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复旦”到“相辉”：抗战后西部高等教育资源的开发
2024-08-07 14:53:21 来源：上海中山学社 文/袁森 点击： 复制链接
1945年抗战胜利，内迁西部的高等院校纷纷东返复员，西部地区则将面临教育资源流失、教育水平滑坡的挑战。一批内迁高校陆续在西部办起了多所新校。其中，由复旦大学校方联合在渝校友以及卢作孚、康心如等地方社会贤达创办的私立相辉学院就是典型代表。本文通过梳理相辉学院创办的历史，探讨西部高等教育资源开发对于战后中国社会的意义，进而开拓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的研究视野。
01、复旦大学的东返复员
全面抗战爆发后，复旦大学自上海向西迁移，于1938年5月落脚重庆北碚夏坝，提出要以北碚为新根基，制定“永久留川”的发展规划。
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该校已发展拥有文、理、法、商、农5个学院，22个系科组(新闻系与茶叶专修科尤为在渝办学之特色专业)，教职员工300余人，专任教授100人左右，学生2000余人，其中女学生约400人。复旦师生不仅把东部的优质教育资源导入西部，更注重加大对抗战建国和地方建设所需人才的培养力度，而且还组织师生以各种方式直接参与到全民族抗战之中。复旦大学的办学声誉也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发展成为享誉全国的著名高等学府和大后方的民主堡垒。
(一)复旦大学复员上海的经过
1945年9月，国民政府召开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会议通过《专科以上学校及研究机关复员案》，明确了关于高校复员的10条办法。
初时，复旦校方向教育部提出的东返复员地是无锡大雷嘴新校址，而教育则提出可迁到江苏东海县(今江苏连云港)，行政院和中央设计院则认为“不如迁移徐州或扬州”。对此，蒋介石示意教育部将新校址设于苏北地区。此后，在复旦大学校长章益等人的周旋及于右任、邵力子等政界校友的支持下，复旦校方提出的东返复员方案——“本校亟应东归，恢复立校。惟东移因无锡大雷嘴之面积虽广，建设需时非一年不能完成。故东归计划拟先迁回江湾校址作为过渡，俟将来无锡校舍筹备完成，再行陆续迁入”，得到国民政府的同意。
1945年11月26日，复旦大学上海补习部土木工程系和化学系先行搬回江湾上课。1945年12月16日章益主持召开复旦大学第16次校务会议，决定成立迁校委员会(复员设计委员会)，设委员会17人，聘请于右任、邵力子、叶楚伧、吴稚晖、钮惕生、陈立夫、钱新之、荣德生、顾一樵、薛明剑、吴南轩、郭任远12位社会贤达担任复员建校顾问。
1946年5月，教育部正式启动各校复员，复旦大学“照标准排在第二十名”，最快要等到在6月底才能启动搬迁。6月13日在北碚的复旦师生近3000人及档案、图书、设备，首批出发，复员工作在9月底基本结束。10月，复旦大学在江湾原校址复课。学校行政管理层也作了相应调整，章益继续任校长，林一民任教务长，芮宝公任训导长，何恭彦任总务长，何氏9月不幸去世后，芮宝公遂改任总务长，何德鹤任训导长。
1946年6月，复旦大学教育系全体师生东返复员上海前在复旦重庆北碚校园前集体合影
(二)复旦大学利用北碚所遗校产的初步计划
在基本确定复员回沪之时，复旦校方已开始把处置北碚校产的工作提上议事日程。1945年8月25日，章益校长提出：“然北碚夏坝校址，经营有年，不愿放弃，或留作本校校产一部。”与会的多数复旦教职员工提议：“东归后，此处可设分校供吸收一年级之四川籍学生肄读”。
1946年3月，章益校长明确提议，要利用学校留在北碚的校产创办新校，并邀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余井塘、胡健中、许绍棣等(均为复旦大学校友)，在重庆胜利大厦川盐银行公会商讨创办事宜。3月23日，复旦大学迁校委员会召开第四次会议，明确：“夏坝校舍，同学会拟定利用计划，将由四川校友借用创设相辉技艺专科学校”。创办相辉学院的提议也符合当时学校师生校友的预期。老校长李登辉在上海得知创办相辉学院之事，“欢慰之情溢于言表”，表示办学之事“与初意相合”。重庆复旦同学会则表示：“北碚规模为母校私立时代挣扎之心血，一草一木皆足以表示复旦精神之苦斗……故北碚基础复旦同人有充分理由作有益国家使用之措置。”
6月，相辉学院的各项筹备工作亦随即加快了进度。
02、相辉学院的创办始末
1946年7月，复旦校方就北碚校产的处理基本明确了方案：“依据部颁规定及国内各大学、农学院分区设立农事分场之前例，本大学应请准在夏坝分设农场。”同月，在复旦大学校董、民生公司总经理、北碚乡村建设主导者卢作孚等多位热心教育的川籍人士支持下，重庆复旦同学会经复旦校方授意，全面推进相辉学院筹备工作。7月18日，重庆复旦同学会组织召开执监(理事监事)联席会议，明确相辉学院筹备工作的几个基本原则问题:
“本会发起创设私立相辉学院，并就北碚黄桷树复旦大学旧址为校址。公推卢作孚、刘航琛、何北衡、康心如、杨成质、何乃仁、康心之、刘国钧、于右任、邵力子、钱新之、李登辉、吴南轩、余井塘、章友三15人为董事，并互推卢作孚、康心之、何北衡、章友三、钱新之为常务董事，卢作孚任董事长。”
同月，复旦大学总务长兼留渝办事处主任何恭彦按章益校长的授意，拟定了《国立复旦大学私立相辉学院合约》(草稿)，首次明确了北碚校产权仍归复旦大学，但以最优条件借与相辉学院办学之用。校刊《复旦》在1946年8月号的头版刊登了校刊主编何恭彦的《相辉学院》也就如何利用留渝校产的问题，正式向广大复旦师生及校友给出解决方案。
1946年8月是相辉学院筹备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一个月。卢作孚尽管婉拒了出任学院董事长的请求，但在8月2-10日两次以“相辉学院筹备主任”的名义电呈教育部，请求教育部同意该校能在9月完成招生并顺利开学。
1946年8月2日，著名实业家、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以相辉学院筹办主任之名致电国民政府教育部(手改稿)
同时，章益也极力运作相辉学院立案与招生事宜，他一方面致函于右任、邵力子、李登辉、钱新之、吴南轩，恳邀六君出任相辉学院校董。另一方面，章益专赴南京，与教育部长朱家骅面谈筹设相辉学院事宜，“结果圆满”。8月16日，章益致信相辉学院院长许逢熙，把其与朱家骅商谈准予相辉学院先行招生的好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了许氏。
1946年8月6日，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章益函邀于右任、邵力子、李登辉、钱新之、吴南轩出任相辉学院校董
8月下旬，相辉学院通过《大公报》面向社会公布了招生信息。
9月1日，相辉学院第一学期的招生工作在重庆、北碚同时进行，按最初计划招生人数控制在400人以内，但实际报考者超过了1800人。9月12日对外揭晓，共计录取550人。校方确定10月1日为开学日，10月4日起正式上课。设立文史学系、外文学系、经济学系、会计银行学系、农艺学系5个系科，此外还设有出版部、图书馆、体育卫生部、会计室、医务室等部门。
1946年11月20日，相辉学院补办开学典礼
1947年春，相辉学院通过春季招生，又招收了文史系、经济系新生各50名，学生人数超过600人。到1947年夏，该校计划增设法律系。遗憾的是，教育部对其办学自主权加以限制，要求该校只能办农科，并定名“相辉农学院”，其他系科应一律停办。
1947年7-8月间，为向教育部争取合法办学资格，时任该校董事长于右任亲自致函教育部，力陈该校成立一年来办学情况及所取得的不俗成绩，并提议将校名由“私立相辉学院”更名为“私立相辉文法学院”(新设立的法律系成为学院的主干系科，而办学成效显著的农艺系则成为附设专业)，以促成尽快获准立案。10月7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部令，准许相辉学院立案，正式更名为私立相辉文法学院。
到1949年8月，相辉学院在校学生规模已由成立之初的500余人发展到1800余人，教职员人数也超过200人，其中不乏吴宓、张默生、高亨、周通旦、梅远谋、方宗汉、白季眉、方敬、王文彬等知名学者。在当时西南地区私立高校中都属佼佼者。《大公报》撰文称赞：“相辉创办虽仅三个年头，但在各学院中，要算是最具有规模的一个学院。”
1948年4月24日，相辉学院就该院二年级优秀学生保送复旦就读致复旦大学的公函
03、从相辉学院透视西部高等教育资源开发的总体情况
相辉学院当时被社会舆论赞誉为复旦大学的“姊妹学校”。因此，相辉学院在办学初期不必另起炉灶，而是直接借鉴沿用复旦的教学模式和管理制度。例如，相辉学院继承了复旦完全学分制的教学模式，学生可以自由跨系选课，又承袭了复旦严格的课堂纪律与考试制度，提倡“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学风并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训练，因此相辉学院学生的学习氛围浓厚。此外，相辉学院还传承了复旦大学倡导学生体育运动和校园文化生活的办学特色，各类学生社团有百余个，成为了北碚地区体育健将的摇篮和民众文化活动开展的重要场所。
实际上，利用战时内迁高校所遗校产创办新校以承续教育“火种”绝非相辉学院这一孤例，而是在战后西部地区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社会现象。西部地区高等院校数量到1948年秋仍保有48所，占全国高等院校数的22.9%，而四川地区(含重庆)高等院校数量又在西部地区位居第一，占全国的10%，仍能保持西部教育文化中心的地位。
战后西部地区新办(含更名)的公私立高等院校竟超过20所，其中私立高等院校的数量更是占了很大比重;同时，从战后全国范围内新办的私立高等院校来看，定址西部地区的学校占了多数。换言之，西部地区私立高等院校发展在抗战胜利后的短短一两年时间内迎来了一波建设小高潮。
1948年3月4日，《申报》第6版刊登《复旦复员后的继承者——相辉学院巡礼》报道相辉学院办学情况
哪些因素影响着战后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轨迹?对此，笔者认为可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一)内迁高校复员后渴望延续战时办学成果并积极参与战后西部社会建设的强烈意愿
战后复员时，内迁高校大多对所遗西部的办学资源怀有深厚感情，加之国民政府出于其对教育界的“统治目的”，不准高校在异地办设分校，故而内迁高校纷纷运作各种社会资源筹划创办新校。此外，对于不少内迁高校而言，东返复员带来的次生问题便是出现大量青年学生因各种原因无法随校东返，而将面临无书可读的窘境。这也是触动内迁高校在原址创办新校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西部地方社会力量对于教育建设重要性的深刻认识与积极实践
全面抗战时期，沿海人才资源向内陆的战略大转移，客观上加快了西部地区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也促进了西部社会进一步认识到“人力物力同时并举”之于西部建设的重要性。而战后教育复员，更令西部地方力量感到忧心忡忡。因此，当内迁高校提出利用所遗校产创办新校时，地方社会力量几乎一边倒地给予最大支持。
(三)国民政府“教育均衡发展”策略及开发西部的政策影响
教育部对战后西部高等教育发展制定了具体方案，制定了《奖励内迁专科以上学校教员仍在后方继续服务案》，从维系师资力量的角度，提出“内迁机关人员有意愿留守者，可享受相关待遇”。到1947年1月，国民政府颁布《中华民国宪法》规定：“国家应注重各地区教育之均衡发展，并推行社会教育，以提高一般国民之文化水准，边远及贫瘠地区之教育文化经费，由国库补助之。”尽管如此，由于国民政府出于其“统治目的”，不允许高校在异地开设分校，且对私立高校的兴办从严管制，这导致西部私立院校的创办并未能享受到国民政府的教育政策红利，反而是在办学自主权、办学合法地位、日常办学经费支持等方面屡屡受限。同时，由于内战爆发，国民政府把有限的财力几乎都集中到了西部各主要国立院校上，兰州大学、昆明师范学院、兽医学院都是在这一时期创办的，重庆大学、四川大学、西北大学、贵州大学等校的办学规模也在抗战后短时间内得以快速扩张。
04、结 语
抗战胜利后，全国上下渴望和平建国的呼声高涨，“教育建国”成为凝聚全社会力量的重要思想共识。尽管国民政府、地方政府、社会力量、内迁高校等不同主体都出于以“教育现代化”牵引推动“国家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来推动战后西部高等教育的继续发展，但各自立场不同，所掌握的资源不一，所采取的策略与行动各异，这就导致了以“教育现代化”牵引推动“国家现代化”的实际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当各方力量在某些方面达成一致时，就能形成有利于教育事业继续前进的合力，反之则会形成限制教育事业发展的阻力。
（作者：袁森，江苏南京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抗日战争史、中国高等教育史、企业史。）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4-08-07 15: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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