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本帝国主义野蛮地发动了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遭遇空前的民族大劫难,中华民族各阶层人士团结一心,奋起反抗,保家卫国。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14年里,素以爱国爱乡而著称于世的1100万海外华侨,在祖国危难关头,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赤子之心从各个方面,以各种方式支持和参加了这场神圣的民族抗战,为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关东军炸毁了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以此为借口,日本关东军向驻守在沈阳北大营的中国军队进攻,“九一八”事变爆发。“九一八”事变引起了全世界海外华侨的愤怒,各地华侨纷纷创办报刊极力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声援祖国的抗日,争取更多的国际正义力量的支持。根据国民政府侨委会的统计,“1935年世界各地华侨报刊有84种,至1941年底达135种,达到了华侨报刊史上空前繁荣的时期”。
每逢祖国的重大事件纪念日和节日,如“九一八”“七七”“八一三”和元旦、双十等,海外各地的侨胞都要举行纪念宣传活动,用以增强抗日斗志。其中菲律宾华侨的“七七”抗战纪念日举办得颇为重。“七七”抗战两周年之际,在马尼拉,各侨团于当天上午10时至11时在普智大礼堂公祭抗日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11时半至12时半在华侨义山崇福门口举行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奠基典礼; 下午7时半在王彬街亚洲戏院举行各界‘七七’抗战纪念大会。并素食一天,停止一切娱乐,各侨团、华侨学校均下半旗哀悼阵亡将士”,气势颇为悲壮。
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华侨便开始了抗日救亡活动,这一时期多以罢工、言论申讨等形式,普遍的游行示威则是在“七七”事变之后。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华侨反日游行示威运动此起彼伏。1937年9月26日以新加坡为中心范围辐射全马地区的“印度中国日”反日示威活动是由马来亚的华侨社团联合当地友人发动的第一次华侨反日游行,此次运动仅新加坡就有五千华侨参加。1938年1月初,为抗议日寇制造南京大屠杀事件,东南亚各地华侨纷纷举行抗议活动。同年7月,美国各地华侨在纽约为抗议日寇轰炸广州而发动示威运动,抗议日本屠杀无辜的中国人,示威的侨胞派出代表,当面把抗议书交给日方人员。“费城的示威侨众,一律穿黑衣服,在数千人的游行队伍中间,几十位侨胞共抬着一具黑色的棺材,象征着日机轰杀成千上万妇孺,入殓出殡之惨状,以期唤起观众的注意”。海外各国华侨的游行示威活动向世界人民展现了中华民族团结一心,众志成城,誓死援助祖国,与伟大祖国站在一起抗击侵略的决心。
“九一八”事变后世界各地华侨自发地相继成立了众多抗日救亡团体。根据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统计,到1940年底海外华侨所组织的大型救国团体总数达649个。抗日战争期间全球共有3900余个各类华侨社团,其中有900余个时是专门从事抗日工作的。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广大华侨尽其所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为祖国的抗日捐款。据不完全统计,抗战的前三年华侨汇回祖国的各种捐款共达20亿元,平均每月约6000万元,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月捐就达1350万元,其中南洋华侨月捐总数为世界五大洲之首,整个抗战期间各地侨胞总共捐款达国币50亿元。美国当时有华侨10.3万人,月捐款总额达58.3万元,人均月捐数是世界各国华侨之首。
捐物主要包括捐献衣物、飞机、汽车、坦克等战需物资。“据统计从1937年下半年至1940年初,华侨捐赠的各种物品总数有3000批以上,每月平均100批左右。”仅抗战头三年华侨捐赠的物资计有“飞机270架,坦克27辆,救护车1000多辆,大米10000包,以及价值300万元左右的药品、雨衣、胶鞋等”。
在侨居世界各地的华侨中,经商者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他们与祖国及世界各国包括日本均有商业关系。海外华侨们意识到中日战争期间他们与日本的商贸交往,不再是简单的商业活动,而是国与国的利益关系。这种商贸活动应该不能有助于日本的侵华而无补于祖国的抗战。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世界各地的侨商带头掀起了一场范围广泛、形式多样的抵制日货与“不合作运动”。
早在“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发生后,抵制日货和“不合作运动”就在南洋各国展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这一运动在更大范围、更大规模上展开。爱国华侨相继成立专门的“抵制会”,有的地方还组织了“青年铁血团”秘密执行对奸商的制裁。在马来亚,战前日货倾销旺盛,全马市场几乎尽为日本人所占领,但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生意兴隆的日本商店却门庭冷落,新加坡的日商弘荣洋行也因此而破产。马来亚的华侨组织发起救国连锁运动: 拒绝买卖日本货物,不在日资工厂企业上班等。一旦有日本商船到港便派人检查,平时还组织锄奸团四处巡视检查。一旦发现日本货物,立即进行查封。泰国华侨商家达成一致协定: 不出售日货。以往购买和销售日货的商家,现在起一律改为国货或者欧美货。在欧美各国,各地华侨也开展了颇有声势的抵制日货斗争。全欧华侨抗联会于1937年9月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抵制仇货运动大纲》规定了欧洲华侨抵制日货的一些细则,“是欧洲华侨抵制日货运动的行动指南”。在美国,旧金山华侨分赴各码头,与美国码头工人一道,阻止军需品运往日本,取得很大的胜利。华侨开展的抵制日货和“不合作运动”成绩显著。仅仅南洋一域,日货的运销就一落千丈。
华侨社会出现过两次大规模的回国参战的热潮。抗战的防御时期大批华侨青年奔赴正面战场参加国民党正规军,一同杀敌,这是首次热潮; 第二次则是在相持阶段,大批华侨青年奔赴敌后战场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各地民族抗日武装力量并肩作战。其中有不少华侨青年成为抗战的模范和典型,涌现出像八路军女英雄李林、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李子芳等一批华侨英烈,堪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共产党员的光辉模范。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为日本占领,同时日本还完成了对中国海上的封锁,我国国际军援运输几乎断绝,中国的抗战到了最为紧要的关头。在此情形下,国民党政府新开辟的从昆明到缅甸的公路即滇缅公路,成为抗战中的中国对外唯一通行的“生命线”。然而,当时日军对中国的滇缅公路进行昼夜的狂轰滥炸,滇缅公路上急需驾驶技术娴熟的司机和维修工人,而国内奇缺。于此危急时刻陈嘉庚先生发出了“关于招募汽车修机驾机人员回国服务”的号召,华侨社会积极响应,前后一共有3200多人回国担任战地司机和汽修工。他们在枪林弹雨的崇山峻岭弯道上艰难地为祖国的抗战输送物资。“1939年1月至5月由滇缅公路运入我国的武器和其他军用物资每月仅1000吨,而自大批华侨机工参加军运后的1939年11月至1940年6月,运量猛增每月高达一万吨以上,其中11月份最高,达1.75万吨。1941年全年滇缅公路运输量达13.2万吨,自1939年7月至1942年7月,由滇缅公路运入国内的抗战物资共计达452000吨。
中国的空军力量在抗日战场上几乎为零。有鉴于此海外华侨一方面积极捐款帮助国内购买作战飞机,另一方面还创办学校,培训青年航空战士,输送回国驾机参战。在美国波兰特市的航校共培训了飞行员和技师70余人,其他地区的侨胞也输送了不少空军作战员。而且这些华侨飞行员在抗战期间创造了英勇而光辉的战斗事迹。“归侨飞行员陈瑞钿、雷炎均、黄绊扬、苏英祥、黄新瑞等与国内飞行员一道在1937年8月14日同日军王牌鹿屋航空队18架飞机在广德、杭州等地上空激战,以3比0大胜日军。”1938年在华中的一次空战中,华侨飞行员陈瑞钿遭遇3架敌机围攻,弹尽时驾机与敌机相撞,日军飞行员胆怯躲避,两机机翼相擦同时坠地,陈瑞钿敏捷跳伞,身负重伤。
从“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法西斯无条件投降,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前后总共14年里,海外华侨与祖国人民风雨同舟,同仇敌恺,以多种多样的抗日救亡方式强有力的支援了祖国的抗战,他们的功绩将永载中华民族史册,万古流芳。
责任编辑:吕凤 最后更新:2023-01-01 15:4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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