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救亡群众
2015-05-07 17:23:23  来源：荆楚网  点击：  复制链接

　　土地革命时期，宜昌各地党组织虽遭国民党反动派摧残殆尽,但转移隐蔽下来的党员仍然坚持地下斗争，奋斗不止，党的影响犹存，群众基础较好。七七事变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时，宜昌地区党组织便迅速得到恢复与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宜昌党组织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抗日战争爆发至1940年6月宜昌沦陷，为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阶段。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建立了鄂西工委（后为中心县委）、巴归兴工委和荆当远中心县委等6个跨地区的地级党组织。宜昌所辖9县除枝江、长阳、五峰外，均建立了县级党组织。全区共有区委17个、支部76个，党员940多人。这一期间，宜昌因属国统区，没有建立政权、军事组织，但先后建立“民先”、“青救”等群团组织。

　　第二阶段：从宜昌沦陷至1941年春，为武装开辟襄西，建立襄西民主根据地阶段。襄西沦陷，宜昌从此被分割为国民党统治区（国统区）和日军占领区（敌占区或称沦陷区）两部分。国统区的巴归兴宜（昌）江北地区和松枝宜（都）江南地区党组织，在国统区的大后方，坚持“隐蔽精干”的方针，在秘密发展党员的同时，注意巩固党的组织，坚持地下斗争。敌战区的广大人民，在荆当地委（亦称荆钟南宜特委）领导下，迅速开始了敌后游击战争，创立襄西抗日民主根据地。

　　第三阶段：从1941年春至1942年6月，为襄西抗日民主根据地巩固、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宜昌所辖的当阳建立了东起荆当边界，西至县城东郊，南至汉宜公路北侧，北至七里店方园百里的根据地，辖4个区15个乡（镇）。此时，国统区的党组织仍在开展工作,宜昌党员发展到1022人。

　　第四阶段：从1942年7月至1943年8月，为敌后抗日的坚持阶段。其间，由于敌伪顽的夹击，襄西根据地形势日益严重，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为保存革命力量，襄西党政军领导机关和部队主力奉命向襄河以东地区作战略转移。成立当阳、荆门、北山3个坚持委员会，带领少数武装在根据地坚持斗争。这一时期是根据地党和抗日群众最艰难的时期。国统区的巴归兴宜工委也遭国民党破坏。宜昌党组织处于收缩状态，党员减至900余人。

　　第五阶段：从1943年8月至日军投降，抗日战争胜利，为全面恢复与扩大根据地，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阶段。1943年春夏之交，鄂豫边区党委作出发展襄南、恢复襄西的决策，主力部队创建了襄南根据地并很快打开了荆南至襄西通道，恢复了襄西根据地。并以襄西、襄南为依托于1943年底开展了江枝当边界新区，面积约1500平方公里，成立江枝当工委和军政联合办事处。从此，襄西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国统区兴山、秭归、长阳的党组织遭国民党顽固派的严重破坏。但松枝宜中心县委领导下的地区则扩大了活动范围，积蓄了革命力量，为转入新的斗争奠定了基础。

　　一、抗战爆发后的宜昌形势

　　中共宜昌地方组织的恢复和重建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号召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抵抗日寇侵略。同日，毛泽东、朱德等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要求实行全国抗日总动员，保土卫国。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加上全国舆论的强大压力，蒋介石被迫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历史的转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在南方各省的游击队相继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和中共湖北省工委（不久改建临委、省委，以下简称省委）相继成立，统一领导湖北各地抗日救亡和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工作。

　　1937年冬，董必武派党员单椿荣、周希仁（女）等到宜昌三斗坪以教书为掩护，开展抗日宣传工作。不久在峡江公学建立了党小组。

　　1938年1月张清华(女)奉省委之命回宜昌开展重建党组织的工作，2月，李声簧又奉命赶到宜昌会合张清华一道寻找与党组织失掉联系的党员，恢复其组织关系。首先吸收苏震（土地革命时期入党，后失掉联系）入党。不久王军奉命来宜昌了解“自发党”的情况（1937年冬，土地革命时期隐蔽下来的党员王铭鼎等人，通过联系在宜昌建立的党组织）。1938年3月，省委组织部长钱瑛（女），又亲到宜昌了解情况，并对“自发党”进行审查。经过甄别，鉴检该组织手续不全，组织不严，认定为“自发党”，宣布解散。然后将符合党员条件的刘真、陈黛玉（女）、文家香（女）、简化生、黄鑫贞、胡传孝等先后个别吸收入党。4月上旬，中共宜昌特别支部成立，李声簧任书记（后为孙世实），委员有张清华、苏震。这是抗日时期宜昌地区重建最早的党组织。月底省委决定成立鄂西工委，隶属省委，管辖宜昌、恩施、江陵等地党组织，机关驻宜昌城区，李声簧任书记。7月改建为鄂西中心县委，8月改称宜昌中心县委，王致中接任书记。

　　1938年5月，省委派张翮（鄂西工委委员）回宜都安福寺开展建党工作。不久即建立了安福寺党支部。而后又在枝城、董市、大埠街等地建立了党组织。

　　同年6月，省委派刘宝田回当阳为建立党的组织作准备。刘在当阳脚东港、清平河、慈化、淯溪庙等地联系了一批失掉组织关系的土地革命时期的党员同志和一批青年积极分子。8月，宜昌特支派张多立（泽生）回当阳，在城关联系了一批青年。10月，省委派刘真两次到当阳了解建党情况，并与刘宝田一起审查恢复了一批老党员的组织关系。1938年11月经省委批准，成立中共当阳县特别区委，刘真任书记，刘宝田、魏霁岚为委员。机关设在刘家河刘宝田家中。

　　同年8月，由陕北回到秭归的党员刘秀英等在秭归县城建立党支部，刘秀英任书记。

　　1938年10月，武汉战事日紧，沦陷在即，省委负责人随省委机关由武汉撤至宜昌，宜昌成为省委机关所在地。根据省委“创造荆当远据点，以便建立省委机关，领导鄂西、北、中各区组织”的决定，便从宜昌、荆门、当阳抽调干部组建了中共荆当远中心区委，曾志（女）任书记。当阳特区委、远安特支（书记李平，女）隶属荆当远中心区委领导。与此同时省委派魏泽同到宜都组建中共宜都县委，书记魏泽同（不久由刘惠馨（女）接任），隶属鄂西中心县委领导，1938年12月改属中共松枝宜工委领导。

　　年底，中共中央中原局鉴于武汉沦陷后的局势，决定撤销湖北省委，设立鄂豫边、鄂西北、鄂中3个区党委。1939年2月中共鄂西北区委成立，王翰任书记。荆当远中心区委划归鄂西北区党委领导。鉴于荆当远地区党的组织日益发展，仅荆门、当阳两县就有党员500余人，决定在中心区委的基础上成立中心县委，曾志任书记，机关设荆门城关，管辖荆当远及钟祥汉水西岸地区。此时荆门当阳已建成县委，远安仍为特支。1940年5月，鄂西北区党委鉴于钟祥县城已陷落，襄西亦有陷落的可能，为便于领导以应付突然事变，将荆当远、南宜（城）保两个中心县委合并，成立荆钟南宜特委（亦称荆当地委），赵石任书记。

　　1939年3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在鄂西和湘西北建立中共湘鄂西区委。此时成立了巴归兴工委，王守光任书记。4月中共湘鄂西区委正式成立，钱瑛任书记（后何功伟），机关设宜昌城区，领导宜昌、宜都、枝江、秭归、兴山、长阳、五峰等32个县（市）的党组织。

　　自1938年初至宜昌沦陷前，宜昌所辖各地初步完成了重建党的工作，分属鄂西北和湘鄂西两个区党委领导。

　　（二）宜昌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

　　抗战初期，开展群众性的救亡运动，是党实行全面抗战路线的重要步骤，也是重建各地党组织重要步骤。宜昌党组织首先从发动抗日救亡运动入手，建立各种群众组织，从中发现和培养先进分子入党，同时组织各种形式的宣传队，向工农群众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1、成立宜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抗战爆发后，在上海、北平、武汉等地求学的一批宜昌籍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带着党领导下的“民先”等组织关系，回到宜昌成立了民先组织。此时，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与党员失掉联系的一批党员凭着他们的政治敏锐嗅觉，已意识到这是我党所领导的组织，因此也积极参加民先活动。宜昌、当阳、枝江、宜都等县都先后成立了民先，以合法名义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并吸收他们入党。

　　2、成立青年救国团宜昌区团部（简称青救）。1937年12月湖北省委在武昌组建了青救总团，1938年2月，青救宜昌区团部成立。至4月，共建分团20多个，遍及宜昌城乡，为党组织培养了大批党员干部。

　　3、成立宜昌抗战剧团。1938年5月，宜昌特支将地下党员掌握的梅安里话剧组组建成宜昌抗战剧团。剧团有近百名演职人员，并建有中共党支部，著名作家老舍等文艺界知名人士都亲到剧团指导，湘鄂西区党委直接领导剧团活动，区党委宣传部长亲到剧团审查节目，先后在宜昌、宜都、枝江、当阳、远安及荆门等地演出了大量抗日救亡剧目，为唤醒宜昌民众，开展救亡图存起到重要作用，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赞扬。

　　4、建立《新华日报》宜昌分销处。《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出版发行的进步报纸。1938年1月，《新华日报》宜昌分销处成立，相继在宜昌城区、宜都、当阳、枝江等地建立了代销点或经销处。宜昌特支还在宜昌、宜都开办了合作、光明、生活书店，由胡绳主编的《救中国》周刊于1938年8月在武汉创刊，10月迁到宜昌出版发行，由生活书店总代销，宜昌城区及各书店、报摊代销。该刊主要刊登抗日救亡消息、通讯等。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宜昌的抗日救亡运动。

　　（三）抗日游击战争的武装准备

　　1939年3月，日本侵略军进至襄河（汉水）一线，渡河西犯的企图已很明显。根据鄂西北区党委的指示，荆当远中心县委及宜昌地区党组织为防日军进攻宜昌，积极开展了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武装准备工作。

　　1、利用合法名义掌握国民党正规武装——国民党179师搜索队。1939年初，蒋介石下令五战区各师成立搜索队，用于侦察新四军。中共特别党员何基沣（国民党179师师长）、张克侠（国民党77军参谋长）与地下党取得联系，将179师搜索队交由荆当远中心县委组建，中心县委动员当地百余名党员骨干到搜索队背枪，鄂豫边区派军事骨干出任队长；搜索队成立后，由179师配备步枪手枪百余支、机枪3挺、电台1部；搜索队组建完毕，即开往襄东，由纵队掌握。

　　2、利用合法名义掌握国民党地方武装。1939年春，当阳地下党员刘宝田、童勋伯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分别当上了南宁联保主任和慈化联保主任，掌握了这两个乡的地方武装。同时，以“抗日保家，防匪防盗”为由，从殷实富户中摊派了一笔枪款，从当地国民党驻军中购得50多支长短枪及一批弹药。1939年6月，刘宝田利用与国民党当阳县党部书记长的关系，成立了当阳县国民自卫第四大队，大队长虽由书记长担任，其副大队长、中队长、分队长等大多为地下党员。

　　1939年春，宜昌中心县委利用合法名义在江枝宜当地区举办社训队，举办了几期农民军训班，培养了一批农民武装骨干，党组织很快掌握了这个地区的大部分武装。

　　3、组建当阳抗日国术队。1938年夏，国民党当阳县政府举行民间武术大点练，洪庙乡武术班代表淯溪区参加（班主为地下党员），一举在全县夺魁。县政府命名为洪庙抗日国术队。当阳县委利用这一合法名义在全县各地建立抗日国术队，成为县委掌握的抗日武装力量。当阳沦陷后国术队成员大都参加了新四军，成为敌后抗日武装的骨干力量。

　　至宜昌沦陷前，荆当远、江枝宜地区地下党经过一年多的抗日游击武装的准备，已掌握正规武装1个营又1个中队；地方武装500余人，300余支枪。

　　二、襄西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建

　　（一）宜昌沦陷

　　1940年5日，日本侵略军发起攻占重庆的大门——宜昌作战（中国方面称为枣（阳）宜（昌）会战）。6月1日日军突破国民党襄河防线，6月8日当阳、远安陷落，6月12日日军攻占宜昌。鉴于宜昌在战略上的重要地位，日军即以精锐师团分别盘踞在宜昌北岸之南津关、镇镜山、慈云寺、龙泉铺、双莲寺、鸦鹊岭、当阳、河溶、淯溪及宜昌南岸。在控制区的交通线上即以汉宜、襄沙、荆钟、荆当等公路上遍设据点，并在宜昌土门垭、当阳县城、荆门掇刀石修建飞机场，作为轰炸重庆的基地。日军所到之处，施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人民遭杀戮，妇女遭奸淫，把宜昌人民推进了苦难的深渊。仅据《当阳抗战史料》载：当阳沦陷期间，全县死亡人数男4.82万人，女2.66万人，占当时全县21万人口的三分之一强。同时，日军在占领区内一方面武装抢劫，掠夺生活物资，一方面以伪产业合作社囊括了占领区的经济活动，并以销售食盐、鸦片获取巨资，支撑其“以战养战”战略。

　　（二）襄西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建

　　宜昌及襄西（襄西，是指汉水以西、长江以北西至宜昌的广大地区，抗日时期中共在该区域建立了组织机构，始有襄西这一名称）沦陷后，国民党军退守西至宜昌以西沿荆山东麓经远安、当阳交界处至荆门石桥驿一线。宜昌城区以北的兴山、秭归及长江南岸之宜都、枝江地区，也有国民党军防守。沦陷区的国民党县政府都撤到国军防区的大后方。各地实力派、土匪等纷纷趁机拉起武装。这些游杂武装互相抢地盘，争山头，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但在反对共产党、新四军方面，却是一致的，使共产党新四军在创建襄西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开展敌后抗日战争时，遇到巨大的障碍和困难。加之襄西地区处在远离新四军鄂中根据地的外围地带，又受日军分割和封锁，创建根据地的任务就更加艰巨。

　　当阳沦陷后，县委根据荆当地委沦陷前的布置，将南宁、慈化两个乡中队百余人枪的武装拉到香炉山地区，一方面打击四出抢劫的小股日军，一方面镇压趁乱为非作歹的匪徒，保护当地聚集的荆当两县数万难民的安全。当阳县委负责人王建桥、王全国打入到国民党荆门十里铺区长领导的队伍中，后来策动该部起义加入了新四军。

　　1940年7月，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司令员李先念、鄂豫边区党委书记陈少敏派钟祥人毛凯率领纵队警卫连（即原179师搜索队）西渡襄河寻找襄西党组织及其所掌握的武装力量。不久即联系上了李守宪、刘真、王建桥等领导人，并迅速汇集了北山游击队、牌楼岗武装。7月中旬，特务中队及北山、牌楼岗等新汇集的武装一举击溃了盘踞在石牌地区的土匪武装。这次战斗是新四军挺进襄西的第一仗，首战告捷，使新四军获得了开辟襄西的第一个立足点。

　　1940年8月，李先念、任质斌命纵队第6团第3营增兵襄西。3营过河后，会合毛凯部，进击荆当边界，乔家岗一战，获得了第二个立足点，并成立襄西军政委员会，作为襄西党和军队的领导机构，李守宪任书记。

　　这时，襄西军政委员会所掌握的武装有：龙剑平大队，刘宝田中队，童勋伯中队，北山游击队，牌楼岗分队，纵队警卫连，纵队6团3营。

　　9月，襄西军政委员会根据鄂豫边区纵队党委决定，成立新四军襄西独立团，团长毛凯、政委李守宪、参谋长李炳南、政治处主任刘真。下辖两个大队及警卫连共700余人枪。独立团成立后积极打击出扰的小股日军，袭击日伪地方政权，至1940年底已逐步控制了荆南、当阳、北山、石牌地区。鉴于襄西地区的有利形势，边区党委和纵队首长于1940年12月指示襄西党和军队必须进一步发动群众，积极扩大抗日武装，建立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决定第三次增兵襄西，即派朱立文、周志刚率纵队第6团进入襄西，以完成上述任务。同时决定襄西军政委员会由纵队6团和地方党的负责人共同组成，周志刚任书记，李守宪任副书记；成立襄西地委，李守宪任书记；襄西独立团改为纵队第8团（毛凯调离，由曹玉清接任团长，李福泰任政委）；成立新四军襄西指挥部，朱立文任指挥长，统一指挥第6、8团和各县地方武装；成立鄂豫边区襄西行政委员会，龙剑平（民主人士）任主席，刘真任党组书记。

　　襄西地委下辖当阳、荆南、钟西3个县委。当阳县委下辖南宁、东安、万寿、正义4个区委（后来发展到9个区委及1个特支），县委书记由刘宝田担任，同时成立荆当大队，刘宝田兼任大队长。各县委根据地委统一部署，按“三三制”原则，相继建立了县、区、乡抗日民主政权。1941年3月当阳县行政委员会成立，刘华廷任主席，副主席由雷东伯、周美成两位民主人士担任，辖15个乡级政府。

　　至1941年春，襄西抗日民主根据地共有3个县级、45个乡级政权，面积约2300平方公里，人口约30万。

　　（三）新四军第五师第15旅在襄西建军

　　党组织在地下党时期掌握的几支武装，随着根据地的武装开辟，都编入了新四军正规部队。1940年底襄西地委成立后，各县委根据政权建设的需要，又重建了荆当大队、钟西大队、北山独立营、荆南新兵营等地方武装。

　　当阳县委于1940年10月重新建立，刘宝田任书记。随即重建了荆当大队，下辖3个中队，配有150多支长枪、30余支手枪、两挺机枪。经过大小数十次战斗及清匪除奸斗争，越战越强，不仅为保卫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在不到两年时间里，成建制地升入新四军正规部队两个大队又两个连。襄西抗日根据地地方武装共升入主力部队两个中等团（14个连）和两个县大队共2000余人的武装。

　　1941年1月，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了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将全军扩编为7个师及1个独立旅，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整编为第五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委，任质斌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刘少卿任参谋长。辖第13、第14、第15旅及第1、第2、第3游击纵队等。

　　根据新四军军部命令，第五师第15旅在襄西组建,任命王海山为旅长，周志刚为政治委员，下辖第43（原第6团，团长朱礼文）、第44（原第3团，在鄂中敌后，未到襄西）、第45团（原第8团，团长曹玉清）。1941年初，得到襄西地方部队补充的新四军第五师第15旅在五师政治部副主任王翰指导下组建完毕，并在荆当边界的张家场进行了隆重的整编誓师大会。

　　（四）根据地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

　　1941年2月9日，驻襄西日军纠集伪军共数千人，合围襄西新四军主力部队驻地石牌。这次合击，是新四军开辟襄西以来遇到的第一次大规模“扫荡”。由于新四军情报准确，转移及时，除两支地方武装和个别地方干部在石牌附近与敌遭遇发生零星战斗略有伤亡外，主力部队与地委机关全部跳出合围圈至肖家店。

　　主力在肖家店集结不久，得知沙洋大官桥日军1个小队、伪军1个中队窜入肖家店不远的周家集。新四军立即调集45团合围该敌，经过激烈战斗，全歼日军1个小队，毙敌小队长以下30余名，消灭伪军1个中队，俘中队长以下70余人。这便是襄西有名的周家集战斗。此战极大地震慑了襄西日伪军，也极大地鼓舞了襄西抗日军民。

　　由于新四军的迅速强大和主动出击，根据地也日益扩大，严重威胁日军荆当前线的后方。1941年3月，日伪军出动2000余人“扫荡”荆南四明山地区，6、7月两次出动3000余人“扫荡”荆当边界地区。8月，日伪军对当阳香炉山等地都进行了大规模“扫荡”。日军除大规模“扫荡”外，还多次收买汉奸，窃取新四军情报，袭击根据地地方政权和地方部队。这种袭击在1941年一年内多至百余次以上。1942年2月，河溶日伪军500余人袭击襄西行委会驻地沈家中湾，致使行委会主席龙剑平等10余人牺牲。

　　1941年3月，日军为达到分割、封锁荆南、当阳根据地的目的，以武力掩护修筑团林铺至河溶的公路。为击破日军的筑路阴谋，第15旅掩护荆当根据地群众坚持数月的破路斗争，多次出击敌伪据点，致使敌伪最终放弃公路修建。1941年3月，第15旅45团长途奔袭当阳半月山地区伪军，歼其司令部及其直属部队，俘百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接着又夜袭宜昌外围重兵防守的鸦鹊岭据点，突袭并火烧了团林铺据点，拔除了北山红庙据点，在荆南孟子巷设伏，毙伤敌伪数十人。1941年秋，第15旅43团进击钟西刘家集日军据点，歼敌30余人。1942年1月，第15旅45团在荆当大队配合下，击败了淯溪出扰洪庙地区的日伪军。

　　在反“扫荡”、反“蚕食”斗争中，襄西军民歼敌伪近千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装备了自己，积累了经验，锻炼了军民，达到了配合鄂中兄弟部队和正面战场的作战，牵制和削弱了敌军兵力的目的。

　　（五）根据地的财经工作

　　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是在同敌伪的封锁与破坏、抢劫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尤其在根据地开辟初期，新四军的基本区仅局限在荆南、当东、北山、石牌4小块区内，要解决近千人的正规部队和地方武装的吃穿问题，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到1941年4月15旅建军，襄西正规军已达两个团，加上地方武装和党政机关，总供给人数已达数千人，财政负担很重。根据地军民团结一心，克服各种困难，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与掠夺，使财政经济与文教卫生事业随着根据地的发展与巩固日益发展。

　　根据地的财政收入主要是税收。1940年冬，襄西地委就在新成立的县、区、乡政权中建立财税机构征税征粮。1941年4月，鄂豫边区行政公署襄西办事处成立后便立即成立襄西税务总局，各县成立了税务分局，以加强对税务的征收工作，在根据地内的大集镇征收营业税，在水陆交通要道码头设卡征收行商税。

　　在敌伪顽夹击下的襄西税收工作是相当复杂艰难的。日伪汉奸及国民党特务常常扮成商人出入根据地，或破坏捣乱，或捕捉杀害根据地税收人员。为了确保税收工作的顺利进行和人员安全，各县税务分局都成立了手枪队。1941年春，根据地实行“一亩田、一斗谷”的初级田赋政策，并在根据地普遍推行减租减息。同年夏，地委结合襄西实际，对根据地公粮（农业税）与工商税进行了一次调整，使税收工作进一步臻于完善，较好地解决了根据地党、政、军机关和部队供给问题。抗日民主政府除向根据地人民征收轻微的公粮以供军需外，敌顽原定的苛捐杂税全予废除。因此，人民的财粮负担远比蒋管区人民轻。

　　随着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一场“清匪除奸”的斗争也同时展开。各县、区、乡武装以主力部队作后盾，发动广大群众，及时侦破惩处了一批汉奸匪特及其它反革命分子，保卫了根据地党政机关，保卫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发现和锻炼了一批积极分子。各地党组织依靠这些积极分子组织起各级农民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农民自卫队等群众团体，有力地推动了根据地各项建设。

　　（六）根据地的统战工作

　　襄西党和军队对于真正抗日的国民党军队，一直是十分友好的。为了在强大的敌顽夹击下求得生存和发展，襄西党组织一直努力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广交抗日朋友，孤立和打击主要敌人。坚持了对西北军（即33集团军）友好合作的方针，互换敌伪情报，并几度协同对日作战。这种友好关系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胜利。这种良好的统战关系受到鄂豫边区党委的表扬，称其为鄂豫边区统战工作的范例之一。

　　党和军队还十分重视团结国民党地方势力中爱国人士与开明绅士，以组成更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活动于当阳根据地西北一带的国民党远安自卫总队，是国民党当阳县流亡政府的直属武装，辖3个大队，活动范围自远当边界直到当阳根据地漳河西岸。为了与该部搞好关系，当阳县委主要负责人亲自做其工作，并派根据地开明绅士以旧友关系往访，以亲身经历宣传共产党团结抗日主张和民主政府的开明政策。后经双方代表谈判，达成“携手抗战，互不采取军事行动”的协议，直到抗日战争结束，当阳根据地西北部基本无战事。

　　汉流，在襄西是一个很广泛的帮会组织，其成员大多是劳动群众，也有一些流氓无产者，容易被反动势力所利用。抗日民主政府对各地汉流组织也做了很多争取工作，将其引入抗日轨道。

　　宜昌地区最大的一股伪军是当阳皇协保安司令部，直辖3个大队。当阳县委书记洪范亲自做其策反工作。1943年10月，该部两个大队500余人枪在脚东港反正，加入了新四军。

　　三、党在国统区的地下斗争

　　（一）巴兴归宜工委工作的开展与坚持

　　1940年6月，宜昌沦陷。湘鄂西区党委机关由宜昌撤至恩施。其人员一部分转到重庆，一部分撤到宜昌、恩施未沦陷区工作，少数去延安。沦陷区党组织划归鄂豫边区党委领导。湘鄂西区党委书记何功伟由宜昌撤至巴东时，召集巴归兴工委负责人会议，将巴归兴工委调整为巴归兴宜工委，将宜昌未沦陷的石牌、黄柏等地党组织划归工委领导，李世荪任书记。同月，钱瑛受南方局委派，在恩施主持召开鄂西特委会议，指出特委会后的工作重点应由城镇学生运动转向农村。会议改组了特委，何功伟任书记。会后不久，钱瑛又专程到巴东，召开了巴归兴宜工委会议。此后，工委在宜昌雾渡河建立了党的活动据点，组建了香溪党小组，并建立了工委香溪交通站。至年底，秭归、宜昌地下党组织得到了迅速发展。

　　1941年1月，以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主席为头目，包括各种特务组织在内的第六战区高级干事会，以鄂西地区为重点，妄图“肃清”共产党在湖北的地下组织。从宜昌三斗坪至巴东，沿岸设立了“巴三军警督察处”等特务组织，根据叛徒提供的线索，大肆搜捕中共地下党员和党的干部。1月20日，鄂西特委机关遭破坏，特委书记何功伟等被捕。由于鄂西地下党受到严重破坏，特委组织部长派人到重庆，向南方局汇报。同时，通知巴归兴宜工委迅即组织隐蔽或转移。同月，巴归兴宜工委在巴东野三关召开会议传达南方局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并作了相应部署。

　　1941年7月，巴归兴宜工委活动据点由雾渡河转移到秭归铺平，不久又被迫转移到屈原庙，后又转移到“青浦”轮船上。11月，中共鄂西特委书记何功伟和妇女部长刘惠馨在恩施方家坝被国民党杀害。1942年9月，秭归城关党支部书记被捕牺牲。党在秭归各地组织全部遭破坏。同月，巴归兴宜工委主要负责人经神农架绕道进入抗日根据地，巴归兴宜工委停止活动。1943年6月，工委所属的黄柏区委负责人遭逮捕，至此，工委所属党组织全部停止活动。

　　湘鄂边特委、松滋宜中心县委的地下斗争

　　1940年8月，南方局决定成立湘鄂边特委，直属南方局领导，蔡书影任书记，机关设宜都茶园寺，辖枝江、宜都、长阳、五峰、松滋等12县。不久曾 接任书记。根据南方局“要提高警惕，随时准备应付敌人的突然事变”的指示，立即将暴露的人员一部分转移到鄂中根据地，一部分转移到重庆，保存了党的力量。曾 在湘鄂边特委，利用职业和群众掩护，活动到次年10月。

　　1940年12月，松枝宜中心县委将锅山等4个支部合组为茶园寺特别支部，将已暴露的人员分别转移。1941年2月，中心县委派人到五峰，建立了渔洋关特别支部、采花支部。6月李东波任松枝宜中心县委书记。1942年4月，鉴于国民党特务在松木坪大肆搜捕地下党员和抗日民主人士，仅一次就抓捕30余人，湘鄂边特委及时组织党的干部和党员转移和隐蔽。

　　1943年7月，中心县委书记李东波派人到石门发展地下组织，把五峰、松滋、石门连成一片，李东波本人则奉命到活动在枝江、松滋、宜都一带的伪军队作反正起义的工作。1944年3月在他的策动下，这支伪军武装反正，1000余人投归新四军，新四军五师第三军分区将其改编为新四军江南挺进纵队。

　　1943年11月，宜都茶园寺特支遭特务破坏，特支书记当机立断，将已受到特务跟踪的同志转移到重庆，并打入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办的电讯班学无线电，后被调到国民党宜昌绥靖公署任新闻电台台长，长期潜伏在敌人心脏。

　　1944年11月，湘鄂边地下党负责人设法将五峰、石门、松滋地下党组织的情况汇报到南方局。根据南方局指示，开辟了南方局与新四军第五师的地下交通线。此后，湘鄂边地下党与宜昌、宜都、枝江、当阳等地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以五峰为活动中心的湘鄂边地下党组织又开始活跃起来，直到解放战争时期。

　　四、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坚持与发展

　　（一）根据地的坚持斗争

　　1942年4月，国民党五战区不断制造反共磨擦，向鄂豫边区发动全面进攻，襄西根据地首当其冲。国民党180师一部，配合荆当钟土顽近万人向根据地进犯，日伪军也趁机侵袭。在此形势下，为避其锋芒保存实力，襄西党政机关和部队主力奉命向襄河东岸作战略转移，在京山、钟祥边界的南山地区组成荆当京钟地委，继续领导襄西抗日斗争。为坚持襄西根据地，留下少数精干武装与干部组成当阳、荆南、北山3个坚持委员会在基本区坚持斗争。当阳坚持委员会由洪范任书记，将留下的30余人枪编成一个中队，打着荆当大队的旗号，以香炉山为依托，与敌伪顽军游击周旋。

　　主力转移后，由于相邻的国民党33集团军不愿反共，对根据地没有造成大的危害。但却遭到荆当钟三县土顽共1个纵队、两个支队的武装的疯狂进攻。他们抢劫根据地粮食、耕牛，捕杀共产党干部和抗日积极分子。日军也趁机在根据地内增设据点，并且封锁了与襄东联系的襄河渡河点。但是，根据地抗日武装，面对强大的敌人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日益发展，根据地也逐渐恢复。1942年10月又建立了统一的领导机构荆当钟中心县委，宁玉庭任书记。当阳坚委改建成当阳县委，洪范任书记（后为刘华廷）。还建立了统一的军事组织襄西支队，叶云任支队长（后为许猛），宁玉庭任政委。从主力撤走至中心县委建立，实为襄西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当阳土顽郑家良部数次进犯。1942年8月19日，郑率部洗劫根据地脚东港，杀害、打伤200余人。9月，郑部倾巢出动到根据地洪家山、清平河、刘家河一带大肆抢劫，放火烧毁了洪范、刘宝田等人的房屋，还抓走了洪范的妻子和刘宝田的儿子作人质，妄想逼洪范等根据地领导人屈服，以达到强占根据地的目的。不久，郑家良又用3个大队1000余人洗劫根据地南宁乡一带。根据地人民付出了极大的牺牲。

　　1943年5月，日军发动了江南作战（即鄂西会战）。日军进犯至五峰渔洋关和长阳都镇湾至高家堰一线，但被中国军队击溃，退到原占领地。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趁日军后方空虚之际，新四军第五师第15旅及第三军分区（亦称襄河军分区）主力部队进击襄南日军，开辟了襄南根据地。襄南的开辟，打通了与襄西通道，并且击溃了侵占荆南的伪军，使被分割的小块根据地又连成一片。荆当钟中心县委改建为襄西中心县委，王建桥任书记

　　（二）江枝当地区的开辟

　　江枝当地区是指长江以北、汉宜公路以南，东接荆沙，西抵玛瑙河的江陵、枝江、当阳边界地区。东部多为平原，西部多为丘陵，沮漳河贯穿南北，草埠湖、菱角湖、季家湖罗布其间。

　　襄南开辟后，襄西根据地有了新的依托。但是盘踞在江枝当地区的土顽屡次进犯荆当根据地，给荆当人民制造重大灾难的郑家良部，国民党五、六两战区都给了番号，拥有近3000人枪，长期以来仇视共产党、新四军，制造磨擦，是地地道道的反共顽固派。为了解除对襄西根据地的威胁，襄河地委和军分区领导决定开辟江枝当地区，向南实施战略展开。这里还盘踞着另一支武装约2000人枪的赵益之部。该部与郑部矛盾很深，赵此时对新四军表示友好，并要求新四军派干部帮助训练军队，襄西党便派党员邹开锋任其参谋长。该部为新四军提供郑顽的情报。

　　1943年12月，襄河分区部队第45团，在襄西支队、荆当大队配合下，奔袭郑顽，一举捣毁了设在双忠祠的司令部。并经过连续数天的搜剿，将凤台、草埠的几股顽军全部消灭，郑部当阳不能驻、枝江不能驻，只得率领残部到远安后方，从此一蹶不振。

　　击跨郑顽后，成立了中共江枝当工委、江枝当军政联合办事处，王展任书记兼办事处主任，隶属襄西中心县委领导。下辖双忠祠、凤台、草埠、孙港等5个乡级政府，面积达1500平方公里。

　　（三）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1944年2月，襄河地委充实、加强了襄西革命力量，刘真任襄西中心县委书记，王建桥改任副书记兼当阳县委书记；成立襄西军事指挥部，调魏正兴任指挥长，将魏所带部队与襄西支队合编，成立襄河军分区独立33团，许猛任团长，陈曼杰任政委；成立襄西政务委员会，李云程任主席。由于襄西武装力量的加强，根据地得到了全面恢复和巩固。

　　同年11月，襄西中心县委决定成立荆当县委、荆当县政府和荆当总队，统一领导荆当根据地工作，王展任书记、总队长兼政委，刘华廷任县长。改当阳县委为工委，改当阳县政府为办事处，张焕先任工委书记兼办事处主任，当阳办事处下辖东安、大公两个中心乡。东安中心乡辖东安、南宁、真理、官文、光洪、新建6个乡；大公中心乡辖大公、正义、漳东、周二、合作5个乡。

　　随着抗日民主政权的健全与完善，特别是在贺炳炎、廖汉生率领的八路军第359旅南下支队的干部大队到达根据地后，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情绪空前高涨，各级抗日民主政府在领导群众抗日支前、动员青壮年参军，以及组织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都搞得轰轰烈烈，呈现一派繁荣景象。这期间，当阳根据地动员了800多名青年参加了新四军。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反对外国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场战争中宜昌人民作出了重大牺牲，仅当阳县英勇献身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革命群众就有5670余人。他们和宜昌广大抗日军民一起，用生命和鲜血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宜昌地区党组织在人力和物力上积极支持敌后游击战争和正面战场作战。宜昌地区先后建立了县级以上党组织20多个，区级党组织100多个。先后建立县级以上抗日民主政权10多个，区级30多个，乡级累计近百个。根据地面积达3000多平方公里，人口约30万。拥有地方人民武装、民兵及其它抗日武装达数万人，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五、人物简介

　　钱瑛（1903-1973）女，湖北潜江人。早年入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习，1927年3月加入共青团，同年5月转入共产党。1929年赴苏联学习。1931年回国。后任江苏省委妇女部秘书等职。1933年被国民党逮捕，抗战爆发后出狱。曾任湖北省委常委、鄂中区委书记、湘鄂西区党委书记、西南工委书委、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等。建国后，任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书记、监察部党组书记和部长等。1973年7月逝世。

　　王翰（1911-1981）江苏盐城人。1932年入党。曾任上海交通大学党支部书记、江苏省临委委员和群委书记。1938年调赴武汉。后任湖北省委秘书长、鄂西北区委书记、新四军五师政治部副主任。1946年去延安。建国后，历任中南行政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主任、国家监察部常务副部长和党组副书记、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司法部顾问等职。1981年1月2日在北京病逝。

　　曾志（1911-1999）女，湖南宜章人。1923年考入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1926年入党。曾任郴州特委秘书长。1928年参加湖南起义。同年随起义军上井岗山后，任红军后方总医院党总支书记、红四军前委组织干事、闽南特委组织部长、闽东特委组织部长、福霞中心县委书记。1934年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湖北省委妇委书记、荆当远中心县委书记。1939年赴延安，入中央马列学院和中央党校学习。后任中央妇委秘书长、沈阳市委常委兼职工部长。建国后，任武汉军管会物资接管部副部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兼广州市电管局局长、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曾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至第五届人大常委。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顾委委员。

　　何功伟（1915-1941）又名何斌，湖北咸宁人。1936年入党，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曾任湖北省工委委员、武昌区委书记、鄂南特委书记、湘鄂西区党委书记、鄂西特委书记等职。1941年在恩施被国民党杀害。

　　李守宪（1907-1987）湖北仙桃人，回族。1927年5月入党，曾任武昌区委干事、青年部长、上海沪中区委宣传干事。1932年11月被捕，抗日战争爆发后被党营救出狱。曾任鄂西北区党委秘书长、均州中心县委组织部长、荆当远县委组织部长、襄西地委书记、荆当京钟地委书记，是襄西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后任辽南省委宣传部长、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办公厅党组书记、中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南民族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湖北省科委副主任、湖北省政协常委等职。1987年9月逝世。

　　李声簧（1914-1975）潜江人，中共党员，曾任中共宜昌特支书记、鄂西工委书记、政务院人事部副处长、科学出版社副总编辑。

　　张翮（1911-1939）宜都安福寺人（今属枝江）。1932年在武汉入党。曾任上海闸北区委委员。遭敌逮捕，1937年抗战爆发后被党营救出狱。1938年春经香港、广州辗转抵达武汉，被湖北省委派回鄂西，任宜昌中心县委委员，1939年在家乡病逝。

　　张清华（1916-1982）女，又名张芳松，宜昌城区人。1932年考入武昌女子师范学校，曾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37年去延安抗大学习，11月入党。1938年初从延安到武汉，后被派回宜昌。曾任宜昌县委书记、当阳县委宣传部长、公安县委书记、南县县委书记、公南特委宣传部长、成都市妇女委员等职。1942年去延安，入中央党校学习，后任大连市委组织部干部科长。解放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人事局处长、中南纺织工业局副局长、交通部人事司副司长、参事室副主任、人事局顾问等职。1982年11月26日在北京病逝。

　　苏震（1914-1940）原名本定，号肖东。宜都陆城人。早年参加革命。1931年加入共青团。1932年加入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失掉组织关系，1938年初经审查恢复党籍。1936年考进武汉中华大学。1937年底赴宜昌筹建中国青年救国团区团部。1938年任宜昌特支委员、咸丰中心支部书记、荆当远中心县委副书记。1939年调任《挺进报》编辑。1940年9月赴襄西任襄西地委书记兼襄西独立团政委途中，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刘真（1913- ）原名 传，号公甫，参加革命后曾名李方珍、李方震。宜都陆城人。1934年加入共青团。1936年考入武汉大学。1938年3月入党，4月入湖北省委党员训练班学习并任班党支部书记。后历任当阳特区区委书记、荆当远中心县委宣传部长、襄西独立团政治处主任、襄西行政委员会党组书记、襄西行政公署主任、荆当京钟地委社会部长、五师第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襄南工委书记兼指挥部政委、襄西中心县委书记兼指挥部政委等职，是襄西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后任天京潜中心县委书记兼指挥部政委、江汉区委统战部副部长、汉口军调处执行小组中共代表团代表兼代表团党支部书记、南下干部支队二大队政委、潜江县委书记、江汉第四地委副书记兼行署专员，解放后先后任宜昌市市长、市委书记、宜昌行署专员、省财经委秘书长、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省委副秘书长、武汉大学党委书记等职。1978年离职休息。

　　刘宝田（1912-1997）原名刘望鑫，当阳脚东人。1927年考入湖北省立第一中学，在学校加入共青团。1934年被国民党当阳县政府逮捕，以“共党杀人嫌疑犯”的罪名，转解关押于南京军人监狱。1937年南京沦陷前获释。1938年4月在武汉入党。历任当阳特委委员、襄西独立团第二大队长、当阳县委书记兼荆当大队长、襄西办事处副主任、荆当京钟指挥部指挥长、汉川县县长、襄南政务委员会主席、鄂中行政公署专员，辽南省分委行署财政处长、辽宁省农业厅长，解放后历任辽宁省民政厅长、东北人民政府民政部副部长、东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沈阳市市长、沈阳市委书记、辽宁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59年、1964年分别当选全国第二、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97年病逝。

　　刘惠馨（1914-1941）女，又名一清。江苏淮阴人。1934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工学院。七七事变后，参加中共领导的战时农村服务团。1938年入党，同年被派往鄂西，从事抗日斗争。历任宜昌雾渡河区委书记、宜都县委书记、鄂西特委常委、特委妇女部长兼恩施县委副书记。1941年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同年11月17日在恩施就义。

　　王建桥（1915-1944）原名涂光谦。枣阳新市人。1935年考入武昌博文中学。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1938年春入党，7月参加湖北省委党员学习班学习。结业后历任枣北区委书记、襄樊郊区工委书记、光谷中心县委组织部长等职。1939年9月调任当阳县委书记。1940年8月与王全国一起策动荆南龙剑平大队200余人枪起义参加新四军。后任新四军15旅43团政治处主任、襄西中心县委书记，后改任中心县委副书记兼当阳县委书记，是襄西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1944年3月25日被叛徒杀害。

　　王全国 生年不详 宜城人。1938年入党，1939年调入当阳任当阳县委组织部长。1940年8月，与王建桥一起策动荆南龙剑平大队200余人枪起义加入新加军，并任该大队教导员。后调往鄂东任黄梅县委书记。建国后曾任湖北省委副书记、广东省委副书记兼大亚湾核电站党委书记、董事长。

　　龙剑平（1907-1942）荆门建阳驿人。1941年5月入党。大革命时期倾向革命，沦陷前任国民党荆门县十里铺区长，沦陷后，在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率领一个大队200余人枪起义参加新四军。曾任襄西独立团第一大队长、襄西行政委员会主席。1942年2月遭日伪军袭击牺牲。

　　洪范（1907-1982）原名洪维德。当阳慈化人。1927年在武汉考入北伐军学兵队。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1938年冬入党。历任当阳漳西区委书记、当阳县委组织部长、当阳坚持委员会书记、当阳县委书记等职，1943年秋与刘华廷等县委成员策动当阳伪军刘筱约部500余人枪加入了新四军，是当阳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后调任天潜沔县行委主席、县委书记等职。建国后住湖北省交通厅办公室副主任、商业厅人事处长、卫生厅医管局长、中南科学院人事处长、武汉科学分院图书馆长、顾问等职。1982年10月病逝。

　　刘华廷（1902-1946）当阳洪庙人。1926年9月参加了当阳城关起义。1927年初入党，土地革命失败后失掉组织关系，1938年10月重新入党。历任当阳县抗日民主政府第二区区长、县委统战部长兼县行委会主任、当阳县委书记、荆当办事处主任等职，是当阳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1945年10月襄西撤退时到襄南隐蔽，不久遭敌逮捕，后被敌转移到当阳。1946年5月23日被敌杀害。

　　童勋伯（1913— ）当阳慈化人。1938年10月入党。1939年以国民党联保主任身份掌握1个中队50余人枪的武装加入新四军。曾任襄西独立团中队长、第15旅43团3营营长，长期战斗在襄西敌后，为开辟和保卫襄西根据地作出了贡献。后任新四军五师第二军分区司令部参谋、训练科长、作战科长、15旅44团副参谋长、中原独立旅第1团参谋长等职。参加了宜沙战役。建国后历任恩施军分区团长、孝感军分区参谋长、湖北省军区副参谋长、顾问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82年按副军职离休。

　　贺炳炎（1913-1960）宜都人。1929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共产党。曾任红军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参加了长征。为湘鄂西苏区的创建作出了卓越贡献。后任八路军一二0师团长和358旅副旅长兼晋绥军区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襄南军分区司令员、江汉军区司令员、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副司令员和司令员等职。建国后任解放军第一军军长兼青海军区司令员、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四川军区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四川省委常委等。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60年在成都病逝。

　　廖汉生（1911-）土家族，湖南桑植人。1929年参加红军。1933年加入共产党。曾任红三军7师党委书记、9师政委。参加了长征。为湘鄂西苏区创建作出了贡献。后任红二方面军组织部长，第2师、第6师政委、八路军一二0师716团政委、第2旅代旅长、襄南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江汉军区政委、晋北野战军政委、西北野战军一纵队政委、第一野战军第一军政委。建国后历任青海军区政委、青海省委书记、西北军区副政委、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国防部副部长、北京军区政委、南京军区政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83年和1988年分别当选为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王海山，生卒年不详。曾任新四军第五师第15旅旅长，为襄西抗日根据地创建和襄西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作出了卓越贡献。建国后曾任湖北省副省长。

　　周志刚（1910-1998）江西永新人。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共产党。后任红九军团卫生部政委、陕甘宁边区独立师政治部主任。参加了长征。后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7团政委、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第3团、第6团政委、第五师第15旅政委、鲁南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鲁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鲁中南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建国后，历任鲁中南军区政委、第四步兵学校政委、湖北省军区政委、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曹玉清（1906-）湖南新晃人。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1929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共产党。后任红四方面军供给部科长。参加了长征。后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营长、五师15旅第45团团长、政委、中原军区第一纵队1旅副旅长、华北军区第十四纵队41旅旅长、第七十军209师师长。建国后历任志愿军师长、山西省兵役局局长、山西省军区参谋长、副司令。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朱立文（1909-1941）广西百色人。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共产党。参加了长征，曾任周恩来副主席警卫员。1938年调河南竹沟新四军8团留守处工作。后任鄂豫挺进纵队第3团、第5团参谋长、第6团团长，襄西指挥部指挥长，新四军五师第15旅副旅长等职。1941年12月25日在侏儒山战斗中牺牲。

　　杨子仿（1914-1941）四川成都人。1933年入国民党南京学兵队学习。1937年辗转到延安入“抗大”学习。1938年由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分配到竹沟工作后，任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6团参谋长、五师15旅43团参谋长。1941年4月于当阳香炉山对敌作战中牺牲。

　　张文津（1907-1946）原名张问津，又名张文俊。钟祥洋梓人。1937年赴延安抗大学习。后任应城抗日自卫总队参谋长兼第4支队长、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一团队团长。1940年春入延安中央马列学院学习。后任新四军第五师15旅参谋长，第一、第二军分区副司令员、参谋长，江汉军区副参谋长、国共和谈中原军区代表团上校代表等职，中原突围时任干部旅旅长。1946年8月在去西安谈判途中被胡宗南部扣押秘密杀害。

责任编辑：石江鹏 最后更新：2015-05-07 17:2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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