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侨：中国抗战另一个大后方
2017-10-06 17:25:10 来源：南方周末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战爆发后，旅美华侨在纽约唐人街上举行筹款救国大会，劝募献金支援祖国抗战。
抗战地理：
1937年，抗日烽火燃起，大批海外华侨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打破宗亲、地域的界限，走向联合，汇成一股抗日的洪流……
他们游行示威、罢工罢运、踊跃捐款、抵制日货。他们告别舒适温暖的家庭，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滇缅公路上有抢运物资的南侨机工在奔波，驼峰航线上有飞虎队的战士们飞越生死线。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客居海外依然义无反顾地担起国难的华侨们，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默默无闻地奉献着自己。
输财助战，是毛泽东对海外华侨支援抗战的概括。抗战期间，海外华侨贡献巨大。
据《华侨革命史》一书统计，抗战八年华侨捐款，总数达13亿元国币之巨。1942年，海外华侨购买国民政府向海内外发行的多种债券总数达11亿元国币。而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并未偿还这些公债，实际上等同于捐款。
直到面前的日本军官终于不再瞪着他，拿起一枚类似官印的四方形印章，在他背心上盖了一个“检”字，林岳喜才稍微放下紧悬的心。走在回家的路上，“完全不知道路，那种恐怖只有身临其境才能体会到。”
那一年，林岳喜十七岁。如今已是九十高龄，面对南方周末记者，他仍清晰记得那灾难性的一天——1942年2月18日。日军刚刚占领新加坡，数十万华侨以审查之名被集中起来，一场有针对性的肃清活动随之展开，史称“大检证”。
“被集中后，日本士兵用长竹竿打人，呵斥纷乱的人群。每个人轮番上报自己的信息，包括姓名、职业、地址等，不汇报或是有被怀疑的人都会被带走。起初以为这些人只是被抓去做苦工，但没想到等待他们的是屠杀。”轮到林岳喜汇报时，他不敢说自己是学生，谎称自己是西药房的杂工，由此逃过一劫。“我爱人一家人去了6个，只回来4个，她爸爸和姑父都被拉到海边，被机枪扫射而死。”
“这是日军的报复行动，报复华侨支援抗战。”林岳喜说，被集中的没有马来人，没有印度人，只有中国人。自日军入侵中国，海外华侨纷纷支援抗战，其中以东南亚华侨数量最多。而在东南亚，以马来亚(地域包括后来建国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华侨最为活跃。在这场大灾难中，日军屠杀了数万华侨，手段多样且残忍，包括枪杀、砍杀、活埋、溺亡等。
“抗战期间，海外华侨输财助战，贡献巨大。从地理层面来看，西南地区是中国抗日战场的大后方;但从另一层面来看，海外华侨也是中国抗战的大后方。”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张应龙介绍，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后，新加坡山东惨祸筹赈会是华侨成立的第一个抗战救亡组织。1931年“七七事变”后，由海外华侨成立的救亡组织渐兴，到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达到兴盛。1939年广州沦陷后，其力度进一步加大。
捐款“有钱不出钱，有力不出力，是对祖国的大不忠!”
“先生，买朵花吧!这是自由之花!这是解放之花!买了花，救国家!”
曾梅清是林岳喜的爱人，出生在新加坡，于1950年回国居住。1941年，还在上小学的曾梅清，不上课时，便会胸前挂一铁皮盒，加入到卖花募捐的队伍中。花是红色的纸花，由各个华侨学校的师生手工制作，卖花挣来的钱悉数捐给国内，支援抗战。
12岁的曾梅清个头还小，卖花时会把花插进对方的口袋里。“绝大多数人都会捐款，从几分几角到几十块不等。当时每条街道上都有卖花人，买过花的人就会把花放在胸前，以供辨识，也是荣耀。”
华侨捐款的热情很高，形成“富商巨贾，既不吝金钱，小贩劳工，亦尽倾血汗”的局面。在新加坡时，曾梅清家的斜对面便是侨领陈嘉庚的家。抗战爆发后，陈嘉庚就带头月捐2000元，并抢先购买救国公债10万元。在南侨总会召开的首届大会上，陈慷慨激昂地说：“有钱不出钱，有力不出力，是对祖国的大不忠!”(引自《陈嘉庚先生纪念册》)
南侨总会全称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于1938年10月在新加坡成立，陈嘉庚任主席。它是继欧洲、美洲之后，华侨组建的又一跨国、跨地区的抗日救国总机关。《华侨与抗日战争》一书这样评价它的成立，“形成了相对集中的三大华侨抗日救国组织网络，奠定了华侨抗日阵线的基本格局”。
在救亡组织的领导和侨领的表率下，捐款活动如火如荼。除了卖花捐和月捐，华侨以各种名义进行捐款，包括节日筹赈、劳军义捐、救急难民、航空救国捐等。
仰光女华侨叶秋莲变卖家产，得3万多元捐助政府抗战，自己则入寺为尼。她说，“只要祖国战胜，我自己饿死是不妨的。”泰国曼谷监狱200多难侨发起狱中献金，节省500元捐给祖国。马来亚华侨郑潮炯义卖瓜子，走遍南洋，筹款18万元。在吃顿饭只需两角钱的年代，郑不留一分将筹款悉数捐出。
五邑华博馆副馆长黄志强将这种现象归因为华侨“爱祖爱乡”的情感。广东侨乡文化研究中心刘进说，华侨捐款大多出于自愿。他在大量研究侨批过程中，发现几乎没有人对捐款有抱怨。据《华侨革命史》一书统计，抗战八年华侨捐款，总数达13亿元国币之巨。
输财助战，是毛泽东对海外华侨支援抗战形式的概括。其中，在“输财”上，华侨还通过侨汇、购买公债等方式支持祖国。“八一三事变”后，国民政府陆续向海内外发行救国公债、国防公债、航空救国券等多种债券，总额达三十多亿元。至1942年，海外华侨购债总数已达11亿元国币，占1/3强。而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并未偿还这些公债，实际上等同于捐款。
张应龙在搜集史料过程中发现，现在北美的众多侨社组织还能随时拿出当年购买的抗日救国公债，“数量之大，可谓数不胜数”。
抗战爆发后，旅美华侨在纽约唐人街上举行筹款救国大会，劝募献金支援祖国抗战。 抗战/图
1942年日治印荷时期颁发给华侨的“外国人居住登录宣誓证明书”。日军对每一个占领地的华侨进行有针对性的肃清，详细记录每一位华侨的姓名、年龄、职业、住所、在留年数等信息。 (夏婧雯供图/图)
罢工
惩戒的武器不是刀棍，而是甘蔗。
“循码头环行数圈，然后排成庞大的长形队伍，来往车辆几为之塞。侨校学生歌声远震，掌声雷鸣，深得来往观众同情。等到日轮离岸，侨胞始收队而归。”
记录在《华侨问题专号》上的这三句话，描述的是美国西雅图七百多位华侨阻止日轮“海安丸”号装运废铁回国的场景。
1939年2月，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简称旅美救总)发起“禁运军火运动”，抵制美国公司把可以改制成杀人武器的废铁和军需品出售给日本。此后，美国华侨阻运废铁赴日的斗争在美此起彼伏。最终，美国宣布禁止军火物资赴日。
张应龙教授总结，受客观环境影响，美国的华侨运动比较直接，东南亚地区则比较隐蔽。美国的华侨救亡组织多把“抗日”二字放在组织名称里，而东南亚的团体则会以“筹赈难民”等名义出现。即使在东南亚内部，由于政治关系等因素，华侨运动的尺度和活跃程度也不一。
在泰国，由于政权亲日，华侨陈德钦感受到的抗日活动相对隐秘。1929年，陈德钦出生于广东省汕头一户贫苦家庭;10岁那年，他去泰国投奔父亲;1943年，参加泰国反日大同盟，组织工人罢工并破坏日军军工厂。
当时，日本国内物资缺乏，加上运输线受同盟国潜艇袭击，日本在被占领国开办了如电机厂、皮革厂、缝衣厂、食品厂等军用工厂，以满足战争需求。陈德钦知道破坏军工厂的风险，但他也懂得抗日报国的道理。
据陈德钦回忆，日本军工厂的中国工人想了不少办法搞破坏。有个码头工人在运送子弹时，故意将肩上的一箱子弹抛入水中，结果被日军发现，最终被打死;给日军做皮鞋的华侨工人，会故意将盐缝入鞋底。盐遇水即溶，一来不留痕迹，二来可以腐蚀，从而缩短鞋的使用寿命。
1944年1月，泰国曼谷七家皮革厂数千工人罢工。名义上要求提高工资，实际是为中断其军需品供应。在这场罢工中，陈德钦是纠察队小队长，负责阻止破坏罢工的工人。罢工对工人来讲，意味着失去经济来源。当时为使罢工奏效，罢工指挥部决定给不上班者发放生活费。但即便如此，依然有人想去工作。对付这类人，陈德钦所在的纠察队自有办法。
一般来讲，先由一位躲在暗处的皮革厂工人指认依旧上班的同事，然后守在电车站附近的纠察队便会上前阻拦。先是劝说，晓之以情、以理、以利;劝说不成，就动武。为避免暴露，惩戒的武器不是刀棍，而是甘蔗。陈德钦给南方周末记者介绍甘蔗的好处，“能打人，还能伪装。万一日本的宪兵队或警察来，就装作在啃甘蔗。”黑眼镜也是纠察队的标配之一，这是因为纠察队不能明目张胆佩戴袖标，便用黑眼镜作为标识。
这场罢工坚持了半个月，在工会认为达到目的后，宣布撤回各路纠察队。1946年，陈德钦回国加入闽粤赣边纵队，参加解放战争。
服务生命线
最著名的要数南侨机工和飞虎队，这两支队伍，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天上。
抗战期间，海外华侨回国参战者不在少数。据国民政府广东侨务委员会1946年统计，归国参战参军的粤籍侨胞有4万余人。他们或直接参战，或参与救护队、机工团、记者团、歌剧团等形式多样、大小不一的回国服务团体。广东省华侨博物馆馆长王明惠介绍，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南侨机工和飞虎队。“这两支队伍，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天上，但都维系着中国抗战的生命线。”
南侨机工全称为“南洋华侨机工服务团”，由三千多名汽车司机和修理工构成。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封锁沿海。广州失守后，滞留在香港的两万多吨军火，必须从新建的滇缅公路运入，但这条公路穿江越谷，地势险要，唯有熟练驾驶员方能驾驭，国内奇缺此类人才。招募公告传至海外，南侨总会积极响应。自1939年2月至7月，先后有15批华侨回国服务。
现年90岁的张伟民是广东省唯一一位健在的南侨机工。他说，“那时我们对日本人的侵略都义愤填膺，大家都是冒着不怕牺牲的精神回国，回国前也没有想过后果。”
当时，武汉合唱团到马来亚演出，宣传抗日救国。时年仅13岁的张伟民看完演出后，深受鼓舞，回家就激动地把刚学会的救国歌唱给家人听，并决心回国服务。
“没有国，哪有家?虽然远在南洋，但当时很多年轻人一心想着回国抗日。”为了能顺利报名参加“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身材矮小的他将年龄报大了一岁。在训练班时，母亲特地给他一个枕头垫在屁股下，让他够得着方向盘。张伟民的女儿张晓秋说，在训练班的考试中，他展露出驾驶天赋，所
有科目都是一次性通过。
和张伟民一起投身卫国洪流的南侨机工，来自南洋各地，从事各种职业。马来亚女教师白雪娇决心报国参加南侨机工队伍。为瞒过父母和家庭，她特地化名施夏圭。在给父母的告别信中，她说：“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和弟妹是我所爱的，但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所以虽然几次的犹疑踌躇，到底我是怀着悲伤的情绪，含着辛酸的眼泪踏上征途了。虽然我的力简直够不上沧海一粟，可是集天下的水滴汇成大洋。我希望我能在救亡的洪流中，竭我一滴之微力。”
滇缅公路上行车艰难，需过三关：翻车、瘴气和日军轰炸。在一千多公里的公路上，没有宿舍和休息站，机工们困了就睡在车上，病了就咬牙挺着，车半路抛锚或水箱没水更是家常便饭。有一次，张伟民开着大卡车，从昆明运送物资前往下关。因为当时山谷里刮大风，黑灯瞎火的，他的车一不小心就撞到了一堆原木上，还把旁边蹲着吃饭的人撞飞了，所幸只受了轻伤。
1942年，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三千南侨机工，约1/3死在滇缅公路上，1/3回到海外，1/3留在国内。在抢运战需物资的这段时间里，他们平均每日输入量达300吨以上，被誉为滇缅公路上的“神行太保”。
和滇缅公路同样具有“输血”作用的，还有“驼峰航线”。在开通的三年多时间里，驼峰航线向中国输送了70万吨急需物资和3万多人，被誉为维持抗战的空中“生命线”。
“飞虎队”司令陈纳德妻子陈香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有一千多名在美国应征入伍的华侨青年，被编入美国第14空勤大队(即“飞虎队”)，来到中国战场支援作战。他们大多祖籍是广东。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理事梅伟强说，在“飞虎队”中，绝大部分地勤人员都是华侨。
2007年，一队华侨从美国来到广东省五邑华博馆，当时由华博馆业务部副主任蔡晓敏陪同。这些历经风霜的老人，就是曾经往返于“死亡航线”上的飞虎队队员。参观中，她发现一位老人突然跪倒在地。起初，她以为是老人体力不支，正要上前帮忙，却看到令她难忘的一幕，那位老人神情庄重，跪地后，俯下身去，亲吻地砖，用台山话说，“我终于回来了”。
“从这一幕看得出华侨对祖国的深厚感情。”几天后，蔡晓敏在华侨博物馆里又一次看到了这群老人，原来他们想在离开前再来参观一次。一位老人动情地说，“看一遍，不够;离开前，再看一遍。”
责任编辑：李一菲 最后更新：2017-10-06 17:28:19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下一篇：战斗在山西抗日前线的归国华侨
湘公网安备430104020008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