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捕战犯遇难题
2017-08-22 14:38:04  来源：《往事钩沉》  点击：  复制链接

　　在调查和抓捕人员面前却摆着一个巨大难题。这些控诉人，由于当时在日军威吓下，对罪行人的姓名及所属部队，全无法获悉，所以难以提供准确情况。为此，上海地方法院检察官曾致函中央宪兵队驻沪宪兵二十三团，请求提供历年上海日军各部队驻防表，以便查证追捕。该宪兵团却复函说，它于1945年10月1日才抵达上海接防，以前情形无从得知。检察官又向与它交接的原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宪兵队查询，消息更令人愤慨失望：还在淞沪警备司令部接收日军上海宪兵队时，日宪兵队代表冈本中佐居然回答，档案文书和情报资料等“因携带不便，业已全部焚毁”。中国军方官员虽大声训斥，然而罪证已化为一摊纸灰。与之相同，日上海陆海军也烧毁了全部档案，这对追凶造成了莫大障碍。经反复调查，上海司法机构勉强凑成一份日军上海驻防表，但仅至军、师团、联队三级，且错讹很多，难以参考。时间一天天逝去，上海人民要求惩凶的呼声日益高涨。上海法院只得再次公告市民，组织被害人到日军俘虏营指认，以抓捕日军战犯。三百余战犯终落网当然，这好比是大海捞针。

　　当年上海江湾、浦东、沪西等十余个战俘营，关押着近15万人，仅设在劳勃生路(今长寿路)的日宪兵队俘虏营，也有1000余人。这样要能把战犯抓出来，真要用上“冤家路窄”这句话。为指认、追捕战犯，大律师唐豪等蒙难幸存者，组织了上海抗战蒙难同志会，聚集共同回忆揭发日军战犯。经他们检举指认，从劳勃生路俘虏营中抓出了战犯20余人，全属日宪兵系统，都是令人切齿痛恨的恶棍。包括日沪东宪兵队长宫本清水、军曹大泽、曹长野田;沪北宪兵队长高桥贞夫;北四川路宪兵队总部曹长长谷川;浦东宪兵队特高课长久保江保治、军曹野间贞二等。指认时战犯们事先不知晓，以为记者团来了，命令全体集合，都乖乖服从。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有些当场被扭打着拉出来。后来，他们变狡猾了，每当有生人来时，就以装病、自伤来逃避。因上海日俘营里有原驻江浙的日军部队和宪兵，当地受害人也纷纷把检举信寄来上海，经调查和指认，又抓到一批险些漏网的要犯。如参与制造“崇明大烧杀惨案”的日崇明宪兵队长大庭早志、特高课长中野久勇;策划“江阴屠杀案”的日江阴宪兵队长下田次郎;有“杭州之狮”之称的日第二十二师团宣抚班长黑泽次男和在溧阳嗜杀成性的宪兵队军曹富田德等。而日常熟宪兵队长米村春喜的落网，又牵出原任军法官的战犯和光、长山、河野、菊角等人，他们后来都在上海日俘营落网，真的印证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句话。

　　同时，随着中美军方日战犯罪行调查的深入，根据军方命令逮捕的一批日战犯也移送来上海。这些战犯一般都官阶较高，直接参与了战争的发动、指挥。如美军移送的有日第三十四军参谋长镝木正隆、汉口宪兵司令福本龟治等80余人。此外也有美军被俘老兵和侨民检举指认的，如日军上海江湾敌国战俘收容所所长大寺敏和翻译主任石原勇。石原勇凶狠暴戾，最爱用马鞭抽打俘虏头部，人们都骂他是“骷髅魔鬼”。中国军方移送来上海的日军战犯，都是发动侵华战争的高级将官，如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日第十三军司令官松井太久郎、泽田茂等人。其中授大将衔的有3人，除冈村宁次之外，还有日台湾军总司令官安藤利吉和日第六方面军总司令官冈部直三郎。这两个大战犯移押到上海后，一个在提篮桥监狱服毒自杀，另一个在同一狱中突发脑溢血病死。还有一些重要战犯，是经上海和全国人民检举，在日本逮捕押解到上海的。1947年4月28日，日海军中国舰队司令官福田良三、日陆军省次官柴三兼四郎等20名战犯押抵上海。据报载，途中有一日战犯畏罪跳海自杀。他们被抓捕到案后，上海人民无不拍手称快。

　　1946年7月，上海在原日军江湾敌国战俘收容所旧址，设立日军战犯管理处，实行集中关押，第一批即达180余人，后又增加到300余人。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08-22 14:4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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