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
2015-05-04 16:20:53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点击：  复制链接

　　日本对东北三省的大规模侵略强烈地震动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看到大片国土迅速沦丧，政府屈辱退让，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一个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在全国许多城市和村镇兴起。工农商学兵各界民众团体和知名人士，纷纷发表通电，抗议日本的侵略暴行，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也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号召工农红军和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许多大中城市举行各界抗日救国大会，游行请愿，参加阶层之广，规模之大，为几年来所未见。上海、北平举行的各界抗日救国群众大会，参加人数达十几万。1931年9月21日和24日，上海3.5万名码头工人先后举行反日大罢工，拒绝为日本船只装卸货物。南京、天津、北平、汉口、青岛、太原、芜湖、长沙、重庆、桂林、汕头等城市的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 也都以集会请愿、募集捐款、禁售日货等形式，掀起抗日爱国运动的热潮。许多城市的工商业者也举行抗日集会，同群众一道开展抵制日货的活动，给予日本经济侵略以相当严重的打击。

　　青年学生更是勇敢地走在爱国运动的前头。许多城市的大、中学生举行集会游行，发表通电，开展抗日宣传，建立抗日团体，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武装民众，出兵抗日。随着东北事态的日趋严重，学生运动的浪潮也愈益高涨。从9月末开始，许多地方的学生由分别向当地政府请愿，发展到派代表或自行结队汇集到南京向国民党中央请愿。愤怒的学生殴打了南京政府外交部部长王正廷，迫使蒋介石几次出面接见学生，答复质问。11 月，蒋介石表示“个人决心北上”以欺骗舆论，学生乘机发起“送蒋北上抗日”运动，一时间到南京敦促政府出兵的学生达2万多人。11月末，国民党政府向国联提议将锦州划为“中立区”交由国际共管，企图以承认日本占领东北来谋求对日妥协。学生闻讯后更加愤怒，立即改请愿团为示威团，又一次掀起前往南京示威的高潮。12月17日，汇集南京的各地学生3万多人举行联合大示威，但遭到大批国民党军警的压制和阻拦。

　　从1931年10月开始，在东北相继兴起为数众多的抗日义勇军。其中较著名的领导人有黑龙江省的马占山、苏炳文，吉林省的李杜、丁超(后于1933年1月投降日军)、王德林、冯占海，辽宁省的黄显声、唐聚五、邓铁梅等。他们多数是属于东北三省的军、警界人士。他们领导的斗争给日军以相当大的打击。11月，马占山统率黑龙江驻军所进行的嫩江桥抗 战，是一次较大规模的抵抗，对东北抗日斗争一度发生重要的影响。义勇军的斗争揭开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但这些义勇军由于没有统一的组织和指挥，领导人物成分复杂，意见分歧，只奋战了一年有余。

　　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冲击着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引起国民党内各派系之间矛盾的激化。还在1931年5月，汪精卫、孙科、陈济棠、李宗仁等反蒋派就在广州另外成立一个“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同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和政府分庭抗礼。 此时他们更利用全国高昂的民气，发动对蒋介石集团的猛烈攻击，一时形成颇为浓厚的倒蒋气氛。几个地方军阀也各据一方，拥兵自重。国民党反动统治陷人严重的危机之中。12月15日，蒋介石被迫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及行政院院长职务，并将属于粤系的第十九路军从江西调出，卫戍京沪。这样，宁粤双方取得暂时和解，组成以孙科为首的所谓统一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但是，蒋介石的“下野”，不过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他表面上不问政事，实际上仍操纵着南京政府的军事、 政治和经济大权。1932年1月中旬，汪精卫同蒋介石在杭州谈判，达成权力分配的协议，蒋介石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蒋、汪 再度实现合作。汪精卫对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表示全力支持。这成了他们合作的基础。

　　日本侵占东北三省以后，又很快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以转移国际上对中国东北问题的关注，迫使国民党当局承认其占领东北的既成事实，并把上海变成它侵略中国内地的新基地。同在东北一样，日军事先制造一系列事件作为借口，接着于1932年1月28日夜发动对上海闸北区的进攻(即一二八事变)。蔡廷锴、蒋光鼐率领的第十九路军进行了英勇抵抗。上海各界民众纷纷组织义勇军、敢死队、救护队协助作战，护理伤员，捐献慰劳金和慰劳品。全国各地民众和海外华侨仅捐给第十九路军的款项即达700余万元。中国共产党通过上海党组织发动群众，支援前线。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下成立的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在这一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援下，第十九路军和随后参战的第五军(张治中任军长)部分官兵，不顾武器装备和兵员数量远不如日军等种种困难，发扬顽强战斗、不怕牺牲的爱国精神，坚持抵抗一个多月，取得重大战果。日本侵略军被迫三易主帅，数度增兵，结果是损伤1万余人却无法实现速战速决的迷梦。上海数十万军民同仇敌忾，齐心御侮，涌现出大量可歌可泣的爱国英雄事迹。

　　蒋介石、汪精卫联合掌权的国民党政府，对一二八事变提出所谓“一面抵 抗，一面交涉”的方针，实际上是要在略作抵抗之后仍然请求英、美等国出面调停，求得对日妥协。最后，中国军队在腹背受敌又无援军的情况下，不得已于3月1 日奉命放弃前线阵地，撤出上海。经过英、美等国“调停”，中日双方代表进行谈判，于5月5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协定规定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地区中国 军队不能驻扎，只能由警察接管，而日本反而可以在许多地区驻扎军队。这个屈辱的停战协定传出后，遭到上海人民乃至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上海各团体抗日联合会等群众组织通电表示抗议，指责国民党政府丧权辱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也在通电中反对这一协定。

　　这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决定加强对内部的控制和对人民的压迫。《淞沪停战协定》签订不久，蒋介石就正式宣布“攘外必先安内”为国民党处理对内对外关系的基本国策，立即部署对南方革命根据地红军的第四次”围剿“，并将英勇抗日的第十九路军调往江西参加“剿共”。对许多地方的群众抗日活动，也采取措施进行压制和取缔。这样，全国性的抗日爱国运动暂时遭受了挫折。

　　日本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使中国国内出现了新的政治形势。民族危机的尖锐化，使城市的抗日爱国运动沸腾起来。青年学生再次发挥了先锋作用。在知识界的上层分子中，在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中，许多人发出了要求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改弦更张”，抵抗日本，实行民主的呼声。有的人甚至对国民党进行了强烈的谴责。1931年12月，各界人士熊希龄、马相伯、章炳麟、沈钧儒、左舜生、黄炎培等60余人组成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连续发表宣言、通电，要求“立时解除党禁，进行制宪”，“万不宜复袭训政之名，行专制之实”。一些本来支持或不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报刊也发生了变化。商办的上海《申报》和《新闻报》甘冒风险，刊登学生的抗日宣言。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发表评论，指责国民党当局断送东北三省，“不知尚有何颜面以对人民？”上海的《社会与教育》周刊发表文章，提醒国民党当局“不可再妄存依赖别国积极援我的虚想”，而应自己奋斗。天津的《大公报》也发表 主张抗日的评论。大公报社所办的《国闻周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指责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等“误国多矣”。北平的《世界日报》发表社论，反对对日本的侵略实行退让，劝告蒋介石等人改变不抵抗政策，否则，“异日即起诸公之白骨而鞭之，亦何足赎罪于万一”。

　　事实表明，在日本大举入侵东北以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已开始发生深刻变化。日本竭力用武力扩大在中国的独占范围，正在成为中华民族的首要敌人。反对日本侵略的民族革命斗争，正在成为中国各族人民的主要斗争。中国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阶级、阶层都有可能参加到这一革命斗争中来，民族革命的阵营将空前扩大。中国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 段，出现了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来不曾有过的革命发展的新形势。如何科学地估计这一形势，并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大任务。

责任编辑：石江鹏 最后更新：2015-05-04 16:2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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