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上）
2018-04-02 18:13:15  来源：作者:李景光  点击：  复制链接

　　中国人侨居国外的历史源远流长，但是大规模出国还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那时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农村破产，百业凋零，许多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不得不漂洋过海，外出谋生;另一方面。西方殖民者为开发殖民地，开始在中国东南沿海大量掠卖华工。据统计，从19世纪 50年代开始，每年平均约有10万华工被贩运到世界各地。截止1940年6月，海外华侨已达854万多人.。

　　华侨侨居国外，举目无亲，生活艰难，他们非常想念家乡，思念祖国，他们在一首歌里唱道：“在海外更了解到家乡的可贵，在海外更感到弱者的悲伤”。

　　海外华侨具有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 ，他们身居海外，寄人篱下，深切感受到祖国的兴衰存亡，直接关系到他们在海外的地位和权益。他们深知，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华侨将永远无法摆脱被歧视、受凌辱的命运，华侨与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他们盼望祖国强大昌盛。对压迫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者，和造成祖国贫困落后的反动统治者十分憎恨。因此，华侨一贯积极支持祖国反对外国侵略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海外华侨组织抗日救亡团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坚决支持、积极参加祖国的抗日战争，为战胜日本侵略者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

　　一、华侨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及救国宣传运动

　　1、“九.一八”事变后的的抗日救国呼声

　　1931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到翌年1月，整个东北近一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3000万同胞惨遭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蹂躏和践踏。

　　侨胞们在国难当头的紧要时刻，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行径，严厉谴责，对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做法，愤怒声讨。

　　在马来亚新加坡，陈嘉庚发起召开侨民大会，通过致电日内瓦国际联盟和美国总统胡佛，要求“履行各种条约，维持世界和平”;号召“侨民鼓动志气，激励爱国”，抵制日货，开展反日宣传。在马来亚槟榔屿，华侨捐款购买战斗飞机，准备供与日宣战之用。越南中圻华侨组织反日后援会，表示愿“为祖国对日交涉之后盾”。

　　在菲律宾首府马尼拉，华侨商会代表10万侨胞，拍电报给美国总统胡佛、国务卿史汀生、前菲岛总督福白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真相，吁请他们“以伸公道而救世界”。11月，马尼拉华侨召开国民救国大会，决定向菲律宾华侨筹集500万披索，以资祖国抗日战费。

　　在欧洲，比利时华侨召开代表大会，组织旅比华侨反日救国总会，并通电国民政府：“望对日宣战，留比华侨，整装待命”。

　　10月4日，英国伦敦华侨各团体总会发表“宣言书”，呼吁关注世界大事的人们，“责令日政府立即撤兵”，赔偿中国损失。

　　在美洲，9月24日，美国旧金山中华会馆召开全体大会，组织了旧金山华侨拒日救国后援总会，以领导华侨的抗日救国活动。并通电国内，“请朝野上下一致对日宣战......共赴国难”，加拿大维多利亚华侨组织一营义勇军，准备回国抗日。

　　为了支援祖国抗战，华侨的爱国行动逐渐由分散行动走向团结一致行动。

　　在南洋，经过四个月的筹备工作，1937年2月12日，星洲华侨各界救国联合会在新加坡成立。在缅甸、印尼、安南等国的华侨也大都按地区组织了抗日救国的团体。

　　在国难当头之际，美国华侨开始努力合作。1936年1月19日，纽约全侨抗日救国会召开成立大会，那天风雪交加，寒冷异常，而侨胞到会却空前踊跃。不久，旧金山、芝加哥、费城等地华侨也建立了联合抗日救国会。古巴华侨在抗日救国高于一切的思想激励下，于1936年2月，成立了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

　　在欧洲，法国巴黎等地的侨胞先后成立了巴黎中华民众抗日救国会、旅法中国救亡会等抗日救国团体。在纪念“一.二八”抗战四周年时，各抗日救国团体联合成立了旅法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在德国、英国、比利时、荷兰、瑞士等国的华侨也都先后成立了抗日救国团体。

　　2、开展国民外交活动， 争取国际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

　　华侨利用侨居地的各种关系，开展国民外交活动，以争取各国人民对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支持。华侨运用各种宣传形式，揭露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中国和奸淫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同时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与危害世界及侨居国和平的关系，呼吁各国爱好和平的人们从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捍卫世界和平。

　　散发外文传单和宣传册子，是华侨对外宣传的重要方式。1938年新年之际，全欧抗联印发《抵制日货援助中国》的法文传单20万份，及《日本侵略中国与中国人民之英勇抗战》的法文小册子2万份，赠送法国各界。加拿大华侨团体经常用英文编印抗日宣传册，分送各地，揭露敌人的暴行，唤起加拿大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在美国，侨胞办刊物、印发传单、演剧、讲演和举办抗战图片展览会等，广泛进行国民外交活动。华盛顿中国学生会编辑英文《抗日周刊》，专对美国民众宣传。旧金山华侨洗衣业工人，把救国团体印刷的暴漏日帝侵华的宣传品，放进已洗好的衫袋或裤袋里，呼吁当地民众支持中国抗战，伸张正义。抗战爆发后半年内，华侨洗衣业侨胞利用工作之便，向主顾散发的抗日宣传册达1万册之多。在马来亚，华侨青年印刷了大批的外文传单，深入工矿、农村、橡胶园和山区散发。

　　在新加坡，207个华侨团体联合进行拥护反侵略运动大会的各种宣传活动，发通电，集会游行，并确定2月10日至15日为反侵略运动宣传周，各团体、各学校、各娱乐场以致街头巷尾，都有“热血的华侨在那里宣传”。雪兰莪、霹雳、槟榔屿等地的华侨也有同样的热烈表示。全马来亚充满着拥护和平反对侵略的呼声。美国波士顿26岁的餐馆工人李兆焕和华侨青年，“举着标语牌满街跑，做宣传，渐渐地，人们理解了，尤其看到南京大屠杀，美国人明白了日本确实侵略中国，而且极其残暴，毫无人道。”

　　在法国，抗战爆发后，全欧抗联尽力发动法国人民支持中国的抗战，遍访法国政府、各政党、工会、宗教团体以及其他反战反法西斯爱好和平同情中国抗日的团体共40个单位，并帮助法国中国人民之友社扩大组织和开展工作。在比京(布鲁塞尔)，九国会议开会之前，全欧抗联即通告全欧华侨团体，派遣代表赴比共同进行国民外交活动。

　　1937年秋，在美中国战事救济联合会(简称在美救联会)在旧金山成立，参加者有旧金山的华侨救国团体，当地的海员工会、铁路工会、码头工会联合会等进步团体。在美救联会明确规定了自己的任务：(1)使国会通过立法案，授权罗斯福总统区别侵略国家而禁运军火前往该国;(2)宣传并扩大抵制日货;(3)对中国平民持续做慈善救济;(4)组织并合作太平洋沿岸的宣传工作。在欧美，比较有影响和规模较大的联合组织还有：由郑家颐和罗斯福上校(罗斯福总统之子)联合发起，有7个大型团体参加、在全美各地建立200多个分会的全美援华联合总会，由孟治与社会名流联合的中美协会，冀朝鼎与纽约的知名人士共同组织的纽约美国中国人民之友社，熊式一在伦敦与支持正义的英国友人共同建立的纽约美国中国人民之友社，陈光润在加拿大与各大学教授一起组织的加拿大中国人民之友社等等。在东南亚一带，有曾廷泉与当地人士组织的中菲协会和中国之友社等。反日援华联合组织的建立，有力地支持了华侨的救亡斗争，并推动了各国反日援华斗争运动的发展。

　　在华侨的积极努力下，世界各国人民不但从道义上支持中国抗战，而且与华侨一起进行抵制日货、捐款捐物等活动。

　　在英国，在旅英侨胞的宣传鼓动下，英国各党派、各阶层的人士都自动起来参加援华运动。他们举行游行、举行“反日援华周”，抗议日本侵略中国、要求抵制日货、要求政府禁售军火和拒绝贷款给日本。同时，英国民众还捐款捐物支援中国抗战，英国援助中国委员会每周都有大批药材、衣服等物品经香港运往中国。伦敦市长领导下的对华救济基金委员会，仅在1938年内就募捐15.2万英镑，衣物数十万件，支持中国抗战。

　　在美国，1937年10月7日，纽约中国人民之友社与反对战争和法西斯主义大会联合召开“援华抵制日货大会”，有1.3万名美国民众和2000名华侨参加。与会者一致赞成以实际行动打击日本侵略者，支持中国抗战。费城拥有10万工人的产业工会通过决议抵制日货。全美学生会于1937年12月30日在纽约召开会议，代表们当场将身上的日织丝袜和丝围巾焚毁，以表示对日军在华兽行的抗议。1941年5月，美国援华联合总会联合全美各地的中美联合组织，发动了风行全美的完成500万美元救济中国伤兵难民的“中国周运动”。还有赛珍珠等69位名作家自动以稿费和版税援助中国抗战。

　　二、抵制日货与不合作运动

　　在抗战期间，华侨把抵制日货看作是支持祖国抗战的一部分，他们说：“现在一见到日货，立刻想到枪弹，立刻眼前展开日本轰炸中国、侵略中国的惨景。”因此，华侨在世界各地开展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抵制日货与不合作运动。

　　1、抵制日货运动

　　在“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华侨就在南洋各地开展了抵制日货运动，但广泛、大规模展开则是在“七.七”事变发生，中国全面抗战开始以后。

　　抵制日货运动有坚强的组织和领导，南洋各地几乎都成立了抵制日货的专门组织。抵制日货运动不但禁止日货的经销和使用，而且要求华侨断绝与日本人的一切关系，这就给日本经济以沉重打击。

　　在马来亚，华侨救亡团体联合发起“救国连索运动”，主要内容有：(1)禁卖禁买日货;(2)不卖货与日本人;(3)不为日本人工作。(4)抗战到底。“救国连索运动”得到华侨的热烈响应和积极参加。新加坡、马来亚侨团大都成立了抵货会和锄奸团，抵货会负责检查货物，锄奸团负责侦查是否有商贩发售日货。

　　在暹罗，虽然在暹罗政府的高压和严密监视之下，抵货运动和锄奸运动“也有如野火燎原似地扩展到每一个角落”。以前，日本商品在暹罗的进口商品中居于第一位，迨中国开展全面抗战后，华侨商家一致议定，为了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生存，宁可放弃易得的利润，也不再推销日货。

　　在缅甸，1937年10月，成立了缅甸华侨抵制日货总会，制定了“严惩奸商”等措施，规定“贩卖仇货者应作通敌论罪”，使日货在缅甸各地受到很大打击。

　　在菲律宾、越南、印尼等各国，许多经营日货的华商，纷纷改卖国货和欧美货，他们取消了原先定购的日货，并联合订立契约，“誓不贩卖”日货。

　　南洋华侨开展的抵货运动，使日货在南洋的销售一落千丈。即以马来亚来说，1937年6月，共输入460.9万元的日货，而1938年2月仅输入77.7万元的日货、这样的巨减，对日本无疑是重大打击。

　　2、不合作运动

　　海外各地华侨抗日救国团体号召广大华侨不和侵略者合作，不为侵略和服务，不以物品供给侵略者。此举在当时被称为“不合作运动”。

　　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岛国，抗战爆发后，为了扩大侵略战争，急剧增加军工生产。截止1937年12月底，因为军需工业品输入的激进，对外贸易的负债额约计已在10亿之谱。现在每日平均又要消耗1,500万元以上的战费，其来源仍不外发行公债，已发及待发的公债，超过70亿元。当时日本人口仅有7千万，担负这么沉重的战费负担，决不能维持长久。因此，日本一面加紧掠夺东南亚一带的矿产资源;一面从美、英等国大量地进口废钢铁和其它军需原料。

　　马来亚是日本苦心经营数十年的一个重要的军事工业和钢铁工业的原料供应地。抗战爆发后，日本每年所需要的铁有2/3出产在马来亚。日本还在马来亚建立了二座大型的钢铁厂和在东南亚地区唯一的铝厂。抗战爆发后，为了制造军火的需要，日本侵略者急剧增加马来亚铁矿的开采量，月产量由原来的10万吨猛增到30万吨。其中的龙运铁矿是日本人在马来亚的“最大经营”，其产量“平均每周必装满3艘轮船往敌国”，“倘日以此制造军火，则每小时制造子弹4亿5千万颗”。日本资本家“为了防范华工的反抗，其限制约束的办法也较以前更为残酷”。他们一面用武力威胁华工，严禁他们看书读报，谈论国事和参加各种爱国活动，一面用花言巧语和金钱诱惑华工，企图使他们为其提供更多的进行侵略战争的重要原料。

　　当华工得悉自己生产的铁矿和钢铁、铝片是运往日本制造屠杀祖国同胞的枪炮和飞机时，龙运铁矿的华工“不忍昧于爱国良心，情愿受失业之苦”，于1937年12月初一致罢职离矿，打响了华工对敌罢职的第一炮。紧接着，其他各矿华工也相继罢工，蜂涌离矿。与此同时，日营钢铁厂和铝厂的华工，也全部罢工离厂。马来亚日营铁矿和钢铁行业陷于瘫痪状态。1938年1月3日，容株巴辖铁矿的机械“全数被炸毁，一无所存”，制造飞机重要原料的日营铝厂的一切生产资料也在一夜之间化为灰烬。

　　广大华工罢工使马来亚日营钢铁生产受到致命的打击。据统计，1937年前11个月，马来亚每月运往日本的铁矿平均达128,858吨，到12月份，则仅有12,424吨运出，减少90%以上。

　　侨团和爱国侨领积极支持华工的罢工斗争。新加坡筹赈会为罢工返新加坡的华工安排食宿，寻找职业。陈嘉庚以福建会馆的名义在侨胞中进行募捐，加上筹赈会的捐助，共筹集到叻币6万余元，资助侨工并安排部分侨工回国参加抗战工作。华侨巨商胡文虎也捐款帮助这些侨工寻找职业，出资帮助他们回国。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是日本重要军事物资的主要供给者。美国一些资本家源源不断地向日本出售废钢铁和其他战需物资。为了反对美国给日本侵华战争以物资上的支持，防止废钢铁和其它军用物资由美国装运赴日，旅美华侨除了自己不购，不买不卖日货外，还发动了大规模的“不供给运动”，劝阻美国码头工人和海员，抵制美国废钢铁和战需物资运往日本。

　　美国加州55个华侨救亡团体联合当地友人，组成了数千人的纠察队，在加州码头日夜巡逻，严格防范废铁装运日本。在旧金山，1938年12月16日，希腊籍轮船“施祥罗司”号装运废铁2,500吨准备起航赴日，侨胞侦悉，群情激奋。华工放下了手中的工具，华商关闭了自己的商店，华生冲出校门，华侨妇女走上街头。奔走呼号，互相串联。顷刻间，2万多华侨汇成一支浩浩荡荡的示威游行大军，开进旧金山码头。一面将“施祥罗司”号轮船团团包围，向该轮船员及船长展开强大的宣传攻势;一面推出近百名代表，分别向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及美国总统罗斯福请愿。自16日起，2万多华侨在码头日夜轮流值班，坚持不懈，不获全胜，决不甘休。经过多方的交涉和斗争，在广大美国友人的支持下，终于取得了胜利。国内《新华日报》和《华侨动员》、《华侨先锋》等报刊，均发表专题报道，高度评价和赞颂侨胞的这一正义斗争。在西雅图，日轮“海安丸”号准备装运废铁赴日，由于华侨的制止和斗争，“致使该轮一无所获而去”。在美国籍“黑生轮”上工作的33名华侨海员发现自己的轮船装满盐硝准备运往日本，将会化作炸药轰炸祖国时，“激于民族义愤，群行罢工”，一致离船上岸。挪威货船“诺斯夫人”号在古巴装载废铁一批正欲启碇时，船上中国水手20名察明这些废铁是运往日本的，拒不解缆。船主通知警察当局把水手扣留，该船方始开行。《华侨先锋》发表专文称誉中国水手“爱国热忱，实堪钦佩!”

　　世界各国华侨展开的抵制日货、罢工、罢职和破坏敌国原料供应的斗争，是华侨抗日救国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直接削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有力地配合了祖国的持久抗战。

　　三、华侨对中国抗战的经济支援

　　在经济方面援助祖国抗战，是华侨对祖国抗战作出重大贡献的最集中表现。抗战期间，华侨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对祖国抗战进行经济援助。

　　1、募捐和侨汇

　　(1)捐款

　　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捐款，主要形式有常月捐和特别捐，以及献金、义卖等。

　　常月捐，是一种最见成效的捐款形式。1937年10月，马来亚槟榔屿华侨筹赈会发出《劝募长期月捐宣言》，阐明侨胞坚持长期月捐对祖国抗战的重大作用。宣言说：“中国必须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凡是中国人都得尽自己的力量来支持这长期抗战。前线的健儿拼他们的性命，后方的民众就要一肩挑起救济伤难的责任。为了保证最后胜利的获取，我们必须不断替伤军难民解除痛苦，必须不断为我祖国充实抗战力量。富有的固要多多捐输，中等以上工商各界也该量力从事，最好的办法，就是大众都来认月捐，斟酌自己经济的情形，节省一切不必要的消耗，尽可能的救灾救国，让政府能专心去应付抗战。抗战一日不停，我们为月捐也就不断缴下去，直到民族得到解放为止。”新加坡华侨筹赈会制定了有12条具体内容的《常月捐简则》，来切实推行募捐运动。同年2月，菲律宾华侨抗敌委员会议定具体办法推行常月捐，其重要内容如下：

　　一、常月捐由三月份起征收至八月份为第一期。

　　二、常月捐捐款概收菲币。

　　三、店员职工及自己职员等，每月至少须照收入薪俸抽捐百分之三十。

　　四、厂主店东等捐资产者，酌其财力，分为十等劝募：优等无限，一等一千元，二等七百五十元，三等五百元 ，四等三百元，五等二百元六等一百元，七等五十元，八等三十元，九等二十元，十等十元。

　　五、捐款人之姓名及款数，逐日在各华字报发表，如捐者于每月结束后，尚未见登报，须到筹赈会调查。

　　各地华侨举办常月捐的办法，都规定得非常具体而恰当。美国华侨在推行常月捐中，还设有评捐会的组织，监督月捐工作。

　　国民政府对海外侨胞常月捐很重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致电各地华侨抗日救国团体和华侨筹赈会说：“海外月捐，增加长期抗战力量，所关至巨，各地侨团务必努力促进，籍收实效。”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通令海外侨胞，一致推行常月捐，指出：“我国长期作战之基本条件，在与财力有源源不断之补充，而目前国内生产较厚之区，都被敌骑蹂躏，敌机肆虐，损失重大，经济建设，不免困难。我海外侨胞生事较舒既已热烈输将，迈卜式之高义，然每念前方将士，前从后继，战区民众，颠沛流离，自当本匹夫有责之心，再接弥励，以争取最后胜利之光荣”。侨务会要求海外各地“未举办常月捐之地方，务于适合当地环境之下，从速会同当地侨团，参照马来亚菲律宾常月捐先例，妥定经常劝募办法，及早施行，并将进行情形，随时具报。其已举办常月捐的地方，仍仰继续努力。”

　　各地侨胞为了夺取抗战胜利，竭尽全力，按月缴纳抗日捐，提出了“逃避义捐，非我族类;捐而不力，不算爱国”的响亮口号。据统计，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海外各地华侨逐月义捐达1,350万元。在南洋，1938年10月南桥总会成立时，南洋各国华侨的筹赈会计划月捐共400余万元，到1941年12月，据陈嘉庚统计，南洋华侨实际每月平均捐资734万元，为世界五大洲华侨月捐之冠。

　　据统计，以每人平均捐输数目而言，南洋以菲律宾华侨居首位，平均每人每月捐5元，全菲华侨常月捐保持在70万元的较高水平。菲律宾归侨林季良回忆说：“我在菲律宾做店员时，每月薪金是4元钱，菲律宾华侨为抗战募捐之款，平均每人每月5元，真是竭诚尽力，输财助战。”

　　以个人每月平均捐输数而言，美洲以美国华侨为冠，也居世界华侨月捐的首位。

　　根据1940年国币兑换美元价，每美元约等于14元计算，美国华侨每人每月义捐5.6美元，相当于国币78元。

　　特别捐，是华侨为援助抗战某种用途的各种专项捐款。特别捐内包括航空救国捐、坦克车救国捐、救灾捐、寒衣捐等。募捐的方式，或劝募，或摊派，或举行游艺、赛球、书画展览，或请名人讲演，发售入场卷，或卖花、卖襟章、发奖券以代捐题，就航空救国而言，到1940年底，美洲侨胞捐款达美金630余万元，供祖国购机抗日之用。1941年8月14日，印尼巴达维亚侨胞举行中国空军节庆祝大会，当场捐献100万元，，以加强祖国空军建设。越南南圻华侨 李康，提倡每人每日一献机救国运动，南圻华侨每日可得9万元，全部捐赠国民政府购机。救灾捐，凡捐助祖国难民、难童、伤兵等都基本上属于救灾捐范围。1938年12月，由音乐家夏之秋率领的武汉合唱团去马来亚各地为祖国募集救灾等款项，陈嘉庚以南侨总会的名义，给予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该团于1939年“七.七”在吉隆坡演出爱国话剧《逃难到雪兰莪》时，侨胞大受震动，当场捐款共27,300余元。在广大侨领、侨商和侨胞的大力捐助下,该团在480天内 ，获得捐款1,150万元的优异成绩。南洋一带，筹募救济战区撤退难民款，每年将近5,000万元。檀香山援助祖国孤儿寡妇宣传团为救济难童，捐出3,000元，她们表示：“虽然力薄，亦知救济恤怜，匹夫亦有其责。......明知杯水车薪，于事无补，不过略尽国民一份心意而已。”她们献出的不仅是钱，还是一颗颗赤诚的心!

　　寒衣捐，基本上是每年募集一次。1938年，马来亚华侨在陈嘉庚的主持下，为重庆寒衣募捐会和难童保育会募捐500多万元。1940年，南桥总会决定从8月份起，改募寒衣代金400万元，汇寄祖国，作缝制寒衣之用。1939年，宋美龄发动征募寒衣救济伤兵难民，美洲募得100万元，仰光10万元，菲律宾15万元，新加坡5万元另加英镑3500镑，瑞士1万元。

　　献金，与特别捐相似，不同之处是献金多在纪念日举行。有的侨团在献金时先举行仪式，宣读“绝对出钱出力，绝不自私自利”等誓词后，当场奉献。有的侨团不拘形式，自由捐输。如美国的华侨店铺前悬挂难民救济箱，贴着难童遭劫的图画，或邀集儿童化妆成难童，向顾客要求救济捐。

　　献金的主要名称有“元旦献金”、“七.七献金”、“九.一八 献金”、“节约献金”，等等。关于“元旦献金”。1938年元旦，旧金山侨胞将元旦龙灯游行大会改为捐款运动，援助中国伤兵难民。加上其他捐款活动，元旦这天，该地侨胞共捐款3万元。“七.七献金”的热烈程度极为可观。以1939年“七.七献金”运动为例，暹罗华侨是在亲日的暹罗銮波汶政府的高压政策下，以十分隐秘的方式进行的，全侨胞先后秘密捐集100万元巨款汇回祖国。

　　巴达维亚华侨捐助祖国慈善事业委员会发售纪念章1万枚，每枚售价至少荷币1盾，将所得之款悉数充赈。该会还决定扩大募集义捐，将全城化为20个区域，由该会全体委员分别负责各区。该会主席丘元荣和南侨总会副主席庄西言亲自负责第二区域即小南门早市场一带。这一天，侨胞至少募足10万元。该地《天声日报》社为纪念“七.七”抗战两周年捐2，000元，作为赈灾之用。该地侨胞还在7月7日素食1天 ，将节省的款项捐助祖国。巴达维亚屠业华侨组织募捐队，手持旗帜和献金箱向各户筹募。印尼泗水华侨团体在“七.七”的前一天，由男女老幼侨胞组织几支募捐队，从清晨7时起携带钱筒沿街奔走，进行劝募活动。该地陈林汽车运输商将一日所得捐予赈灾会。光华照相馆发售“七.七”纪念券，将现款移捐赈灾会。马来亚霹雳华侨发起“七.七”纪念救济难民筹赈会，收入总数达60万元，成绩极佳。

　　总之，每年“七.七”纪念日，全世界各地侨胞都以各种方式进行献金，收到很好的实效。每年“九.一八”纪念日，各地侨胞同样要举行各种募捐活动，援助祖国抗战。1938年“九.一八”纪念日，仅英国伦敦华侨献金即达3,000英镑。

　　关于“庆功献金”。凡是中国军队对日作战取得胜利，无论大胜小胜，各地侨胞都要捐集钱财，慰劳前线将士。1938年台儿庄大捷时，举国若狂，第五战区司令部每天都要收到海外侨胞的大量捐款和慰问电、慰问信。广大官兵“得此鼓励，无不精神百倍。”1941年底，中国湘北胜利消息传来，仅纽约一地，在10月内，华侨就献金35万元，由筹饷总会汇回国内，慰劳湘北中国官兵。

　　关于“结婚献金”。海外华侨喜庆之日不忘祖国，如菲律宾宿务省华侨一对新婚夫妇，从结婚费中节省3,000元捐助抗战。他俩说：“日寇披猖，举国同愤，捐资抗战，义不容辞。”中国驻菲律宾总领事杨光泩，1940年2月，发起在菲之华侨集体结婚，第一次婚礼定于3月10日举行，男女双方节省的婚费均捐助祖国难民。

　　关于“做寿献金”。如马尼亚拉一位华侨60寿辰，特别祝寿费用1万元，悉数捐献祖国，供救治抗战受伤战士之用。

　　“节约献金”在海外侨泡中也很普遍。华侨中流行这样的话：“在祖国遭受苦难的时候，个人享乐是可耻的!”为此，菲律宾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议决在国难期中，实行节约规则十一条：

　　一、凡丧事不得用輓轴、彩牌、花圈、鼓乐，唯殡仪馆及外友所赠花圈，华人以白布书字者，不在此内。

　　二、亲戚朋友对丧事表示诚挚与休戚情谊起见，除亲临慰问外，可赠以现款，其项可直接交丧家收集，缴交妇女慰劳会，或作其他救国用途，由丧家自决之。

　　三、凡婚寿、洗礼、喜庆之事，亲戚朋友应酬者，可用公债券或现款，或妇女慰劳会所发行之赠券。

　　四、喜事当事人，应当将收入妇女慰劳会发行赠券和现款，缴交妇女慰劳会，该会应作为喜事当事人之捐款，在报上公布。

　　五、凡婚寿、洗礼、喜庆宴客，每次筵席，在10桌以下者，其献捐妇女慰劳会数额，可由事主自由决定之。

　　六、由10桌至20桌，每桌捐款，至少菲币10元;由20桌以上，每桌献捐至少菲币15元。

　　七、筵席伸算数目，应从实数为标准。

　　八、上列捐款，全数由妇女慰劳会收集，汇缴祖国妇女慰劳总会，以为救济伤兵难民之用。

　　九、上列规则，提交妇女慰劳会执行之。

　　十、本规则尚有未尽事宜，得随时增补之。

　　十一、本规则由菲律宾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通过公布。

　　华侨倡导的节约献金运动，在海外各地产生很大反响。吉隆坡女侨胞叶呜娣临终嘱节约丧费12,000元，捐助祖国难童和医院之用。菲律宾光华学校推行学生救国储金比赛，每1个学生由学校赠送1个扑满，交由学生自己储蓄，储金最多的第1、2 名由学校赠“得胜旗”一面，以为纪念。该校学生经此一番鼓励，节约献金的热情更加高涨。

　　义卖，在海外各地侨胞中开展得很活跃，也是当时十分普遍的募捐形式。海外华侨的义卖活动，从团体到个人，从学生到各种职业人员均热心参加。活动范围从大城市到穷乡僻壤，凡有华侨足迹的地方，都有义卖活动。每逢假日和纪念日，场面更为热烈。在街上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歌声：“你一角，我一角，涓涓滴滴，积成江河，变成怒潮。只要你有多少，捐多少......寄到前方去，买子弹、买枪炮，赶走强盗。到那时扬眉吐气，誓把中国保!”侨胞们购买义卖物品，都是按高于原有价格的数倍乃至数十倍、数百倍付款。一个面包给20元，一碗炒面给50元，一个刻有“热心祖国”字样的徽章，给数十元至1万元不等。义卖收入，均全部交给当地抗日救国团体，再由救国团体捐给祖国抗战或救济伤兵难民等。先是，香港的瓜菜小贩同胞举行义卖，连本带利移作救国献金。香港九龙各界小贩相继响应，一时风起云涌，极其热烈。他们在义卖物品的标签上 写“抗战到底”、“共挽危亡”、“救国多是劳工辈”等字样，义卖成绩特别斐然可观。宋庆龄曾赞誉道：“最近香港侨胞小贩牺牲血本，义卖献金，继以各行商贩的继续义卖运动，堪称先后比美的壮举”!香港小贩的义卖活动，在海外侨胞中引起积极的反响。妇慰会菲岛分会从1938年10月初 至26日止，组织侨胞进行各种义卖，在短短的20多天里，募集15万余元，全部汇回祖国。其中，10月18日，汇交妇慰会主席宋美龄4万元，请代购防毒面具，分发前方将士之用。21日，汇交妇慰会总会转给救济广东难民2万元，又汇1万元交该总会慰劳薛岳所部抗战将士。27日，再汇1万元交鼓浪屿国际难民救济会转给难民使用。菲律宾一位华侨学生，把他历年积存的糖果费菲币26元，购买面包献给妇慰会分会义卖，并将卖得的3,090余元由该分会代汇祖国作抗战之用。这件事给美国汽车大王福特夫人知道了，大受感动，赠给他一辆珍贵的脚踏车，并举行赠车仪式。这位侨生当即将该车交给妇慰会分会代他立定办法出租，仍将所得租金献给祖国。

　　宋庆龄在香港倡导的“一碗饭运动”，得到广大海外侨胞的积极响应。新加坡华侨妇女筹赈会为纪念“九.一八”10周年，定于9月18、19、20日三天举行“一碗饭义卖”，将所得义款捐助中、英难民。该会还致函全马来亚各地的妇女筹赈会分头推行“一碗饭义卖”。

　　美国各地华侨为响应“一碗饭运动”，举行大会，进行义卖献金活动，得到显著成绩。1941年，旧金山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开展“一碗饭救济祖国伤兵难民运动，捐集美金12.5万元。

　　在南洋各地，最为普遍的义卖活动是卖花，有的侨团组织特别队，专向各单位劝购。花分四种：名誉花无定价，一等花15元，二等花10元，三等花5元，普通花5毫。其方法是先登记，再送花及证书，随后由救亡侨团发消息并登报表扬突出事迹。特别引人瞩目的是由女工、女理发师、舞女、女佣及中小学生组织的一支支卖花队，串街走巷，鼓动劝买。在街上经常听到这样的叫卖声：“先生买一朵花吧!先生买一朵花吧!这是爱国的花啊!这是救国的花啊!买了花啊!救了国家......”歌声和叫卖声，震撼了许多华侨的心灵，唤起了同胞们共同爱国的心声。仅“七.七”事变4周年纪念日那天，在星洲参加售花活动的，就有500余队2,000余人。“侨胞们都以襟上插花为荣。花，已经不是插在案头供人欣赏了，一朵小小的花里装满了侨胞们的热情。”菲律宾妇女的公开卖花集体活动，直至日军占领该岛的前半天才终止。

　　在欧美各地，华侨卖花筹集抗日救国经费也颇见成效。如檀香山华侨妇女献金会是靠“制造花朵沿街求售，两日之内共募得国币12,000元。”

　　侨胞的募捐活动是多种多样的，除了上述各种形式外，侨胞们还参加了“伤兵之友”运动。“伤兵之友”的“社友”国内有10队，另成立了海外队。结果，海外队共捐款400多万元，超过国内各队总额的3倍以上。

　　侨胞还从财力等方面支援“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和“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1938年5月，中国工合在汉口成立。三角形的工合标帜遍布从蒙古高原到云贵高原，从西部边陲到东南沿海的广袤国土。中国工合蜚声全球，是海外华侨、国际友人援助中国抗战的重要纽带。菲律宾首先成立了包括各界人士共100人的工合促进委员会，菲律宾华侨妇女救济协会等团体募集了20余万元捐款汇交宋庆龄收转中国工合，并拟筹募50万元作为工合基金。1938年10月27日，妇慰会菲岛分会一次捐汇2万元给宋子文转给宋美龄，作为战区工合救济失业工人难民之用。印尼爪哇一位华侨富商一次就向工合捐帮了10万元的巨款。1938年6月，宋庆龄团结国内外著名人士，在香港发起组织保盟，致力于战时救济工作。保盟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旗帜下，争取海外华侨和朋友援助抗战的桥梁，侨胞援助抗战的一部分捐款就是直接汇给宋庆龄、保盟转交的。不少海员每次从世界各地航行归来，都将自己和各地华侨的捐款送交保盟总部。中国妇慰会总会也不断收到海外华侨各分会的捐款，从1937年8月10日起至1938年2月底止，收到的捐款总数达139,412万元。

　　由于广大侨胞的踊跃捐输，义捐工作取得极为可观的成绩。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据财政部的捐款资料统计，抗战8年，华侨捐款共达1,322,532,662元之巨。

　　这些募捐数额，浸透着海外炎黄子孙的一片爱国之心和不畏强暴的反抗精神，凝聚着他们的血汗和劳累，充满着华侨对祖国独立自由和繁荣富强的期望。

　　(2)侨汇

　　侨汇，即华侨瞻家费 ，是抗战期间中国财政经济的重要支柱，是外汇的主要来源，它对稳定法币的币值，补充军费的巨额消耗，抵偿外贸逆差，都大有裨益。尽管不少国家的政府，为了各自的利益，对华侨汇款严加限制;特别是在沦陷后的南洋，日军对侨汇更加严密封锁，但侨胞们甘冒各种风险，把大量金钱汇回家乡。整个抗战期间的侨汇，约有95亿以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因香港和沿海城市转汇枢纽陷于敌手，加之南洋地区陷落，侨汇受到阻滞，数量骤减，但美洲华侨仍继续不断汇款，美洲华侨在抗战期间总收入为25亿多美元，侨汇总数为5.9亿多美元，占其总收入的1/4。

　　华侨捐款 和侨汇对于补充抗战军费的巨额消耗，更是起了巨大的支持作用。以1939年为例，1940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国民参政会报告，1939年国民政府全年战费是18亿元。而根据侨务会提供的数字，当年华侨的捐额和侨汇则达13.3亿多元。按照世界银行发行纸币的通例，有基金1元可发纸币4元，“其信用且极为稳固” 华侨汇款概为现金，当年华侨所汇13.3亿多元的外汇，可发纸币53.2亿多元，除交还侨眷瞻家费和抵补是年战费外，还有20余亿巨款可充军政费用。1941年1月初，孔祥熙在《三十年来之我国财政》一文中说：“我国抗战已三年有半，财政金融基础仍异常巩固”。他认为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海外华侨有大宗汇款回国，充实外汇。”可见华侨的捐款和侨汇，是支援祖国长期抗战的有力保证之一。

　　2、 购债、投资和物质上的援助

　　华侨在经济上援助祖国抗战，除了募捐、侨汇外，还有购债、投资，以及把大量战需物资输送回国等方面。

　　(1)购债

　　在国难当头之际，为了解决中国在军事和财力等方面巨大的困难，国民政府向海外发行救国公债、国防公债、金公债和储蓄券，号召社会各界为抗战购债。

　　抗战爆发时，国民政府成立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著名侨领和侨界知名人士陈嘉庚、庄西言、陈守明、胡文虎、李国钦等被聘为常务委员。1937年8、9月，国民政府先后颁布《救国公债条例》、《救国公债募集办法》、《修整救国公债募集办法》和《购募救国公债奖励条例》。规定：“本公债自战事结束后第三年起，由国库指拨基金，分二十年还清”。并规定：凡侨胞团体承购救国公债200万元以上至500万元或劝募救国公债500万以上至1，000万元的，则明令褒奖并颁给匾额;凡侨胞个人承购救国公债1万元以上至200万元或劝募救国公债5万元以上至500万元者，则明令褒奖并颁给勋章或给予奖章。广大华侨想为祖国所想，急为祖国所急，在海外各地成立了华侨公债劝募委员会，大力购买救国公债。在缅甸，组成了由150人为委员的缅甸华侨公债劝募委员会，在全缅各地成立51个劝募处。仰光安溪会馆、南安公会两侨团，首先变卖会所产业购买救国公债。“此议一起，和者日众，变产购债，已成全缅华桥之美谈矣”。全缅华侨，凡私人喜庆馈赠，亦提倡购买公债一以代礼品。特别是他们实行“公债连锁”办法，推销公债，一时蔚为风尚，公债销数大增。从1937年10月至1939年9月止，全缅侨胞购债汇反祖国款项，约共280万元。黄炎培曾以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秘书长身份，多次去南洋各地劝募公债，在陈嘉庚等的支持、协助下，取得良好成绩。1938年春，陈嘉庚在新加坡主持召开侨民大会，阐明购买救国公债对祖国抗战的经济意义，侨胞当场认购公债达二三十万元。到同年秋，马来亚华侨购买公债1,500万元，其中新加坡一地就买了500余万元。

　　由于广大侨胞踊跃购债，国民政府发行第一期救国公债5亿元，海外各地侨胞就认购了半数以上。以后国民政府发行救国公债，华侨也尽力认购。据统计，1937年—1942年，仅救国公债一种，华侨就购买了11亿元之巨。

　　据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树人统计，从抗战爆发到1940年，侨胞还认购国防公债6，265，138元，，金公债2,915,880元，又22,924金镑。还有储蓄卷，马来亚各地华侨购买了240余万元，南非侨胞争购达50万镑之多，约占该国华侨捐款总数(70万镑)的80%。

　　(2)投资

　　抗战期间，不但沦陷区的侨资企业丧失殆尽，大后方的华侨企业、合资企业也因日军的经济封锁和狂轰乱炸而遭受巨大摧残，其损失不可估量。然而，爱国华侨为了保家卫国，除了进行广泛的捐献、汇回侨汇和购债外，仍积极投资大后方的经济建设。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为利用和开发大后方的丰富资源，以适应战争需要，制定了一些有利于华侨投资的政策和条例。1938年11月，国民政府经济部制定了《非常时期华侨投资国内经济事业奖助办法》，具体规定了鼓励华侨回国投资的条件和办法。接着，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又调查公布资源蕴藏情况以供侨胞投资参考。国民政府委员会内特设华侨投资委员会，并成立西南建设委员会以加强领导。当时还制定了《指导归侨垦殖暂行办法》和《指导归侨垦殖滇南暂行办法》14条等。国民政府还在中、中、交、农四大银行设置兑换部，以吸收华侨资金。中国银行组织西南视察团，研究投资对象，在西南各省的重要地点设立分行办事处，把大部分侨资引向西南。国民政府采取的一系列鼓励办法对于引导华侨投资起了积极作用。候西反回国时发表广播演说，号召华侨“将经营事业以外的余资尽量拿回祖国投资”。华侨参政员陈守明，1939年回国赴西南考察，在成都接受记者采访时慨然表示，“今后开发内地，尤愿踊跃投资”。

　　当时，侨资企业的地区大都已从东南沿海转向西南大后方。如：马来亚华侨运回新式机器，投资100万元协助改良广西的锡矿;南洋华侨组织西康开发公司，集资250万元至1，000万元的资本;陈嘉庚、候西反和郑兆麟等集资在重庆开办中国药产提炼有限股份公司，这是当时中国唯一新式的最大提炼药厂，可生产药品91种;胡文虎投资1,000万元于云南矿物公司，用于开发矿物;他还投资200万元创办四川资中糖厂，并与国内各实业家合办华侨企业公司，资本为1,000万元;爪哇华侨在四川设立较大规模的糖厂;新加坡华侨谢吉安集资1,000万元在重庆组织华侨实业公司，开发川康农业、矿业，并在西南设炼油厂一处，专门采用土产植物榨油;檀香山侨胞投资100万元开垦粤北茶山;闽侨王振相，集资在滇设置胶轮复制厂1所，定名为中南有限公司;闽侨郑玉书、戴愧生、胡文虎、廉非波、陈伯诚等，发起组设华侨建设公司;菲律宾妇慰会筹募6万元，在闽西北设立工厂，救济被难妇女;陈守明、陈嘉庚、庄西言、周崧等13人与地方实力派龙云、刘文辉和缪云台等13人合资500万元，创办华西垦殖股份有限公司，其股本中，经济部与西南有关各省占40%，地方实力派私人方面占10%，侨资占50%，其宗旨是开发华西富源，增强国力，繁荣边疆，为战区服务，经营滇、甘、川及青海等省的农垦和工矿事业;同时华侨还对国内金融等方面进行投资。据统计，抗日战争期间，华侨投资西南地区估计约2,500万美元，遍及工、农、商、金融各业。

　　战时华侨大规模向大西南投资，开发和利用西南资源为战时服务，对当时不景气的西南工商业起了舒筋活血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战时政府的经济困难。虽然其中某些企业由于种种原因中途夭折或收效甚微，但侨胞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是令人难忘的。

　　(3)捐输抗战物资

　　抗战以来，海外华侨捐献的飞机、坦克、汽车、衣物、药品和其它战需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回祖国，支援抗战。

　　“一.二八”事变后，中国航空建设协会发起献机运动，号召全世界华侨献机救国。规定凡捐款10万银元者，即以所购飞机一架命名纪念。全国各地普遍建立中国航空建设协会分会。在菲律宾，杨启泰领导成立了中国航空建设协会分会，旅菲侨校中小学生，集捐10万元献机一架，命名为“学生号”;旅菲华侨妇女集资捐献“妇女号”飞机一架。马尼拉屠猪业华侨，生计本极困难，亦集资献机一架，甚至经营小杂货店的侨胞，爱国亦不后人，也献机一架。到1938年12月底，全菲侨胞共献飞机50架。抗战时期，中国“空军健儿屡创战绩，与菲华血汗实密不可分”。在马来亚、南侨总会发动所属侨团，募款购赠飞机，加强祖国空军力量，仅新加坡华侨就集资购买滑翔机100架。霹雳华侨召开全体大会，决议捐机一架。在缅甸，中国航空建设协会仰光分会与缅甸华侨救灾总会联合募得40万元，捐献“缅甸华侨号”战斗机4架。1936年6月，“缅甸华侨号”战斗机在重庆上空与敌机空战，功绩卓著，旅缅侨胞闻讯后至为振奋，于同年10月10日再度献机10架。在印度，全印侨胞为响应献机救国，慷慨解囊捐献飞机10多架。连华侨比较少的加尔各答，也捐赠“印度华侨号”飞机一架，在美国旧金山，侨胞在短时期就捐献飞机10架，“一时传为美谈，其后各地所献更多”。加利福利亚洲北部20个华侨团体购置美国陆军运输机8架，派往中缅战场服务，各机被命名为“北加州华侨精神号”。飞枝岛(斐济群岛)华侨先后献机4架，并将第4架飞机命名为“飞枝岛华侨号”。

　　献车是一项更为广泛的捐输运动。1940年，南桥总会先后两次捐献崭新的美国“加米西”牌和“道奇”牌汽车共200辆，组成“华侨先锋运输第一大队”和“华侨先锋第二大队”回国服务。1939年4月，新加坡华侨发动献车运动，原定捐募卡车30辆，但10多天内竟献出40多辆。单就美国纽约和缅甸仰光华侨而言，捐赠的救护车、运输车就各达100辆以上。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设置募捐箱，将所得捐款购买了3辆救护车，每辆车身都印有衣联会的名称。运回国内之前，先在纽约全城游行，以激励全侨的爱国热情。越南侨胞缩食委员会购买轻型铁甲车，献给祖国。

　　据统计，广大侨胞在抗战头3年，就捐献飞机217架，救护汽车1,000余辆，坦克23辆。国内各地都可以看到飞机、汽车上醒目的标志：“某某华侨号”、“某某华侨精神号”或“某地华侨捐献”等字样。

　　侨胞为前方将士及难童、难民征募寒暑衣服等，成绩也十分可观。南侨总会在两年内就募缴寒衣700余万件，暑衣30万套及蚊帐8万床，分赠各地新兵、伤病将士及难民难童。后因衣物寄运不便，改募寒衣代金汇回祖国。模里斯华侨抗敌后援会认为祖国抗战需用沙包，一次就捐集麻袋18,000条和旧衣服50包4,000余件，运到香港，由香港华商总会转交中国军事当局。印尼泗水华侨小学童子军团，募集寒衣8,240件运回祖国。缅甸华侨红十字会，捐献衣物32.52万件，新棉衣1.16万件，新旧麻袋18.35万条。缅甸华侨募捐难民棉衣会，还发动全体华侨妇女劝募布匹棉花等自缝棉衣，捐赠祖国难胞。

　　医药是祖国抗战的急缺物资，侨胞捐赠的药物，不仅品种多，数量大，而且多系依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或侨务委员会开列的药单，配足全料，称为一个“单位”。每一个“单位”药品，共计50余种药品，可供500名伤兵的后方医院一个月之用。仅美国侨胞所购献的药品，到1940年初，已达到1,000“单位”以上，即可供50万伤兵一个月之用。缅甸华侨红十字会，从1937年10月至1939年9月止，就筹购药品69箱。模里斯华侨抗敌后援会接到军事委员会募集后方伤病医院药物的公函后，即集资1.5万余盾，以华商总会的名义购买当时伤兵医院最需要的X光镜一座和大批药物，以最快的办法运交军事委员会。当时，中南和西南一带恶性疟疾流行，亟待奎宁丸救急，而国际市场紧缺。奎宁产于印尼的瓜哇，由于荷印政府限制生产，南桥总会变转商荷印各慈善机关40余处，购得5,000万粒寄赠祖国。至于侨胞所组织的救护队所带回国内的药品器械和各种战需物资，更无法计算。

　　妇慰会海外各地分会，鉴于祖国医药缺乏，对受伤将士的救护实成问题，除陆续将征募所得之款寄重庆中国妇慰会总会代购药品送前方将士使用外，还利用各种条件购买医药寄回国内，成绩显著。另外，各分会还捐赠了其它大批物资和汽车。如妇慰会菲岛分会于1937年12月24日，向总会捐赠救护车2辆、运输卡车2辆、车胎4个等物质。其它如救伤袋，仅妇慰会菲岛分会一处便捐赠了10万个。

　　华侨还发起输血运动。在印度，1940年秋，中华留印海员支部，为响应侨胞输血运动，特命所属部分海员发起响应。

　　据统计，从1937年下半年至1940年初，华侨捐赠的各种物品，总数在3，000批以上，平均每月100批左右。华侨的大批赠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抗战时期物资紧缺的状况，赈济了战区和后方部分伤兵难民，提供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重要物质力量。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4-02 18:3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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