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身抗日救亡洪流的陶行知
2022-10-28 09:07:43 来源：团结报 点击： 复制链接
陶行知
陶行知(1891年-1946年)，安徽歙县人，教育家、思想家，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一生致力于救国事业、民主事业和教育事业。陶行知被誉为“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毛泽东称赞他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宋庆龄尊称他是“万世师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陶行知在从事教育事业的同时，毅然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
发起救国运动
日本帝国主义1931年在沈阳、1932年在上海相继发动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加紧侵略中国。
1931年春，从日本回到上海的陶行知，被《申报》总经理史量才聘为总管理处顾问。从1931年9月至1932年1月，陶行知为《申报》副刊《自由谈》栏目撰写时评、杂文100余篇。其中除有几篇谈论教育问题外，绝大多数是评议时政的。这些时评和杂文的主要内容是呼吁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陶行知早在旅日期间就已觉察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意向。1931年7月至9月，相继发生“万宝山惨案”“中村事件”时，陶行知即指导《申报》连续发表时评，提醒政府和民众注意日军的侵略动向。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陶行知与史量才长谈，有时还与宋庆龄、黄炎培、杨杏佛等人晤谈。按照他们的意见，《申报》的时评和杂文，明确主张抗日、反对妥协的态度。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后，陶行知连续为《申报》撰写《敬告国民》和《国民的军队》两篇时评，于1月30日、31日发表，号召“全国的军队起来，踏着十九路军的血迹，造成国民的武力，收复已失国土”。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华北事变，中华民族危机更趋严重。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紧急关头，于8月1日公布《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各党派立即停止内战，全国各党各派各军各界组织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为抗日救国神圣事业而奋斗。
华北事变发生后，陶行知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王造时，以及中共地下党员周新民、钱俊瑞等人，在上海经常以聚餐会的形式一起讨论时局，探求救国办法。大家意识到，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负有指导社会进步使命的文化界，再也不能苟且偷安，而应当立即奋起，站在民众的前面领导抗日救国运动。这样，在北平学生发动一二·九运动的同时，陶行知等人也在上海酝酿发动抗日救国运动。
12月12日，陶行知与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周新民、钱俊瑞等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提出八项主张：坚持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否认一切有损领土主权的条约和协定;坚决反对在中国领土内以任何名义成立由外力策动的特殊行政组织;坚决否认以地方事件解决东北问题和华北问题;要求即日出兵讨伐冀东及东北伪组织;要求用全国的兵力财力反抗日本的侵略;严惩一切卖国贼并抄没其财产;要求人民结社、集会、言论、出版之自由;全国民众立即自动组织起来，采取有效的手段，贯彻我们的救国主张。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起草过程中，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上海，给予陶行知等人极大鼓舞，《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特别指出：“华北青年热烈的救国运动，尤其引起我们十二万分的同情。”
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召开成立大会，陶行知与沈钧儒、章乃器、邰爽秋、王造时、江问渔、曹聚仁、沈兹九等300余位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出席。大会通过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章程，选举马相伯、沈钧儒、陶行知、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沈兹九等27人为执行委员。
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时发表了第二次救国运动宣言，除重申《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中提出的八项主张外，还提出根本改变目前外交政策，公布过去的外交经过;开放民众组织，保护爱国运动，迅速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停止一切内战;武装全国民众;释放一切政治犯，共赴国难等政治主张。同时，还要求政府纠正目前各地当局的失态，严惩各地摧残爱国运动的负责长官，取消对爱国运动的戒严令，撤销新闻检查制度、开放新闻封锁。宣言对全国的文化工作者也提出具体要求，并号召全国文化界联合组织救亡统一战线，领导民族解放运动。在此前后，史良、沈兹九等人发起的上海妇女界救国会，沈钧儒、周新民、潘大逵等人发起的上海大学教授救国会，沙千里、何惧等人发起的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以及陶行知发起的国难教育社纷纷成立。
1936年1月28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上海妇女界救国会、上海大学教授救国会等爱国团体，共同举行“一·二八”四周年纪念大会。陶行知与马相伯、何香凝、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沈兹九、欧阳予倩、李公朴、王晓籁等19人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与会者一致通过成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会后，沈钧儒、陶行知等人高举大旗，带领近万名群众步行四五十里路，到宝山庙行镇公祭“一·二八”无名英雄墓，呼吁团结抗日。
1936年5月31至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出席者有华北、华南、华中及长江流域20余省市60多个救亡团体的代表70余人。大会通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章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等重要文件。陶行知被推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成为该会主要领导成员之一。
陶行知作为上海救国会的主要发起者和领导人之一，对于上海乃至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救国会领袖沈钧儒对陶行知曾有这样的评价：“救国会前后，文件在内容上，在词句上，有许多都经过陶先生逐句参酌决定的。陶先生是一个性情温柔，意志坚强，考虑周详，认识清楚，在救国阵营中极不可少的人才。”
倡导国难教育
在推进中国教育改革的过程中，陶行知曾提出生活教育等主张并付诸实践。在抗日救亡浪潮中，陶行知领导的生活教育运动也由普及教育转变为国难教育。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陶行知在其主编的《生活教育》上连续发表文章，向杂志社同仁发出号召：只有踏着北平学生群众的脚迹去过着民族革命的生活，才算是受着民族革命的教育。在国难日益严重的现实面前，生活教育的职责是使教育与国难赛跑，必须叫教育追上国难，让教育帮助解决国难。
陶行知先后主持起草《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国难教育方案》《发起组织国难教育社缘起》《国难教育社成立宣言》《国难教育社简章》《国难教育社工作大纲》等文件，系统地提出国难教育理论和实施方案，指出：国难教育的目标，是推行大众文化，争取中华民族的自由平等，保卫中国领土与主权的完整;国难教育的对象，是教育大众联合起来解除国难，教育知识分子将民族危机的知识向大众传播。国难教育方案在推进生活教育运动方面，进一步把人民大众的普及教育与民族解放运动结合在一起。陶行知认为，中国所面临的空前国难，少数人已经解决不了，必须由大众起来担负救国责任，中国才可能得救，所以争取民族解放与争取大众解放不可分开。
提出国难教育方案是陶行知倡导的“教育为抗日救亡运动服务”思想的体现，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重要发展。有人曾对国难教育方案作出这样的评论：“在这个方案中，显然的，陶氏的教育思想又大踏步前进一步，他完全脱出了旧教育的圈子，用大众的力量自动组织起来，自动进行自己所需要的教育，而且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有了进一步依靠群众的思想。”陶行知本人也对生活教育运动演进到国难教育阶段做了总结，他在《生活教育之特质》一文中提出生活教育在现阶段是有生活的、行动的、大众的、前进的、世界的和有历史联系的六个基本特点。
1936年2月23日，陶行知发起的国难教育社在上海正式成立，出席成立大会的有教师、学生、教育界人士，还有工人、农民、商人、店员、科学家、艺术家、律师、宗教界人士、新闻工作者、文艺工作者等400余人。会议通过了国难教育社简章、宣言及工作大纲，选举了执行委员。陶行知被推选为理事长，实际负责该社领导工作的是中共地下党员丁华、王洞若、张劲夫、方与严等人。宣言提出：“我们除了反抗敌人的侵略，无法获得民族解放;除了流血，不会获得民族自由”;宣言疾呼：“警钟响了!危机迫在眼前了!从今日起，我们应该总动员，奋勇地执行国难教育的工作，坚决地担负起国难教育的工作，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和自由。”此时，陶行知已由过去用教育革命来配合政治革命的教育家，成为以从事救亡运动为主要任务的社会活动家。
国难教育社成立后，在沪西、沪东、闸北、沪中、浦东等区都建立了分社和社员团，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陶行知还支持国难教育社成员在沪东、沪西、闸北和浦东等工厂密集区开办大量工人夜校、识字班和训练班等，对工人群众开展宣传教育活动，从而使工人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主力军。
陶行知的学生、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教育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的刘季平曾对国难教育社推动抗日救亡运动所起的积极作用作出评述：“国难教育社同生活教育社和陶行知先生办的工学团关系密切，同救国会以及它所联系的好些救亡团体，同上海教育界的好些学校里的教师、学生，同有些工厂企业里的职工组织，同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及其所办的工人夜校等等，都建立了相当密切的联系。国难教育社在陶行知先生的公开号召下，在一批同志深入开展群众工作的基础上，日益广泛地吸收教师、学生、工人、农民参加进来，并从中发展了好些新党员。国难教育社当时成为党组织比较坚强、群众基础比较雄厚、救亡活动比较深入扎实的进步团体之一。”
呼吁团结御侮
陶行知作为救国会领袖，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一贯主张团结御侮，组织全民族联合战线。
1936年4月23日，陶行知应广西省政府、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聘请，到广西、广东讲学，同时宣传抗日救亡，鼓动华南的救国运动，然后取道香港参加国际教育会议。
6月初，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发动“两广事变”，组织抗日救国军西南联军，打着北上抗日的旗帜，出兵湖南，形成西南与南京国民党中央的对峙，双方剑拔弩张，内战一触即发。
“两广事变”的发生，更使陶行知感到建立联合战线的迫切性。于是，他在6月间抵达香港后对《生活日报》记者发表了有关联合战线的谈话。他指出：要救亡，必要抵抗。抵抗就要有比敌人更大的力量，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力量从哪里来?自然不会从天上掉下，是全国不想做亡国的人在救亡上联合起来，那就造成了这力量。所以我们要提出联合战线来，并且认为联合战线是当前救亡的唯一方策。陶行知分析道：我们不能忽视目前中国三大实力系统——南京国民政府的200万大军、西南及红军。这三大实力联合起来，已经超过日本的军力，这里有现成的武力300万，其他的经济力也抵得过，不仅这三大实力合拢来已很可观，还有民众!这三种系统实力都开放民众运动，那就了不起，中国救亡阵线的伟大，要惊耀世界。陶行知认为，这三方面不拉手，互相抵消自己的实力，那只有大家倒霉，当亡国奴的一条路。陶行知明确表示，自己要任劳任怨，不顾一切，出来发起这三方面拉手。
陶行知不仅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在香港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参与起草制定被沈钧儒称之为“在中国十年内战的局面下，压榨出来的一个破天荒的号召国共两党走上和平团结御侮的大路的历史文件”，即《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以下简称团结御侮文件)。
中国共产党为推动国民党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于1936年春派遣中共中央代表潘汉年回国与国民党秘密谈判合作事宜。6月，潘汉年抵达香港后，约见在港的救国会领袖陶行知、邹韬奋，向他们介绍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措施，希望救国会领袖深明大义，公开呼吁建立民族联合战线。潘汉年的建议，陶行知、邹韬奋完全赞同。于是由陪同潘汉年回国的中共地下党员胡愈之起草团结御侮文件，陶行知、邹韬奋二人参与修改并签名，再送至上海交由沈钧儒、章乃器修订，最后由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四人联名发表。
陶行知在事后题写《团结御侮文件》一诗，记述了参与制定这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文件的激动心情：“大祸已临头，萁豆忍相煎。摩登万言书，我名最先签。”
团结御侮文件公开呼吁各党派各方面共同联合起来抗日救国，建立救亡联合战线;批评蒋介石国民党“先安内后攘外”的错误政策，要求国民党中央立即停止对西南的军事行动，与红军停战议和，共同抗日，开放抗日言论自由和救国运动自由，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于去年8月1日发表宣言，主张停止内战，联合各党各派，共同抗日救国。中国红军领袖也迭次发出通电，吁请各方面停战议和，一致对外。我们赞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这一个政策，而且相信这一个政策会引起今后中国政治上重大的影响。”
团结御侮文件最早发表于1936年7月15日的《生活知识》半月刊，后经《救亡情报》《救国时报》等报刊转载，并印成小册子在上海、香港等地流传，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反响。
8月10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发表《致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及全体救国会员函》，对团结御侮文件和救国会的宣言、纲领表示“极大的同情和满意”，认为“这是代表全国大多数不愿意作亡国奴的人们的意见与要求”，声明“我们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诚恳地愿意与你们合作，与一切愿意参加这一斗争的政派、组织或个人合作，以便如你们的纲领与要求上所提出的一样，来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9月18日，毛泽东再次致函陶行知等四人说：“先生们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的行动，已经引起全国广大民众的同情，同样使我们全体红军和苏区人民对先生们发生无限的敬意!”希望与救国会的领袖们一道，“在各方面作更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
1936年7月到1938年8月的两年间，陶行知受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委托，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到国外宣传抗日救国和考察教育，足迹遍及欧美亚非4大洲28个国家和地区。回国后，陶行知通过推行战时教育、创办育才学校，特别是充分发挥自己作为民主人士的优势，继续为抗日救亡运动奔忙，献出了拳拳之心、付出了巨大努力。
陶行知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言行及贡献，充分体现了他已由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者。1982年12月，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宣传部顾问陆定一曾在《光明日报》撰文指出：“1935年，李竹声、盛宗亮叛变，上海党从中央到支部完全被破坏。这时，异军突起，出现了以宋庆龄、鲁迅、何香凝、沈钧儒、陶行知为代表的非党的共产主义者宣传共产党的救国主张，宣传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他们对中国革命是立下了大功的。同时也显出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只是共产党员)的优秀部分，那时已觉悟到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
责任编辑：黄雪 最后更新：2022-10-28 09: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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