请求支援。

　　6月下旬的一天，孙永钧到山东省临沭县王朱樊村(现江苏省东海县南辰乡西朱范村)，找到了在八路军东进支队第四大队工作的同学孟西元，讲明来意，得到支持。孙永钧被委任为营长，下辖3个连。一连是刚起义的刘德明连，二连是正在家乡扩军的周维兴连，三连由孙永钧自行组建。他在部队住了6天，和孟西元朝夕相处，受到很大的教育，决心回家拉起武装，跟随八路军抗日救国。回家后，他脸没洗、饭没吃，就派人把同学王象山、魏绪俭找来，两人都是抗日积极分子。孙永钧就在自家的碾台前，介绍了到临沭活动的情况和他自己考虑的初步方案。他说：“抗战守土，人人有责，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是真正的抗日队伍，我们拉队伍抗击日寇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跟随八路军打日本一定能做出成绩。”他还激烈抨击了顽县长董毓珮大搞反共摩擦的罪恶行径。孙永钧讲话时情绪激动，声音很高，没有注意保密。碾台南边就是大路，路西是一家地主的庭院。这家地主和孙永钧有矛盾，说的话全被这个地主隔墙听得清清楚楚，便向董毓珮告了密。

　　晚饭后，孙永钧召集了10多个有志抗日青年，在他住的那间小屋里开会。他对到会的人说：“已经和八路军联系好了，在城头拉起一个营的武装，没问题，八路军大力支持我们，会后大家分头去串联。”

　　第二天一早，孙永钧还没有起床，就被董毓珮派来的人抓走，押送到当时的夹山乡响石村顽县政府驻地。董顽恐吓道：“听说你要拉队伍，干八路，可知罪?”孙义正辞严：“国难当头，扩军抗日，我有何罪?”孙永钧在严刑拷打下至死不屈。

　　孙永钧被捕当天，城头一带的群众和部分上层人物纷纷呈递保状要求释放他，董顽却将保状一一驳回，不准保释。为防夜长梦多，当天晚上，董毓珮就下令将孙永钧秘密杀害。他的遗体后由族人收殓，葬入祖坟。2010年，孙永钧烈士的坟墓迁葬抗日山烈士陵园。

　　原载：《世纪风采》2020年第11期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0-11-27 10: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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