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万广东籍侨胞曾回国抗战 保家卫国共赴国难
2020-08-11 09:33:05  来源：中国侨网  点击：  复制链接

无数华侨子弟告别了在泰国、柬埔寨、越南、美国、加拿大等国的亲人，血洒抗战前线及运输线。

　　“陈桂林、陈桂文的后人在哪里?”2015年五六月间，南方日报记者向海外侨团、(广东)省内各地侨办求助，寻找这一对马来西亚华侨烈士兄弟的后代，但至今没有音讯。

　　陈桂林、陈桂文，祖籍东莞，在中国遭遇日军侵略时，毅然回国参加航空部队。成都空战，哥哥陈桂林英勇牺牲，陈家老父亲回国将寡媳幼孙接去抚养，叮嘱小儿子坚持战斗;昆明空战，陈桂文又壮烈牺牲，老父亲再次默默回国，接走媳孙。

　　何止这一家。祖籍(广东汕头)澄海的郑松涛和陈廷禹、祖籍汕头的杜永青、祖籍(广东汕头)潮阳的张兴、祖籍(广东湛江)吴川的张炎……无数华侨子弟告别了在泰国、柬埔寨、越南、美国、加拿大等国的亲人，血洒抗战前线及运输线。

　　新加坡华侨机工王亚六曾告诉南方日报记者：“我们最理解十指连心之情。”据不完全统计，仅回国参加抗战的粤籍华侨就有4万多人，他们或是从军杀敌，或是服务前线，成为重要的抗战力量。

　　共赴国难 华侨儿女迎着炮火而上

　　“国弱我华人，苦叹不自由”，“日本吞中华，合力灭倭奴”。在美国旧金山天使岛羁留营旧址，南方日报记者看到华人难民用血泪刻在墙上的诗句，更加理解侨胞即使身在万里之遥，其个人命运仍然与中国强弱息息相关。

　　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华侨回国参加的起义等就有15次之多。同样，在日军进犯中国后，侨团侨领们除了募捐，还组织青年回国。不管是富商家的长子，还是小贩家的独苗，他们有的直接上前线，有的加入空军，有的在战场救护伤员，还有的冒险运输战略物资。

　　潮汕籍抗战老兵陈国臣先生的经历就很有代表性。1939年一个冬夜，当时年仅16岁的陈国臣，在曼谷目睹侨领蚁光炎先生被暗杀的场面。他年青的心被震撼了，回到举目无亲的广州，再辗转到当时在贵州的黄埔军校，后来走上抗日前线。

　　战事初起，缅甸富商张瑞隆就亲自赶到广州，向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捐100万元，作为抗日经费;另一方面回缅甸动员华侨青年到中国参军，其负担一切装备、军饷等费用。160位粤籍子弟经挑选入围，组成缅甸华侨救国义勇军。张瑞隆不但给每人安家费，又带队乘船先到达香港，购置枪炮、医药等装备物资，并把队伍带到广州交给张发奎。该支队伍参加了淞沪血战、长沙三次会战，打得十分英勇，大部分人血洒战场。

　　毗邻中国的几个国家的华侨，回国参战最为踊跃。据统计，从全国抗战爆发至1939年初，回国抗战的泰国华侨已达1000人。其中，暹罗(泰国)华侨义勇队就有500余人。还有33位泰国华侨司机为了冲破封锁，甚至从缅甸步行回国。越南侨社也成立了“越南华侨青年童子军战地服务团”，培训1000余名有志于抗日救国的华侨青年，陆续回国抗战。

　　许多华侨组成的战地服务团，也迎着炮火而上。越南华侨童军战地服务团共66人，服务于广州、汕头、惠州一带的抗日军队，其中有40人为国献身。由医学博士陈雅云率领的缅甸华侨救护队，治疗受伤将士与同胞达15194人次。该队所有医疗器械及经费，均由缅甸侨胞负责接济。

　　1939年，英国和德国华侨机工，组成了“汽车工友回国服务团”回国。54位非洲华侨也历尽磨难，于1938年4月组成“非洲罅沙汽车工友回国服务团”回来。

　　1938年8月26日，马来亚柔弗士乃华侨汽车司机回国服务团一行15人，驾驶着两辆捐给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救护车，以及药品一批，经香港、广州、长沙、武汉，于11月抵达延安，受到边区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

　　甘洒热血 “妈妈，恳请您不要流泪”

　　回国抗战，侨胞抱着甘洒热血的念头。年仅15岁的缅甸华侨少年颜生，1939年10月没来得及与家人告别，就回国参加抗日活动。他写信安慰母亲：“亲爱的妈妈，您是那样疼我，但是我竟然离开了。恳望您不要流泪，要为有一个孩子能够回国效力，杀敌救亡而高兴。”

　　曾任东江纵队司令员的曾生说过：“对于华侨对祖国抗战的巨大贡献，我有亲身感受。”到陕甘宁边区的归侨有六七百人，参加华南各抗日游击队的侨胞和港澳青年约有2500人，其中在东江纵队就有1000多人。不少人成长为骨干，李林、李子芳、王崇新、钟若潮等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淞沪抗战刚爆发，旅日华侨徐香进等人回国参战。在为前线押送作战物资时，途遇敌机轰炸，他始终不离职守，壮烈牺牲。

　　越南归侨吴秀远，是归侨中的巾帼英雄。1939年，在日军加紧进攻潮汕地区时，她所在的南洋华侨战地服务团随抗日军队开赴前线。这位年仅19岁的小姑娘，在敌机扫射时身中七弹，牺牲前说：“日本鬼子还没消灭，我还要上前线!”

　　这些海外的炎黄子孙，以义愤打击日本鬼子，以热血浇灌中华大地。他们在抗日战争中建立的丰功伟绩，并不因岁月的流逝而褪色。他们，值得我们永远缅怀和赞颂。(张梓望)

　　见证 104岁马来西亚归侨郑国雄当年毅然回来参战

　　“国难当头，哪有不为国出力的?”

　　104岁的郑国雄，虽然拄着拐杖，但一步步走得很稳健。他告诉记者，自己还可以上下4层楼梯。

　　当年他毅然从马来西亚回来，在抗日战场上死里逃生。几十年过去了，郑老目光坚定地说：“国难当头，哪有不为国出力的?我从来没有后悔当初的决定。”

　　1930年，18岁的郑国雄回到广州读高中，“那时每个星期参加4小时的军训。老师说，学完就可以上战场了。我还蛮期待的”。

　　郑国雄回忆说，“七·七”事变后，当时整个广州城群情激昂，到处是抗日宣传，热血青年纷纷从军。他心里也只有一个心愿，就是上前线打日寇。毕业后，他没有听从父亲的安排回马来西亚，而是报名参了军，不久升任中尉排长。

　　1937年9月，黄埔军校四分校招生，郑国雄不顾家人反对，坚持报考。由于战事吃紧，这一期学生全部提前半年毕业，开始实战学习。郑国雄在南岳游击训练班经过短训，被编入五十四军任工兵排长，郑国雄开始接受战火的洗礼。

　　1939年12月，日军直逼广东的战时省会韶关，第一次粤北战役打响。16万日军将国军两个军围住，形势危急。五十四军接到命令急赴韶关。“粤北战役打得十分惨烈。五十四军就牺牲了4000多人，几乎是全军的一半。”

　　郑国雄当时在工兵队，负责掩埋战友的尸体。“他们就一个一个地排着，没有棺材，但这对于当时的战士来说，已经是最好的葬礼。”说起当年为战友送行的这一幕，郑国雄如今依然很难受。

　　然而，在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和增援部队的夹击下，凶恶的日军渐渐败退，中国军队穷追猛打。在从化良口镇的鸡胸山，五十四军再次与日军恶战。其间，郑国雄有两次命悬一线。一次是在冲锋时，敌人的子弹从他肚皮边划过，留下一道很深的疤痕;还有一次，他带着十几个工兵半夜潜入敌方前线去剪断日军的铁丝网。“剪到第三道时被日军的探照灯照到，日军的机枪马上横扫过来，我顺势打了几个滚，子弹就落在我周围，很险!”(洪奕宜 辛均庆)

　　印度归侨林峰加入抗战远征军 本想两年驱敌寇 归来与母阴阳隔

　　2009年5月，在众多热心人士的帮助下，9位留缅远征军老兵跨入了国门，走上回家寻亲之路。那一次，是他们离乡半个多世纪后的第一次回家，也许也是最后一次。

　　6年后的夏天，南方日报记者来到缅甸曼德勒，想再寻抗战华侨老兵，但只能找到唯一健在的林峰，今年已经是92岁高龄。与南方日报记者谈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这位祖籍广东的老人难掩内心激动，还行了个标准的军礼。

　　林峰住在曼德勒商业区，隔壁饭店味道不时飘来。在朴素的房间墙上，挂着他行着标准军礼的照片。

　　“我原名叫林少京，家乡在广东梅州。”年过九旬，林峰依然精神矍铄，思路清晰。他告诉记者，1923年，他出生在印度加尔各答，他是第五代印度华侨。

　　1942年，林峰正在梅县家乡读高二时，香港、汕头、潮州相继沦陷。

　　当时梅县城处处张贴着“抗日救国”的宣传标语，他内心激起了“投笔从戎，保家卫国”的满腔热情。这年秋季，林峰不再犹豫，北上考上了中央无线电军事通讯学校。

　　他安慰母亲：最多两年可能回来。“谁知，我这一走，就再也没见过母亲。她在梅县去世时，我都没能在她身边，这是我此生最大的遗憾。”林峰说。

　　林峰从通讯学校毕业后，接受了为期三个月的步兵训练，之后被分配到在云南大理的远征第十一集团军无线电情报总台，后来又被调往总司令部参谋处。

　　1943年10月，为执行盟军关于在缅甸对日军发动攻势和打通中国西南国际交通线的决定，驻滇西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决定以腾冲为目标，对日军发动进攻。

　　林峰所在的第十一集团军是滇西反攻两大集团军之一，总司令宋希濂。反攻命令下达后，林峰常通宵达旦地工作。他说：“为防止敌人窃听，我们还必须频繁更换无线电密码。”

　　1944年5月，为打通滇缅公路，20万远征军集结滇西，进攻龙陵、腾冲和松山。其中，松山是滇缅公路出入滇西地区的咽喉要地，掌握它就相当于掌握着怒江战场的主动权。

　　“我方虽有炮兵十团用重炮和各类型的山炮向松山不断轰击，还有盟军飞机的助战，但因敌方炮火极其猛烈疯狂，因此我军官兵在奋不顾身作战中伤亡惨重，血染山河。”林峰说。松山一战打了近100天，远征军用伤亡7763人的代价，毙杀日军超过1250人，终于收复了松山。

　　2009年，林峰67年来第一次回到家乡(广东梅州)梅县。据其子林裕源介绍，林峰在母亲的坟前坐了很长时间，泪水和着雨水从他苍老的脸上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