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力城审判完全是在苏联的主导下进行的。尽管它与此前举行的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在某些形式上较为接近(如配给辩护律师,赋予被告当庭抗辩权利,并辅以翻译),而与当时苏联国内刑事司法审判的主流形式相去甚远。但是,缺少其他主要战胜国家的参与,势将折损这场审判的国际影响力和判决说服力。当然,在当时“冷战”思维的极度深寒下,如果美国来参加这场细菌战犯审判,显然也是不可能的。
可是中国作为日军细菌战和活体实验罪行的最大受害者,以及该等罪行的主要“案发地”,同时鉴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邀请新生的中国政府以及日本细菌战争的受害者(或者代表)参加这场审判,实在是应然之举。但遗憾的是,我们在苏联伯力城审判过程中并没发现中方参与的任何线索。目前所能看到的,只是在这场审判过程中,中国官方媒体不断地转发塔斯社的“新闻通稿”,以及在这场审判结束后,中苏两国政府就进一步审判包括日本天皇和石井四郎在内的数名细菌战主犯,而进行的公开函电往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由于大批日军战俘早为苏军俘获,而731、100等特种细菌战部队所在的哈尔滨、长春等地也一直被苏军占据,所以不管是国民政府还是共产党军队,即便当时对日军的细菌战罪行有所了解,若欲进行调查取证,事实上皆有所不能。而在苏军撤退后,国共双方更是汲汲于内战中决雌雄,无暇顾及相关调查,虽然令人遗憾,但也势所难免。
再从时间上看,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方告成立,12月25日苏联方面即开始在伯力城正式庭审细菌战犯。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新政权百废待兴,若因其未能参加这场历史审判而苛责之,显然也有失公允。事实上,毛泽东于1949年12月至次年2月访问苏联,伯力城审判正是在此期间。可以推知,对于这场审判,中国的新生政权显然是知情者;但具体知情到何种程度,是否有所参与?只有相关档案公布之后,我们才能找到答案。
伯力城审判期间,中国主要的官方报纸几乎每天都有相关报道,甚至请曾经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方法官梅汝璈出面撰文,借以表达中国人民对于日军细菌战罪行的极大愤慨。不言而喻,这些报道本身即代表了当时中国政府的积极反应。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09-05 15: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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